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拱的文章發表於1942年《世界學生》雜誌第5期。當期和接下來的第6期曾連續刊發了一組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包括吳稚暉、顧頡剛、許德珩、王芸生、羅家倫在內的「五四運動」當事人與親歷者都參與其中。對此，羅誌田先生曾進行過細緻的文本分析，特別指出，無論這次《世界學生》的文章是受國民黨「指示」而做，還是為了能使國民黨接受對五四的紀念而做，都屬於根據「當時需要」修改歷史記憶的舉措，並且除了顧頡剛外實際上或多或少皆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立言。[96]相對來說，蔡元培一生黨派意識皆較為淡漠，即便是在晚年與國民黨關係最為親密的時期，其也將行動基本限定在「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範圍之內，甚至多次選擇以辭職為抗議。可以說，蔡元培一生皆保持了思想和政治上相當的獨立性，並不是完全為當權者的現實政治所左右。[97]而此時著意強調五四時期蔡元培的國民黨員身份，是在以現實的需要重塑過去的記憶。
1943年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時，《中央日報》的社論則通過對五四後蔡元培讀書救國之論的重新解讀，樹立了一個治學兼救國「典型」的蔡元培形象。社論先是肯定了蔡元培「是政治革命者，是大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而且不忘提及蔡元培「是中國國民黨的先進」，進而強調國民黨「革命的主義」與新教育的關係。接著社論轉入正題，從蔡元培五四之後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這個「平易的告誡」談起，告誡學生讀書就是為了求知求真理，必然要做到「有思想有器識，用思想與器識去役使技能」，尤其強調在抗戰的艱苦條件下堅持讀書的重要性。「讀書」與「救國」可謂蔡元培生前「名言」，從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的一貫態度來看，盡管他將讀書與救國並論，但相對來說更傾向於強調以學術救國。社論將蔡元培所提倡的教育概括為「自由教育」，教育方法是「求知與求真理」，並進而總結出蔡元培的「教育信條」是「真美善，教人家要救國要讀書，讀書不離開國家，將學與行合併為一」。「救國」與「讀書」都是相當寬泛的概念，而且自五四之後一直被各方勢力轉述和利用。早在1935年，安徽省教育廳廳長楊廉就曾以《讀書不忘救國 救國不忘讀書 現在有實行之必要》為題，在開展的「讀書運動」中告誡各校學生要以讀書為重，且不時以蔡元培作為讀書求學的榜樣。[98]五四運動之後，北大及其校長蔡元培在學界和青年之中的威望一時無人能及。國民黨此番社論則是在現實境遇之下將蔡元培的「名言」加以引申，最後更是提出了紀念蔡元培就是要求全國青年「要從蔡先生的典型中去治學與救國」，「國家的責任落在全國的青年雙肩上，全國青年應該永記蔡先生生前的詔示，『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99]
到了1947年「五四」紀念日，蔡元培當年留書出走之時引用《風俗通》中的「殺君馬者道旁兒」一句，也被《中央日報》社論借該日紀念的主題進行了重新詮釋。社論認為，蔡元培當年是因為「憂慮此純潔的愛國運動過度發展，將喪失其自發性」才決定辭職出走。而五四時代學生運動的特點是：「沒有隱秘的陰謀，沒有外來的操縱，隻有純潔的愛國熱忱，隻有堅強的真理信念。」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自發自覺的精神」，五四運動才會「對於科學思想民主政治和國民革命有偉大的影響」。社論將蔡元培此引語解釋為「學生運動激起了別人的同情，可是別人不負責任的鼓勵和慫恿，甚至於操縱和利用，必予青年學生以重大的損害」，並進而明確指出中共是在「製造並利用學生運動」，正是蔡元培所說的「道旁兒」。社論甚至還指責共產黨在學生群眾中發展，就是利用「抑製青年的自發和自覺性」的辦法，所以對青年學生提出告誡，要時刻「懷悟蔡先生『殺君馬者道旁兒』的警語」，「珍惜五四時代自發自覺的精神」。[100]
1948年「五四」紀念日，《中央日報》的社論還是舊話重提，再次強調了參與五四運動的學生的「心理是極純潔的，感情是極奔放的」，所以當時的學生才會「不為威脅，不為利誘，爭入監獄而不悔」。但是，學生是「純潔易受塵汙，感情容易用事」，蔡元培當時「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告誡，就是「要極力保持學運的純潔性」。社論利用蔡元培所說的「極誠摯而深刻」的話，對青年學生做出要求：「一定要堅持學生運動的自發性與自主性，不陶醉於道旁殺馬的歡呼，不迷惑於職業學生的騙局」，然後才能「維持五四的傳統，開展文化運動的前途」。[101]
《中央日報》創刊之際就將自己定位為「國民黨的喉舌」，要「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102]。自蔡元培逝世之後，該報圍繞著與蔡元培和五四運動相關的紀念，勾勒出了一個國民黨政治宣傳需要的蔡元培形象。它為了強調國民黨對五四運動的領導權，特別是精神層麵上的影響，而一再強調蔡元培的國民黨黨員身份，特別是作為國民黨黨員的蔡元培對北大以及由北大而發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締造之功。蔡元培出長北大的那段經歷，也因國民黨著意的歷史書寫而呈現出另一種色彩。
三 共產黨的紀念：五四運動的領導者
