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蔡元培生前學界友人撰寫的回憶錄和思想傳記，也以更易流傳的書冊形式開啟了勾畫蔡元培人生歷程的序幕，也延續了對蔡元培的歷史記憶。1943年，為配合重慶各界為蔡元培逝世三周年舉行的紀念活動，重慶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高乃同（平叔）編著的《蔡孑民先生傳略》（以下簡稱《傳略》），並於紀念大會之前特意在《中央日報》頭版刊登銷售gg，以擴大影響。[83]高平叔編著的《傳略》隻是抱著「給讀者一個簡短的參考」的初衷，但由吳稚暉、朱家驊作序，黃炎培撰寫跋語，並經過翁文灝、朱家驊、吳稚暉、王雲五、蔣夢麟等人詳加校閱，從中仍可看出寄予了諸多參與者的無盡哀思。《傳略》收錄了由蔡元培口述的個人生平記錄《蔡孑民先生傳略》（上）（蔡先生口述，黃世暉記）、《蔡孑民先生傳略》（下）（蔡先生口述，高平叔記），還有蔡元培生前好友王雲五、蔣維喬二人的追憶文章《蔡孑民先生的貢獻》《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以及蔡元培生前自敘《我在教育界的經驗》《我在北京大學的經驗》。[84]
《蔡孑民先生傳略》編就之後，編者高平叔也在序言中表示過擔心，因為連他自己「也嫌它寫得太簡略，不足以表達蔡先生於萬一」，但若「能引起讀者加深對於蔡先生的認識與學習」，「那也就算是如願以償了」。《傳略》出版後，葉聖陶曾特別向青年人推薦，正是看到書中「大部是自敘性質的文字，平實的寫下去，沒有什麽誇飾裝點，可是在種種事為之中，自然表現他（指蔡元培——引者注）的崇高的人格」。[85]曾是南社社員的陸丹林也特別肯定了此書對基本材料的選擇。他認為，《傳略》收錄的各篇文章包含了蔡元培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分析，做到了對蔡元培主客觀兩方麵的綜合介紹，同時又經過詳細的校訂，「可說是空穀足音，使人蛩然而喜」，便不由自主地會將蔡元培視為「立身處世的模楷」。[86]
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時，曾任《越風》半月刊主編的黃萍蓀，也選取了「記敘先生性情之文若幹篇」集為《蔡孑民先生紀念集》，由浙江研究社公開出版。《紀念集》收錄了文章33篇，其中包括《蔡孑民先生傳略》（蔡孑民口述、黃世暉記）、《敬悼吾師蔡孑民先生》（黃炎培）、《紀念蔡孑民先生》（柳亞子）、《蔡孑民先生的著述》（許地山）、《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陳獨秀）、《悼蔡孑民先生》（朱家驊）、《蔡先生與新中國》（梁漱溟）等文。黃萍蓀在序言中表示，此前讀韓愈《原性》「知人之於七情」一節而曾有「人之於性，性之使情，竟有若是其難」之嘆，而當他讀到蔡元培的好友門生所述「行宜習尚品性之文凡若幹篇」時，便頗有感觸，認為：「近世唯先生之情，能超然不受性之所趨，豈真有合於（韓）退之所謂動而處其中者在耶？」具體來說，即是「行事抱樂觀，過難無難色，是其喜也；憤而疾俗，起而革命，怒也；政見不合，惕然而去，懼也；士無賢不肖，教之不疲，愛也；絕鄉願，去偽學，惡世之所惡，惡也；研舊學，闡新知，孜孜不倦，欲也」。之所以要編這樣的文集，也有把蔡元培視為道德楷模的考慮，要使當時之人「知先生之自由今日者，於學問道德而外，尚有得於古之所難得者在焉」。[87]
同一年，蔡尚思的《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也已經完稿。盡管書稿因種種緣由未能立即公開出版，但從選材、體例上看，其仍不失為對時人眼中蔡元培形象的一種記錄。蔡尚思在1950年此書出版的自序中回憶寫作的初衷，就是要使「讀者看了本書，不但等於看他的全集，而且比看他的全集更能得其體係和要領。又本書既然到處從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去看蔡元培先生，所以同時也就可以當作『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大要』去看」。[88]這部三十多萬字的學術思想傳記盡力搜羅了有關蔡元培的各類見聞、書報刊載的蔡元培著述和各類搜集到的文稿等材料，在第一時間對蔡元培做了總結。蔡尚思認為，蔡元培「最為難能可貴之處，就是「不因年齡之老而後退，不因地位之高而妥協，不因年老位高而不虛心請教，不因兼容並包而無中心宗旨，雖反對舊道德而仍注重自身的修養，雖非專門研究而終不失為開山祖師」。概括說來就是，「思想多向前，年少年老一致；精神大無畏，在朝在野相同」。蔡元培的特色就在於「思想的前進」「功業的偉大」「人格的高尚」「學問的廣博」，做到了學問與思想二者合一，可謂「重要的一個宗師」。
