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言，各地追悼祭奠的參與者，以及各紀念專刊撰寫追思文章的作者，絕大多數都有多重身份。特別是自1927年以後，南京國民政府在技術性層麵的外交、經濟和教育領域引入部分非國民黨籍的技術專家型知識分子，像翁文灝、丁文江等不少知識界的一流學者都開始參與到實際政治中，由「議政」而至「參政」，行走於政學兩界。[64]傳統士人政學本是合而為一，隻是民國之後才漸有分途，但在心態上卻往往糾結於傳統士人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蔡元培曾力倡政學分開，更傾向於做一個純粹的學人。所以，當年他一入北大便費盡心力地向學生灌輸求學不是為了做官的觀念。不過，蔡元培後來的現實境遇卻並未能完全如其設想，而是時時處處陷入為學為政的衝突之中。
若從另一角度看，蔡元培紀念儀式的參與者呈現出的這種多重身份，正好與蔡元培生前亦學亦政的經歷相對應。由於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資源，不同身份的參與者分別凸顯出其生前不同的麵相：一個是參與創建民國與積極為抗戰事業奔走的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另一個則是作為北大校長與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紀念的主題也根據參與者而呈現出不同的選擇：有的是在抗戰建國主題之下強調蔡元培作為凝聚民眾精神導師的政治意義，有的是追述蔡元培在近代教育學術發展中承前啟後的特殊貢獻。蔡元培在港去世，消息突然，紀念儀式參與者此時的敘述，大多帶有親炙者個人的情緒情感體驗，通過回憶與蔡元培交往的各種細節，構建起一個以學術與道德救國的長者形象。在各大報紙雜誌集體追憶的作用之下，蔡元培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與兼容中外的思想氣度得到最為集中的再現與梳理。蔡元培的生命也以基於交往記憶的形式延續下來。
揚·阿斯曼指出，儀式的作用就是「要使集體的認同體係保持活躍而不至於陷入停滯狀態」。通過儀式，那些「與認同相關的知識傳達給了每個參與者」。[65]綜觀包括蔡元培公祭追悼儀式以及報紙雜誌的集體追憶在內的紀念儀式，無論是更多出於現實情勢考慮的政治權威力量，還是相對單純的教育學術界，都以各自的現實需要強調蔡元培某一麵的特有品質。得益於這些參與者的多重身份，有關紀念主題的政治與學術的不同取向得以以調和的方式共存。不過，這種並存隻是圍繞著紀念活動而暫時存在，隨著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這種短暫的平衡被打破了。
第三節 作為思想資源的「蔡元培」
自蔡元培去世之後，關於北大校長蔡元培歷史記憶的變遷，不僅是學術界追思往事以應對現實的一種方式，也與現實政治的起伏密切相關。處於不同政治立場的不同群體皆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紀念儀式之中，而蔡元培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好成為各方為自身利益而展開的重新詮釋歷史之爭奪的思想資源。由於蔡元培在晚清至民國時期特殊的身份與地位，特別是與北大以及近代知識分子的密切關係，如何定位和評價蔡元培一生的功過是非，便成為國共兩黨都需要麵對的問題。本節所討論的問題是，在時人有意無意的宣揚與遮蔽之下，蔡元培以及五四前後的北大是如何被賦予追求獨立精神代表身份的。
1943年，即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時，《中央日報》社論開篇即有言：「蔡先生的生平，不是一言可盡，但是人人印象深處，有一個蔡先生，人人精神境界中，有一個蔡先生的典型。」[66]雖然紀念儀式發揮出的效力最直接體現在儀式性的場合，但儀式產生的潛在影響卻並不完全以此來衡量。從一定程度上說，紀念儀式帶來的情感與精神上的衝擊力是有限的，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消散，而後人不斷重新敘述、書寫與解讀的過程卻更持久、更易於映射出歷史記憶的流變。揚·阿斯曼提出，對亡者的回憶可以區分為「回溯性」（retrospektiv）與「前瞻性」（prospektiv）兩類。「回溯性的對亡者的回憶」，是指群體與亡者有共同生活，亡者被不斷帶入當下，並以此方式構建出一幅關於統一性和整體性的圖像，亡者自然而然地被納入此幅圖像之中。而前瞻性對亡者的回憶，受到文化的影響更大，注重的是「功績」、「名望」及其獲取的方式。[67]
作為五四期間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因國共兩黨對「五四運動」解釋權的紛爭而成為共同爭奪的思想資源。處於合作抗日之中的國共兩黨，其政治立場上的差別以及各自意識形態建構的需要，都影響了對歷史記憶的剪裁與取捨。特別是自1940年代起，隨著國內政治環境開始發生變化，蔡元培逝世紀念儀式中隱含的學術與政治的不同取向也由此日益顯現。這裏「不同取向」包含兩個層麵的含義：一個是指學術文化界與政界之間的差別，另一個則是指現實政治語境中國共兩黨之間的差別。圍繞著不同的紀念內容、不同的紀念途徑，學術文化界與國共兩黨這三方力量也構建出了不同側麵的蔡元培形象。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徊徨，這本是蔡元培最難以釋懷之事。蔡元培生前或為學或為政的選擇，皆與其當時所處環境、心態與立場相關聯，也是內在統一於蔡元培個人複雜的生活世界之中的。不過，在蔡元培身後的各色紀念中，這樣的統一卻被人為地割裂開來，對蔡元培的紀念更多時候凸顯和強調的隻是其複雜人生經歷的一麵而已，甚至不乏非此即彼的絕然論斷。