自蔡元培逝世之日起，遠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發起和組織了一些係列悼念活動。1940年3月7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向蔡元培家屬發出唁電錶示慰問，稱蔡元培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周恩來題寫輓聯曰：「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9日，中共中央也發出唁電：「先生為革命奮鬥四十餘年，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為勳勞卓著，培植無數革命青年，促成國共兩黨合作。」[103]3月12日，延安的《新中華報》發表短評，對蔡元培的評價與歷史定位有了更詳細的說明。短評表示：
1943年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時，《中央日報》的社論則通過對五四後蔡元培讀書救國之論的重新解讀，樹立了一個治學兼救國「典型」的蔡元培形象。社論先是肯定了蔡元培「是政治革命者，是大思想家，也是大教育家」，而且不忘提及蔡元培「是中國國民黨的先進」，進而強調國民黨「革命的主義」與新教育的關係。接著社論轉入正題，從蔡元培五四之後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這個「平易的告誡」談起，告誡學生讀書就是為了求知求真理，必然要做到「有思想有器識，用思想與器識去役使技能」，尤其強調在抗戰的艱苦條件下堅持讀書的重要性。「讀書」與「救國」可謂蔡元培生前「名言」，從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的一貫態度來看，盡管他將讀書與救國並論，但相對來說更傾向於強調以學術救國。社論將蔡元培所提倡的教育概括為「自由教育」，教育方法是「求知與求真理」，並進而總結出蔡元培的「教育信條」是「真美善，教人家要救國要讀書，讀書不離開國家，將學與行合併為一」。「救國」與「讀書」都是相當寬泛的概念，而且自五四之後一直被各方勢力轉述和利用。早在1935年，安徽省教育廳廳長楊廉就曾以《讀書不忘救國 救國不忘讀書 現在有實行之必要》為題，在開展的「讀書運動」中告誡各校學生要以讀書為重，且不時以蔡元培作為讀書求學的榜樣。[98]五四運動之後，北大及其校長蔡元培在學界和青年之中的威望一時無人能及。國民黨此番社論則是在現實境遇之下將蔡元培的「名言」加以引申，最後更是提出了紀念蔡元培就是要求全國青年「要從蔡先生的典型中去治學與救國」，「國家的責任落在全國的青年雙肩上，全國青年應該永記蔡先生生前的詔示，『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99]
到了1947年「五四」紀念日，蔡元培當年留書出走之時引用《風俗通》中的「殺君馬者道旁兒」一句，也被《中央日報》社論借該日紀念的主題進行了重新詮釋。社論認為，蔡元培當年是因為「憂慮此純潔的愛國運動過度發展，將喪失其自發性」才決定辭職出走。而五四時代學生運動的特點是：「沒有隱秘的陰謀，沒有外來的操縱，隻有純潔的愛國熱忱，隻有堅強的真理信念。」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自發自覺的精神」，五四運動才會「對於科學思想民主政治和國民革命有偉大的影響」。社論將蔡元培此引語解釋為「學生運動激起了別人的同情，可是別人不負責任的鼓勵和慫恿，甚至於操縱和利用，必予青年學生以重大的損害」，並進而明確指出中共是在「製造並利用學生運動」，正是蔡元培所說的「道旁兒」。社論甚至還指責共產黨在學生群眾中發展，就是利用「抑製青年的自發和自覺性」的辦法，所以對青年學生提出告誡，要時刻「懷悟蔡先生『殺君馬者道旁兒』的警語」，「珍惜五四時代自發自覺的精神」。[100]
1948年「五四」紀念日，《中央日報》的社論還是舊話重提，再次強調了參與五四運動的學生的「心理是極純潔的，感情是極奔放的」，所以當時的學生才會「不為威脅，不為利誘，爭入監獄而不悔」。但是，學生是「純潔易受塵汙，感情容易用事」，蔡元培當時「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告誡，就是「要極力保持學運的純潔性」。社論利用蔡元培所說的「極誠摯而深刻」的話，對青年學生做出要求：「一定要堅持學生運動的自發性與自主性，不陶醉於道旁殺馬的歡呼，不迷惑於職業學生的騙局」，然後才能「維持五四的傳統，開展文化運動的前途」。[101]
《中央日報》創刊之際就將自己定位為「國民黨的喉舌」，要「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102]。自蔡元培逝世之後，該報圍繞著與蔡元培和五四運動相關的紀念，勾勒出了一個國民黨政治宣傳需要的蔡元培形象。它為了強調國民黨對五四運動的領導權，特別是精神層麵上的影響，而一再強調蔡元培的國民黨黨員身份，特別是作為國民黨黨員的蔡元培對北大以及由北大而發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締造之功。蔡元培出長北大的那段經歷，也因國民黨著意的歷史書寫而呈現出另一種色彩。
三 共產黨的紀念：五四運動的領導者
自蔡元培逝世之日起，遠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發起和組織了一些係列悼念活動。1940年3月7日，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向蔡元培家屬發出唁電錶示慰問，稱蔡元培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周恩來題寫輓聯曰：「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9日，中共中央也發出唁電：「先生為革命奮鬥四十餘年，為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為勳勞卓著，培植無數革命青年，促成國共兩黨合作。」[103]3月12日，延安的《新中華報》發表短評，對蔡元培的評價與歷史定位有了更詳細的說明。短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