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參閱張艷《五四運動闡釋史研究（1919～1949）》，第66～107頁。
[94] 《社論：「五四」勖青年》，《中央日報》1940年5月4日，第2版。
[95] 王星拱：《「五四」的回憶》，《世界學生》第1卷第5期，1942年5月，第3頁。另有黃季陸：《蔡元培先生與國父的關係》，《傳記文學》第5卷3期，1964年9月。
[96] 羅誌田：《歷史記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近代中國史學十論》，第173頁。
[97] 張曉唯：《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第 216～228頁。
[98] 楊廉：《讀書不忘救國 救國不忘讀書 現在有實行之必要——楊廳長廉廿日在讀書運動講演大會報告》，《安徽政務月刊》第6期，1935年4月，第58～60頁。
[99] 《社論：紀念蔡先生》，《中央日報》1943年3月5日，第2版。
[100] 《社論：蔡孑民先生的警語》，《中央日報》1947年5月4日，第2版。
[101] 《社論：念五四·看當今》，《中央日報》1948年5月4日，第2版。
[102] 「中央日報出版gg」，《申報》1928年2月1日，第1版。
[103]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下冊（2），第527頁。
[104] 《短評：追悼蔡孑民先生》，《新中華報》1940年3月12日，第1版。
[105]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第487～488頁。
[106]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五四反思與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第5頁。
[107] 本段及下段皆出自《社論：悼蔡孑民先生》，《新華日報》1940年3月24日，第1版。
[108] 艾思奇：《共產黨與知識分子》，《艾思奇全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731頁。
[109] 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0、618頁。
[110] 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56頁。
[111] 《哀穆的空氣中追悼蔡元培吳承仕》，《新中華報》1940年4月19日，第3版。
[112] 吳玉章：《紀念蔡孑民先生》，《中國文化》第1卷第2號，1940年4月，第49頁。
[113] 本段引文皆出自《社論：懷念蔡孑民先生》，《新華日報》1943年3月5日，第2版。
[114] 胡繩：《爭民主的戰士永生》，《新華日報》1945年1月11日，第3版。
[115] 《胡適校長論大學教育》，《大公報》1946年7月30日，第2版。
[116] 《傅斯年談北大復校》，《大公報》1946年5月6日，第3版。
[117] 艾治平：《聽胡適校長講演》，《山西文學》2006年第5期，第14～15頁。
[118] 《從北大的校慶說起》，《申報》1946年12月17日，第2版。
[119] 《北大紀念校慶》，《大公報》1946年12月18日，第3版。
[120] 胡適：《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教育》，中華書局，1998，第165～169頁。
[121] 《北大展覽五四史料》，《益世報》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2] 《北大五四紀念周結束》，《大公報》1947年5月8日，第3版；《北大展覽五四史料》，《益世報》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3] 胡適：《「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大公報》1947年5月4日，第3版。
[124] 〔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成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344頁。
[125] 《北大旅滬校友發起孑民圖書館》，《申報》1946年2月18日，第2版；《紀念北大五十周年》，《大公報》1948年3月25日，第3版。
[126] 李慶聰、吳晞編《北京大學孑民圖書室記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第3～4頁。
[127] 《大炮機槍聲中北大渡過校慶》，《申報》1948年12月18日，第2版。
[128] 《北大首腦忙逃難 校慶紀念欠熱鬧》，《益世報》1948年12月17日，第3版。
[129] 葉向忠：《北大的情緣》，《北大歲月：1946～1949的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第397頁。
[130] 項子明：《回憶北大地下黨的一段組織史》，《北大歲月：1946～1949的記憶》，第363頁。
[131] 魯迅：《我觀北大》，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第287～288頁。
餘論
「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恐怕是談論近代中國大學最難繞過的話題。蔡元培曾說過，「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1]正是他在校期間的諸項革新，一掃官僚養成所之風，才奠定了北京大學的品格與靈魂。如果以民國教育變革的實際結果為標準，無論是其傾注心血的北京大學，還是超軼於政治的教育行政製度設想，在現實的衝擊下，或改弦更張，或灰飛煙滅，在這個意義上，蔡元培無疑是個「失敗者」。但是，蔡元培卻一直被視作近代以來中國大學校長的「典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典範」與其說是從蔡元培的道德抑或事功層麵而言，毋寧說是指他自晚清至民國的漫長經歷中所持有的獨立精神與人生境界。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其在改革北大期間所持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之道，不僅成為近代大學追求的辦學理念，也被視為「蔡元培精神的象徵」[2]，不斷地被紀念、被追憶，也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