在1941年寫成的「序例」中，蔡尚思表示要運用「新邏輯新史觀」，「用歷史的態度，社會的眼光，來論述先生的一切」，所以他選擇以「學術思想傳記」的方式來組織整部著作。他在序言中特別解釋了「學術思想傳記」幾個不同層麵上的含義：第一，包括了「學術思想」與「傳記」兩大部分；第二，可理解為「側重學術思想方麵的一種傳記」；第三，雖以學術為範圍，而「在實際上卻仍側重思想（廣義的思想），尤以教育、政治、經濟、哲學、美學、宗教等各種思想與方法為主要」；第四，循已有先例稱為「傳記」；第五，涉及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眾多人物，故以「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為副名。蔡尚思此書盡管以「學術思想」為主題之一，不過，客觀地說，在具體行文之中卻並未將其設想完全貫徹。綜觀整部著作，與其說大部分篇章是在討論蔡元培在各個學科學術上的具體貢獻，不如說更偏重於討論蔡元培之於各學科的影響。蔡元培學界領袖的地位正是通過能對眾多學科的設立與發展產生影響而體現出來的。
《蔡孑民先生傳略》編就之後，編者高平叔也在序言中表示過擔心，因為連他自己「也嫌它寫得太簡略，不足以表達蔡先生於萬一」，但若「能引起讀者加深對於蔡先生的認識與學習」，「那也就算是如願以償了」。《傳略》出版後，葉聖陶曾特別向青年人推薦，正是看到書中「大部是自敘性質的文字，平實的寫下去，沒有什麽誇飾裝點，可是在種種事為之中，自然表現他（指蔡元培——引者注）的崇高的人格」。[85]曾是南社社員的陸丹林也特別肯定了此書對基本材料的選擇。他認為，《傳略》收錄的各篇文章包含了蔡元培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分析，做到了對蔡元培主客觀兩方麵的綜合介紹，同時又經過詳細的校訂，「可說是空穀足音，使人蛩然而喜」，便不由自主地會將蔡元培視為「立身處世的模楷」。[86]
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時，曾任《越風》半月刊主編的黃萍蓀，也選取了「記敘先生性情之文若幹篇」集為《蔡孑民先生紀念集》，由浙江研究社公開出版。《紀念集》收錄了文章33篇，其中包括《蔡孑民先生傳略》（蔡孑民口述、黃世暉記）、《敬悼吾師蔡孑民先生》（黃炎培）、《紀念蔡孑民先生》（柳亞子）、《蔡孑民先生的著述》（許地山）、《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陳獨秀）、《悼蔡孑民先生》（朱家驊）、《蔡先生與新中國》（梁漱溟）等文。黃萍蓀在序言中表示，此前讀韓愈《原性》「知人之於七情」一節而曾有「人之於性，性之使情，竟有若是其難」之嘆，而當他讀到蔡元培的好友門生所述「行宜習尚品性之文凡若幹篇」時，便頗有感觸，認為：「近世唯先生之情，能超然不受性之所趨，豈真有合於（韓）退之所謂動而處其中者在耶？」具體來說，即是「行事抱樂觀，過難無難色，是其喜也；憤而疾俗，起而革命，怒也；政見不合，惕然而去，懼也；士無賢不肖，教之不疲，愛也；絕鄉願，去偽學，惡世之所惡，惡也；研舊學，闡新知，孜孜不倦，欲也」。之所以要編這樣的文集，也有把蔡元培視為道德楷模的考慮，要使當時之人「知先生之自由今日者，於學問道德而外，尚有得於古之所難得者在焉」。[87]
同一年，蔡尚思的《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也已經完稿。盡管書稿因種種緣由未能立即公開出版，但從選材、體例上看，其仍不失為對時人眼中蔡元培形象的一種記錄。蔡尚思在1950年此書出版的自序中回憶寫作的初衷，就是要使「讀者看了本書，不但等於看他的全集，而且比看他的全集更能得其體係和要領。又本書既然到處從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去看蔡元培先生，所以同時也就可以當作『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大要』去看」。[88]這部三十多萬字的學術思想傳記盡力搜羅了有關蔡元培的各類見聞、書報刊載的蔡元培著述和各類搜集到的文稿等材料，在第一時間對蔡元培做了總結。蔡尚思認為，蔡元培「最為難能可貴之處，就是「不因年齡之老而後退，不因地位之高而妥協，不因年老位高而不虛心請教，不因兼容並包而無中心宗旨，雖反對舊道德而仍注重自身的修養，雖非專門研究而終不失為開山祖師」。概括說來就是，「思想多向前，年少年老一致；精神大無畏，在朝在野相同」。蔡元培的特色就在於「思想的前進」「功業的偉大」「人格的高尚」「學問的廣博」，做到了學問與思想二者合一，可謂「重要的一個宗師」。
在1941年寫成的「序例」中，蔡尚思表示要運用「新邏輯新史觀」，「用歷史的態度，社會的眼光，來論述先生的一切」，所以他選擇以「學術思想傳記」的方式來組織整部著作。他在序言中特別解釋了「學術思想傳記」幾個不同層麵上的含義：第一，包括了「學術思想」與「傳記」兩大部分；第二，可理解為「側重學術思想方麵的一種傳記」；第三，雖以學術為範圍，而「在實際上卻仍側重思想（廣義的思想），尤以教育、政治、經濟、哲學、美學、宗教等各種思想與方法為主要」；第四，循已有先例稱為「傳記」；第五，涉及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眾多人物，故以「蔡元培與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為副名。蔡尚思此書盡管以「學術思想」為主題之一，不過，客觀地說，在具體行文之中卻並未將其設想完全貫徹。綜觀整部著作，與其說大部分篇章是在討論蔡元培在各個學科學術上的具體貢獻，不如說更偏重於討論蔡元培之於各學科的影響。蔡元培學界領袖的地位正是通過能對眾多學科的設立與發展產生影響而體現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