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學術界的紀念：「立身處世的模楷」
與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後由國家統一組織的紀念活動不同，1940年到1949年之間，和蔡元培密切相關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皆是由中央研究院與北大同學會出麵舉辦的。組織者的改變，同時帶來了紀念形式與主題的變化。
1941年3月5日，即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際，中央研究院與北大重慶同學會師生在重慶中央圖書館舉行周年公祭。與祭者二百餘人。繼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委員吳稚暉、陳立夫、翁文灝等人均發表了演說，追述了蔡元培生前德行功業。中央大學農學院還特意贈送公祭紀念樹兩株，由北大校友代表親植於會場附近。同時，在渝北大師生亦議決自行籌措經費建立蔡元培紀念堂，陳列蔡元培生平研究所用之中外書籍等。[68]
1943年3月5日，適逢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中央研究院和重慶北大同學會又組織「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大會」，於右任、吳稚暉、邵力子、陳立夫、張道藩等四百餘人到會。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帶領行祭禮後，又由吳稚暉講演「蔡先生之生平」、蔣夢麟講述「蔡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之貢獻」。大會還議決此後於每年改為蔡元培誕辰（1月11日）之日舉行紀念。[69]同日，《中央日報》以《紀念蔡先生》為題發表了社論，並開闢了《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專版，刊發了吳稚暉、朱家驊、陶孟和、汪敬熙、陶希聖等人的追念文章。所述仍以追述蔡元培生平事跡為主。[70]
到了1945年1月初，蔡元培誕辰紀念形式又有變化，蔡元培生平事跡回顧與學術講演結合起來進行。每年由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中推定一人，或請院外專家一人或數人舉行專門演講，演講詞均由中研院負責付印出版。[71]當年的紀念即由於右任報告「蔡元培先生之生平」，同時由李四光發表學術講演。[72]同年3月，受到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影響而在成都創辦的美術期刊《新藝》月刊，也以「紀念蔡孑民先生逝世五周年」為主題，分別刊登了蔡尚思的《蔡孑民先生的生平》與署名「覺玄」的陳中凡的紀念文章《蔡孑民先生和美育》。[73]
1946年，正值蔡元培八十周年冥誕。中央研究院與重慶北大同學會依照歷年舊例舉辦紀念會。由傅斯年演講「蔡先生北京大學時期」、丁燮林演講「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時期」，並由中研院評議員吳有訓做學術演講。[74]
而到了完成復員工作後的1947年，蔡元培誕辰紀念則被安排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分院舉行。到會者有邵力子、段錫朋、吳有訓、徐中舒等約八十人，由中研院總幹事薩本棟主持，傅斯年等人做了報告。除了簡短的紀念儀式之外，紀念的主題已經走出了單純的情感抒發和感慨，開始關注現實生活層麵的問題，如開始著手進行蔡元培生前著述手跡的收集整理工作、處理各類善後事宜以及為蔡元培製作塑像等。[75]1947年4月，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決議，予蔡元培以國葬。[76]5月，國葬令正式發布，宣布蔡元培為「興邦耆宿，群士導師，昇平致力教育文化事業，於國家貢獻偉大，貽澤至深」。[77]不過，因經費及戰爭的影響，蔡元培的國葬最終未能舉行。
1948年1月11日，中研院及北京大學南京同學會聯合舉行蔡元培誕辰紀念會。到會者有陳雪屏、田培林、何聯奎、楊鍾健、程希孟、薩本棟等200餘人。首先由朱家驊演講中研院、北大歷史及現狀。繼由李濟發表學術演講。[78]3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開第二屆評議會第三、四次會議，除了選舉出首屆院士81人之外，也通過了《蔡元培紀念辦法》，共計7條，主要包括：在中研院評議會內設立蔡元培學術紀念委員會；設立蔡元培學術獎章、獎學金；中研院每年於蔡元培誕辰舉行紀念會及學術講演；等等。[79]同年6月9日，正值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紀念，雕塑大師劉開渠雕刻的蔡元培銅像於當日在中研院正式揭幕。蔡元培夫人周峻女士特意從上海趕至南京，行揭幕禮。[80]
與之前全國範圍的紀念相比，1940年之後紀念的參與者雖仍不乏國家政權中心的核心人物，但他們大多是以中央研究院成員或北大人的身份參加，而不是為了履行國家行政命令。作為組織者的中央研究院與北京大學，更多的是將相關紀念主題限定於回顧與追憶蔡元培生前對文化、教育方麵的貢獻。此外，學術演講與報告方式的引入，契合了中央研究院與北大作為學術研究與傳播機構的定位，也增添了紀念活動的學術色彩。對於中央研究院與北大來說，這些紀念蔡元培的後續活動仍是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時的紀念儀式的自然延續，整個紀念過程中的參與者、紀念主題、紀念方式雖有些許調整，但總體上仍持續了原有的集體認知，也達成了揚·阿斯曼所言的通過「共同擁有的文化意義的循環促生了一種『共識』」。[81]
蔡元培出長北大與創建中央研究院的經歷，仍是參與者不斷敘述和追憶的主要話題。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和中研院院長的學者與道德表率形象，正是在這樣的紀念空間與紀念參與者的作用之下凸顯出來。記憶的傳承，除了通過紀念儀式獲得的回憶之外，回歸日常生活之後，「隻要一種儀式促使一個群體記住能夠強化他們身份的知識，重複這個儀式實際上就是傳承相關知識的過程」。[82]
