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日的後見之明來看，固有的現實觀念與史料文本之間的差距，使這個「典範」的形成過程本身有頗多可堪質疑之處。這裏所謂「質疑」，一是源於對蔡元培一生內心相互衝撞的理想憧憬與現實挫折的切己體察，二是源於對蔡元培與北大作為學界領袖盛名之下逐漸顯露出的無力與無奈的閱讀經歷。因此，本書最終之立意並不僅停留在整理和詮釋蔡元培諸多教育理念與實踐的思想淵源與邏輯思路本身，而是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在充分認識與理解的基礎上，揭示了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如何被記憶、被重構、被追憶的過程。
毫無疑問，蔡元培是人們俗語裏常說的「好人」。他年少得誌，學問與事功都可稱當世俊傑；他雖身居高位，聲名遠播，卻能身正令行，無論是麵對波詭雲譎之政治界，還是派係紛亂之教育界，都自有一番原則與操守；他性情溫和，處處為他人著想，平日待人接物極為友善，使人如沐春風。不過，也正是因為他待人友善，且聲望極盛，故而不時被人「包圍」，常有人利用其聲望做文章，使其陷入左右為難之境地。
吳稚暉曾評價蔡元培是「以周公型之人物，處武侯型之時勢」，故而感慨其未能有「彰彰之成就」，言語之中惋惜之情盡現。[3]吳氏之言恐怕隻注意到了此中頗為消極的一麵，而忽視了「武侯型之時勢」帶來的無限可能性。蔡元培在實際出長北大的五年半時間內，以傳統與域外的雙重經驗革新北大，並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北大的學風與品格。但是，蔡元培及北大學界領袖地位得以確立，也受到當時北大特殊的辦學條件、政治環境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從實際影響看，蔡元培自1923年僅名義上擔任校長期間亦未從北大的歷史敘事裏消失。圍繞著時人或勸阻其辭職，或請求其復職，蔡元培「不合作主義」的方式及「毀譽聽之」的態度，為人們自主詮釋蔡元培提供了自由想像的空間，也不斷修正著人們對蔡元培的認識。1940年蔡元培逝世後的各種紀念儀式因紀念者利益和立場的不同，使有關記憶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被提升至精神層麵，愈來愈成為一種象徵。
總而言之，從縱向的歷時性變化來看，本書在梳理蔡元培何以成為學界領袖的基礎上，圍繞著蔡元培的多次辭職（即1923年、1926年及1928年）進行分析，希望回答的是這位擔任北大校長僅僅五年有半的蔡先生，為什麽在其離校多年之後還能受到北大師生的愛戴，又是怎樣的力量促使他們喊出北大「非蔡不可」的口號。在是否回校重長北大的問題上，當事者、旁觀者的評價和觀察，都是分析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形象變遷的一麵鏡子。在蔡元培與北大師生、蔡元培與社會輿論的各種互動之中，其形象變遷之線索也大致被勾勒出來。蔡元培一生多次的辭職、去留之間的抉擇，使得其形象一直處於變動之中。
從橫向上看，本書從三個層麵來詮釋北大校長蔡元培形象的生成和變化：首先是作為被記憶者的蔡元培對歷史記憶形成的主動影響，蔡元培在世期間始終是其形象和記憶的塑造主體；其次是與蔡元培有交集或不同時代的參與者（各校師生、社會輿論等）對歷史記憶建構過程的影響；最後是關鍵性事件對歷史記憶形成的影響。前兩個層麵呈現的是同心圓結構，處於核心的是作為記憶主體的蔡元培，其外圍為不同參與者基於記憶主體的不同建構；兩者互相作用，亦互為因果。關鍵性事件則是這一同心圓的半徑，一方麵勾連記憶主體與記憶的參與者，另一方麵是觀察歷史記憶形成及其蔡元培形象變遷的切入之處。
本書將具體考察下限劃定在1949年，是因研究時間及精力所限，並非表示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歷史記憶和形象變化的終結。實際上，因循時間的流動，直至今日，相關的歷史記憶仍在不斷修正已有的含義，同時又不斷生成新的意義。從學理上分析，根據處理歷史與現實之間時間性（temporality）關係的不同，歷史記憶所建構的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聯繫實際存在兩種維度，一種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連續性，它確保了過去的主導地位；另一種則是非連續性，它以現在的態度為中心，貶低過去以肯定現在的價值。[4]隨著1949年之後新中國政治風潮的起伏與大學觀念的變換，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大致以1978年為界，分別呈現出非連續性與連續性的不同特點。而且，與當下現實在時間上愈是接近，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愈是被特別強化其連續性的一麵，具體表現為對蔡元培革新北大歷史的過程被不斷重複地敘述。特別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紀念前後，對蔡元培實際長校期間歷史的敘說也帶有了更鮮明的時代印記，越來越多與當下大學發展中的諸多現實問題聯繫在一起。