[94] 《社論：「五四」勖青年》，《中央日報》1940年5月4日，第2版。
[95] 王星拱：《「五四」的回憶》，《世界學生》第1卷第5期，1942年5月，第3頁。另有黃季陸：《蔡元培先生與國父的關係》，《傳記文學》第5卷3期，1964年9月。
[96] 羅誌田：《歷史記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近代中國史學十論》，第173頁。
[97] 張曉唯：《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第 216～228頁。
[98] 楊廉：《讀書不忘救國 救國不忘讀書 現在有實行之必要——楊廳長廉廿日在讀書運動講演大會報告》，《安徽政務月刊》第6期，1935年4月，第58～60頁。
[99] 《社論：紀念蔡先生》，《中央日報》1943年3月5日，第2版。
[100] 《社論：蔡孑民先生的警語》，《中央日報》1947年5月4日，第2版。
[101] 《社論：念五四·看當今》，《中央日報》1948年5月4日，第2版。
[102] 「中央日報出版gg」，《申報》1928年2月1日，第1版。
[103]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下冊（2），第527頁。
[104] 《短評：追悼蔡孑民先生》，《新中華報》1940年3月12日，第1版。
[105] 〔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第487～488頁。
[106]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五四反思與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第5頁。
[107] 本段及下段皆出自《社論：悼蔡孑民先生》，《新華日報》1940年3月24日，第1版。
[108] 艾思奇：《共產黨與知識分子》，《艾思奇全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731頁。
[109] 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0、618頁。
[110] 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56頁。
[111] 《哀穆的空氣中追悼蔡元培吳承仕》，《新中華報》1940年4月19日，第3版。
[112] 吳玉章：《紀念蔡孑民先生》，《中國文化》第1卷第2號，1940年4月，第49頁。
[113] 本段引文皆出自《社論：懷念蔡孑民先生》，《新華日報》1943年3月5日，第2版。
[114] 胡繩：《爭民主的戰士永生》，《新華日報》1945年1月11日，第3版。
[115] 《胡適校長論大學教育》，《大公報》1946年7月30日，第2版。
[116] 《傅斯年談北大復校》，《大公報》1946年5月6日，第3版。
[117] 艾治平：《聽胡適校長講演》，《山西文學》2006年第5期，第14～15頁。
[118] 《從北大的校慶說起》，《申報》1946年12月17日，第2版。
[119] 《北大紀念校慶》，《大公報》1946年12月18日，第3版。
[120] 胡適：《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薑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教育》，中華書局，1998，第165～169頁。
[121] 《北大展覽五四史料》，《益世報》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2] 《北大五四紀念周結束》，《大公報》1947年5月8日，第3版；《北大展覽五四史料》，《益世報》1947年5月5日，第4版。
[123] 胡適：《「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大公報》1947年5月4日，第3版。
[124] 〔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成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第344頁。
[125] 《北大旅滬校友發起孑民圖書館》，《申報》1946年2月18日，第2版；《紀念北大五十周年》，《大公報》1948年3月25日，第3版。
[126] 李慶聰、吳晞編《北京大學孑民圖書室記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第3～4頁。
[127] 《大炮機槍聲中北大渡過校慶》，《申報》1948年12月18日，第2版。
[128] 《北大首腦忙逃難 校慶紀念欠熱鬧》，《益世報》1948年12月17日，第3版。
[129] 葉向忠：《北大的情緣》，《北大歲月：1946～1949的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第397頁。
[130] 項子明：《回憶北大地下黨的一段組織史》，《北大歲月：1946～1949的記憶》，第363頁。
[131] 魯迅：《我觀北大》，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第287～288頁。
餘論
「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恐怕是談論近代中國大學最難繞過的話題。蔡元培曾說過，「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1]正是他在校期間的諸項革新，一掃官僚養成所之風，才奠定了北京大學的品格與靈魂。如果以民國教育變革的實際結果為標準，無論是其傾注心血的北京大學，還是超軼於政治的教育行政製度設想，在現實的衝擊下，或改弦更張，或灰飛煙滅，在這個意義上，蔡元培無疑是個「失敗者」。但是，蔡元培卻一直被視作近代以來中國大學校長的「典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典範」與其說是從蔡元培的道德抑或事功層麵而言，毋寧說是指他自晚清至民國的漫長經歷中所持有的獨立精神與人生境界。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其在改革北大期間所持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之道，不僅成為近代大學追求的辦學理念，也被視為「蔡元培精神的象徵」[2]，不斷地被紀念、被追憶，也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