第四，在1931年至1945年毛澤東革命路線戰勝王明錯誤路線的鬥爭中，莫斯科在總體上是支持毛澤東的。50年代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也得到「蘇聯老大哥」的「無私援助」，壓製黨內對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不滿情緒，也在情理之中。
第五，1956年蘇共二十大及之後，赫魯雪夫掀起反對史達林個人迷信的運動。劉少奇、鄧小平在當年的中共八大上也提出防止中共黨內的個人迷信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惕。他堅決維護史達林的崇高地位，提出「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史達林辯護」。[20]在這種情況下，批判史達林，揭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顯然是不可能的。
第六，大革命中，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的那些文件，隻有他們的代表和陳獨秀等少數人知道，而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在大革命失敗後又被莫斯科嚴密地封鎖了起來。與此相反，當時執行共產國際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卻歷歷在目，被反覆引用。於是，當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把失敗責任全推在陳的身上，說他違背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指示時，陳獨秀就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1991年蘇聯解體，過去封存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年、1998年，這套檔案中有關1920～1927年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係統檔案，被翻譯介紹到中國，立即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鬆首先利用這批檔案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這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首次全麵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這時，筆者也已讀到公開出版的這批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震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研究。
恰巧，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上的三大機會主義讓步、汪陳宣言、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係列重大問題，針對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引起了當場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這次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麵人物來寫。」[21]
隨後，1999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由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7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再次重點宣傳了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檔案資料。會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把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護的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麵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誌手中。歷史學權威刊物《歷史研究》則發表了筆者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做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隻有一小部分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代表的監督下貫徹。所以，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它是大革命失敗時，史達林為推卸自己的責任、文過飾非的產物，應該予以徹底否定。
轉眼到了200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中國舉行了一係列隆重的紀念活動，也出版了很多黨史著作。其中，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全國黨校係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摒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審批、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史達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麵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隻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22]
第五，1956年蘇共二十大及之後，赫魯雪夫掀起反對史達林個人迷信的運動。劉少奇、鄧小平在當年的中共八大上也提出防止中共黨內的個人迷信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惕。他堅決維護史達林的崇高地位，提出「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史達林辯護」。[20]在這種情況下，批判史達林，揭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顯然是不可能的。
第六，大革命中，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中共中央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的那些文件，隻有他們的代表和陳獨秀等少數人知道，而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在大革命失敗後又被莫斯科嚴密地封鎖了起來。與此相反，當時執行共產國際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卻歷歷在目，被反覆引用。於是，當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把失敗責任全推在陳的身上，說他違背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許多指示時，陳獨秀就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1991年蘇聯解體，過去封存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年、1998年，這套檔案中有關1920～1927年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係統檔案，被翻譯介紹到中國，立即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鬆首先利用這批檔案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這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首次全麵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這時，筆者也已讀到公開出版的這批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震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研究。
恰巧，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上的三大機會主義讓步、汪陳宣言、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係列重大問題，針對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引起了當場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這次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麵人物來寫。」[21]
隨後，1999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由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7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再次重點宣傳了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檔案資料。會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把著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護的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麵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誌手中。歷史學權威刊物《歷史研究》則發表了筆者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做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隻有一小部分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代表的監督下貫徹。所以，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它是大革命失敗時，史達林為推卸自己的責任、文過飾非的產物，應該予以徹底否定。
轉眼到了200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中國舉行了一係列隆重的紀念活動，也出版了很多黨史著作。其中，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全國黨校係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摒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審批、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史達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承認：「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麵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隻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