圍繞著中國大學精神的熱烈討論，使蔡元培成了「曝光率」位列前茅的近代大學校長之一。蔡元培在北大革新時所倡導的諸多理念被視為大學精神與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繼續被符號化解讀。其背後實際關聯的是研究者的學術取向、研究立場與基本的歷史觀念。若進一步分析這些看似繁榮的「研究」，則會發現，它們或是流於歷史事實的簡單羅列，或是限於歷史掌故的獵奇閱讀，嚴謹深入的學術研究似並不多見。
毫無疑問，蔡元培是人們俗語裏常說的「好人」。他年少得誌，學問與事功都可稱當世俊傑；他雖身居高位，聲名遠播，卻能身正令行，無論是麵對波詭雲譎之政治界，還是派係紛亂之教育界，都自有一番原則與操守；他性情溫和，處處為他人著想，平日待人接物極為友善，使人如沐春風。不過，也正是因為他待人友善，且聲望極盛，故而不時被人「包圍」，常有人利用其聲望做文章，使其陷入左右為難之境地。
吳稚暉曾評價蔡元培是「以周公型之人物，處武侯型之時勢」，故而感慨其未能有「彰彰之成就」，言語之中惋惜之情盡現。[3]吳氏之言恐怕隻注意到了此中頗為消極的一麵，而忽視了「武侯型之時勢」帶來的無限可能性。蔡元培在實際出長北大的五年半時間內，以傳統與域外的雙重經驗革新北大，並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北大的學風與品格。但是，蔡元培及北大學界領袖地位得以確立，也受到當時北大特殊的辦學條件、政治環境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深刻影響。從實際影響看，蔡元培自1923年僅名義上擔任校長期間亦未從北大的歷史敘事裏消失。圍繞著時人或勸阻其辭職，或請求其復職，蔡元培「不合作主義」的方式及「毀譽聽之」的態度，為人們自主詮釋蔡元培提供了自由想像的空間，也不斷修正著人們對蔡元培的認識。1940年蔡元培逝世後的各種紀念儀式因紀念者利益和立場的不同，使有關記憶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被提升至精神層麵，愈來愈成為一種象徵。
總而言之，從縱向的歷時性變化來看，本書在梳理蔡元培何以成為學界領袖的基礎上，圍繞著蔡元培的多次辭職（即1923年、1926年及1928年）進行分析，希望回答的是這位擔任北大校長僅僅五年有半的蔡先生，為什麽在其離校多年之後還能受到北大師生的愛戴，又是怎樣的力量促使他們喊出北大「非蔡不可」的口號。在是否回校重長北大的問題上，當事者、旁觀者的評價和觀察，都是分析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形象變遷的一麵鏡子。在蔡元培與北大師生、蔡元培與社會輿論的各種互動之中，其形象變遷之線索也大致被勾勒出來。蔡元培一生多次的辭職、去留之間的抉擇，使得其形象一直處於變動之中。
從橫向上看，本書從三個層麵來詮釋北大校長蔡元培形象的生成和變化：首先是作為被記憶者的蔡元培對歷史記憶形成的主動影響，蔡元培在世期間始終是其形象和記憶的塑造主體；其次是與蔡元培有交集或不同時代的參與者（各校師生、社會輿論等）對歷史記憶建構過程的影響；最後是關鍵性事件對歷史記憶形成的影響。前兩個層麵呈現的是同心圓結構，處於核心的是作為記憶主體的蔡元培，其外圍為不同參與者基於記憶主體的不同建構；兩者互相作用，亦互為因果。關鍵性事件則是這一同心圓的半徑，一方麵勾連記憶主體與記憶的參與者，另一方麵是觀察歷史記憶形成及其蔡元培形象變遷的切入之處。
本書將具體考察下限劃定在1949年，是因研究時間及精力所限，並非表示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歷史記憶和形象變化的終結。實際上，因循時間的流動，直至今日，相關的歷史記憶仍在不斷修正已有的含義，同時又不斷生成新的意義。從學理上分析，根據處理歷史與現實之間時間性（temporality）關係的不同，歷史記憶所建構的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聯繫實際存在兩種維度，一種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連續性，它確保了過去的主導地位；另一種則是非連續性，它以現在的態度為中心，貶低過去以肯定現在的價值。[4]隨著1949年之後新中國政治風潮的起伏與大學觀念的變換，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大致以1978年為界，分別呈現出非連續性與連續性的不同特點。而且，與當下現實在時間上愈是接近，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愈是被特別強化其連續性的一麵，具體表現為對蔡元培革新北大歷史的過程被不斷重複地敘述。特別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紀念前後，對蔡元培實際長校期間歷史的敘說也帶有了更鮮明的時代印記，越來越多與當下大學發展中的諸多現實問題聯繫在一起。
圍繞著中國大學精神的熱烈討論，使蔡元培成了「曝光率」位列前茅的近代大學校長之一。蔡元培在北大革新時所倡導的諸多理念被視為大學精神與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繼續被符號化解讀。其背後實際關聯的是研究者的學術取向、研究立場與基本的歷史觀念。若進一步分析這些看似繁榮的「研究」，則會發現，它們或是流於歷史事實的簡單羅列，或是限於歷史掌故的獵奇閱讀，嚴謹深入的學術研究似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