與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後由國家統一組織的紀念活動不同，1940年到1949年之間，和蔡元培密切相關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皆是由中央研究院與北大同學會出麵舉辦的。組織者的改變，同時帶來了紀念形式與主題的變化。
1941年3月5日，即蔡元培逝世一周年之際，中央研究院與北大重慶同學會師生在重慶中央圖書館舉行周年公祭。與祭者二百餘人。繼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委員吳稚暉、陳立夫、翁文灝等人均發表了演說，追述了蔡元培生前德行功業。中央大學農學院還特意贈送公祭紀念樹兩株，由北大校友代表親植於會場附近。同時，在渝北大師生亦議決自行籌措經費建立蔡元培紀念堂，陳列蔡元培生平研究所用之中外書籍等。[68]
1943年3月5日，適逢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中央研究院和重慶北大同學會又組織「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大會」，於右任、吳稚暉、邵力子、陳立夫、張道藩等四百餘人到會。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帶領行祭禮後，又由吳稚暉講演「蔡先生之生平」、蔣夢麟講述「蔡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之貢獻」。大會還議決此後於每年改為蔡元培誕辰（1月11日）之日舉行紀念。[69]同日，《中央日報》以《紀念蔡先生》為題發表了社論，並開闢了《蔡孑民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特刊》專版，刊發了吳稚暉、朱家驊、陶孟和、汪敬熙、陶希聖等人的追念文章。所述仍以追述蔡元培生平事跡為主。[70]
到了1945年1月初，蔡元培誕辰紀念形式又有變化，蔡元培生平事跡回顧與學術講演結合起來進行。每年由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員中推定一人，或請院外專家一人或數人舉行專門演講，演講詞均由中研院負責付印出版。[71]當年的紀念即由於右任報告「蔡元培先生之生平」，同時由李四光發表學術講演。[72]同年3月，受到蔡元培「美育代宗教」影響而在成都創辦的美術期刊《新藝》月刊，也以「紀念蔡孑民先生逝世五周年」為主題，分別刊登了蔡尚思的《蔡孑民先生的生平》與署名「覺玄」的陳中凡的紀念文章《蔡孑民先生和美育》。[73]
1946年，正值蔡元培八十周年冥誕。中央研究院與重慶北大同學會依照歷年舊例舉辦紀念會。由傅斯年演講「蔡先生北京大學時期」、丁燮林演講「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時期」，並由中研院評議員吳有訓做學術演講。[74]
而到了完成復員工作後的1947年，蔡元培誕辰紀念則被安排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分院舉行。到會者有邵力子、段錫朋、吳有訓、徐中舒等約八十人，由中研院總幹事薩本棟主持，傅斯年等人做了報告。除了簡短的紀念儀式之外，紀念的主題已經走出了單純的情感抒發和感慨，開始關注現實生活層麵的問題，如開始著手進行蔡元培生前著述手跡的收集整理工作、處理各類善後事宜以及為蔡元培製作塑像等。[75]1947年4月，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決議，予蔡元培以國葬。[76]5月，國葬令正式發布，宣布蔡元培為「興邦耆宿，群士導師，昇平致力教育文化事業，於國家貢獻偉大，貽澤至深」。[77]不過，因經費及戰爭的影響，蔡元培的國葬最終未能舉行。
1948年1月11日，中研院及北京大學南京同學會聯合舉行蔡元培誕辰紀念會。到會者有陳雪屏、田培林、何聯奎、楊鍾健、程希孟、薩本棟等200餘人。首先由朱家驊演講中研院、北大歷史及現狀。繼由李濟發表學術演講。[78]3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開第二屆評議會第三、四次會議，除了選舉出首屆院士81人之外，也通過了《蔡元培紀念辦法》，共計7條，主要包括：在中研院評議會內設立蔡元培學術紀念委員會；設立蔡元培學術獎章、獎學金；中研院每年於蔡元培誕辰舉行紀念會及學術講演；等等。[79]同年6月9日，正值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紀念，雕塑大師劉開渠雕刻的蔡元培銅像於當日在中研院正式揭幕。蔡元培夫人周峻女士特意從上海趕至南京，行揭幕禮。[80]
與之前全國範圍的紀念相比，1940年之後紀念的參與者雖仍不乏國家政權中心的核心人物，但他們大多是以中央研究院成員或北大人的身份參加，而不是為了履行國家行政命令。作為組織者的中央研究院與北京大學，更多的是將相關紀念主題限定於回顧與追憶蔡元培生前對文化、教育方麵的貢獻。此外，學術演講與報告方式的引入，契合了中央研究院與北大作為學術研究與傳播機構的定位，也增添了紀念活動的學術色彩。對於中央研究院與北大來說，這些紀念蔡元培的後續活動仍是1940年蔡元培逝世之時的紀念儀式的自然延續，整個紀念過程中的參與者、紀念主題、紀念方式雖有些許調整，但總體上仍持續了原有的集體認知，也達成了揚·阿斯曼所言的通過「共同擁有的文化意義的循環促生了一種『共識』」。[81]
蔡元培出長北大與創建中央研究院的經歷，仍是參與者不斷敘述和追憶的主要話題。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和中研院院長的學者與道德表率形象，正是在這樣的紀念空間與紀念參與者的作用之下凸顯出來。記憶的傳承，除了通過紀念儀式獲得的回憶之外，回歸日常生活之後，「隻要一種儀式促使一個群體記住能夠強化他們身份的知識，重複這個儀式實際上就是傳承相關知識的過程」。[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