若從另一角度看，蔡元培紀念儀式的參與者呈現出的這種多重身份，正好與蔡元培生前亦學亦政的經歷相對應。由於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資源，不同身份的參與者分別凸顯出其生前不同的麵相：一個是參與創建民國與積極為抗戰事業奔走的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另一個則是作為北大校長與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紀念的主題也根據參與者而呈現出不同的選擇：有的是在抗戰建國主題之下強調蔡元培作為凝聚民眾精神導師的政治意義，有的是追述蔡元培在近代教育學術發展中承前啟後的特殊貢獻。蔡元培在港去世，消息突然，紀念儀式參與者此時的敘述，大多帶有親炙者個人的情緒情感體驗，通過回憶與蔡元培交往的各種細節，構建起一個以學術與道德救國的長者形象。在各大報紙雜誌集體追憶的作用之下，蔡元培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與兼容中外的思想氣度得到最為集中的再現與梳理。蔡元培的生命也以基於交往記憶的形式延續下來。
揚·阿斯曼指出，儀式的作用就是「要使集體的認同體係保持活躍而不至於陷入停滯狀態」。通過儀式，那些「與認同相關的知識傳達給了每個參與者」。[65]綜觀包括蔡元培公祭追悼儀式以及報紙雜誌的集體追憶在內的紀念儀式，無論是更多出於現實情勢考慮的政治權威力量，還是相對單純的教育學術界，都以各自的現實需要強調蔡元培某一麵的特有品質。得益於這些參與者的多重身份，有關紀念主題的政治與學術的不同取向得以以調和的方式共存。不過，這種並存隻是圍繞著紀念活動而暫時存在，隨著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這種短暫的平衡被打破了。
第三節 作為思想資源的「蔡元培」
自蔡元培去世之後，關於北大校長蔡元培歷史記憶的變遷，不僅是學術界追思往事以應對現實的一種方式，也與現實政治的起伏密切相關。處於不同政治立場的不同群體皆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紀念儀式之中，而蔡元培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好成為各方為自身利益而展開的重新詮釋歷史之爭奪的思想資源。由於蔡元培在晚清至民國時期特殊的身份與地位，特別是與北大以及近代知識分子的密切關係，如何定位和評價蔡元培一生的功過是非，便成為國共兩黨都需要麵對的問題。本節所討論的問題是，在時人有意無意的宣揚與遮蔽之下，蔡元培以及五四前後的北大是如何被賦予追求獨立精神代表身份的。
1943年，即蔡元培逝世三周年之時，《中央日報》社論開篇即有言：「蔡先生的生平，不是一言可盡，但是人人印象深處，有一個蔡先生，人人精神境界中，有一個蔡先生的典型。」[66]雖然紀念儀式發揮出的效力最直接體現在儀式性的場合，但儀式產生的潛在影響卻並不完全以此來衡量。從一定程度上說，紀念儀式帶來的情感與精神上的衝擊力是有限的，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消散，而後人不斷重新敘述、書寫與解讀的過程卻更持久、更易於映射出歷史記憶的流變。揚·阿斯曼提出，對亡者的回憶可以區分為「回溯性」（retrospektiv）與「前瞻性」（prospektiv）兩類。「回溯性的對亡者的回憶」，是指群體與亡者有共同生活，亡者被不斷帶入當下，並以此方式構建出一幅關於統一性和整體性的圖像，亡者自然而然地被納入此幅圖像之中。而前瞻性對亡者的回憶，受到文化的影響更大，注重的是「功績」、「名望」及其獲取的方式。[67]
作為五四期間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因國共兩黨對「五四運動」解釋權的紛爭而成為共同爭奪的思想資源。處於合作抗日之中的國共兩黨，其政治立場上的差別以及各自意識形態建構的需要，都影響了對歷史記憶的剪裁與取捨。特別是自1940年代起，隨著國內政治環境開始發生變化，蔡元培逝世紀念儀式中隱含的學術與政治的不同取向也由此日益顯現。這裏「不同取向」包含兩個層麵的含義：一個是指學術文化界與政界之間的差別，另一個則是指現實政治語境中國共兩黨之間的差別。圍繞著不同的紀念內容、不同的紀念途徑，學術文化界與國共兩黨這三方力量也構建出了不同側麵的蔡元培形象。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徊徨，這本是蔡元培最難以釋懷之事。蔡元培生前或為學或為政的選擇，皆與其當時所處環境、心態與立場相關聯，也是內在統一於蔡元培個人複雜的生活世界之中的。不過，在蔡元培身後的各色紀念中，這樣的統一卻被人為地割裂開來，對蔡元培的紀念更多時候凸顯和強調的隻是其複雜人生經歷的一麵而已，甚至不乏非此即彼的絕然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