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 《北大紀念會開幕盛況》，《大公報》1929年12月17日，第2張第5版。
[218] 《〈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37～438頁。
[219] 《傅斯年致蔡元培》，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劄》第1卷，第158頁。
第四章 紀念，1917～1949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歲的蔡元培走完了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旅程，溘然長逝。中國古語有「蓋棺論定」之說，但有關「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胡適語）的話題，並沒有隨著蔡元培的逝去而消散。盡管晚年的蔡元培麵對教育界紛爭主動選擇「毀譽聽之」的方式，但社會輿論對其不能挺身而出重長北大已有微詞。不過，隨著作為歷史中鮮活個體的蔡元培的離世，一切可能的言說和辯駁皆由此而逝，留下的隻是一段任人評說的過往。
傅斯年在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時曾表示：「也許蔡先生的傳記不應該在三年五載之內成就。因為，凡是一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其人品之正形，人格之全觀，在蓋棺未久之時，不特有心渲染和有意避忌者，要把是是非非說得顛顛倒倒；即在意誠氣平之人，也有些不能說的話，甚而至於有些看不出的道理。」[1]不過，傅斯年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所做的判斷，在時人追悼蔡元培的紀念之中卻顯得不合時宜。從某種意義上說，蔡元培的逝世更像是精神偶像的喪失。時人不斷重複地隆重祭奠和悼念，既是在尋找一種賢者逝去後的情感寄託，同時也含有承繼和延續蔡元培精神遺產的現實追求。
揚·阿斯曼指出，交往記憶是建立在「對剛剛逝去的過去的回憶」的基礎上。其典型範例是代際記憶，即「人們與同時代的人共同擁有的回憶」。這種記憶「在歷史演進中產生於集體之中」，「是隨著它的承載者而產生並消失的」。當其實體化的承載者死亡之後，它便讓位給一種新的記憶。[2]與蔡元培豐富多彩的一生相比，時人及後人對其出長北大經歷的追憶，更多是立足於現實回望，同時也是基於各自對蔡元培認識與理解的個人經驗。在與蔡元培有所交集的同時代人的眼中，「蔡元培」是一個完整的、鮮活的生命個體；而在那些與蔡元培並無交集的人眼中，蔡元培在北大的輝煌經歷已被載入史冊，成為中國大學的辦學典範。隨著時間的流逝，當那些在交往基礎上的對蔡元培的代際記憶逐漸消失之時，基於當下立場的新的解釋逐漸登場，其不同取向則續寫著人們對蔡元培的歷史記憶。
無論人、事或物，其開始與結束都被視為象徵除舊布新與代際更替的重要的時間點；而「開始」與「結束」之間的「過程」，也常以「周年」為單位，予以紀念。在新的紀年開始之時或舊的紀年結束之際，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常常融於一體，不斷被人們重新賦予意義。本章圍繞「紀念」這一主題進行討論，分析關於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如何通過生前的校慶紀念以及身後的逝世紀念等活動被不斷重述和重組，不同時代的敘事又呈現出怎樣的不同，以此勾勒出時人基於不同立場的追憶所顯現出的歷史複雜性。
第一節 北大校慶紀念中的「蔡元培」
北京大學舉行校慶紀念的提議最早出自校長蔡元培，而1917年12月17日首次帶有校慶性質的演講會則源於學生的建議。北京大學並不是近代中國大學之中最早舉辦紀念慶典的學校，不過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力，自此之後，周年校慶紀念會便伴隨著這所大學的成長，成為其歷史文化傳統的一部分。1949年之後，北大校慶悄然改期到5月4日的青年節，這一變化在當時並未引起什麽波瀾，而近四十年後有學者則將其解釋為「象徵著與老北大傳統的決裂」。[3]揚·阿斯曼指出，社會環境的改變使得根植於其中的回憶將被遺忘，而在新時代，有組織的回憶工作會代替「在社會交往中進行的回憶」，因此，新時代的文本不再不言自明，而是需要重新闡釋。[4]百餘年來，世事變幻，政權更替，從沙灘紅樓到未名湖畔，作為「校園風景中的永恆」（錢理群語）的蔡元培校長，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
有論者指出，在北大昔日的歷史傳統與今日的格局氣象中，蔡元培已經「內化成一種象徵與啟示」。[5]還有論者認為，蔡元培與北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出了純粹學術研究的範圍，走進傳說及神話的領域了」。[6]這些判斷大致不差。本節分別選取幾次規模較大的1949年之前北大校慶紀念中有關蔡元培的敘事作為討論對象，以校慶紀念刊、演講詞及宣傳材料為分析文本，[7]側重討論不同時代評價標準的變化如何影響到人們對蔡元培的歷史記憶，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的經典敘事如何形成，以及「蔡元培」又是怎樣在這個過程中與「大學精神」建立關聯的。
創設於1898年的北京大學，在建校初期近二十年的時間裏並沒有舉行過特別的慶典。紀念校慶的提議者蔡元培，本來的計劃是等到北大二十五周年之時以出版叢刊的方式加以慶祝。[8]但是1917年南洋公學和北京高師都舉行了風動一時的紀念活動，不甘落後的北大學生遂臨時起意，發起校慶紀念會。[9]因是臨時起意，故籌備時間頗為倉促，學校遂採納學生建議，採用演說會和發行紀念刊的形式來慶祝。[10]
17日的紀念會於午後2時在法科大講堂舉行。到會者先行攝影留念。為求整齊劃一效果，學生們都被要求穿著北大製服或乙種禮服（長袍大褂），以示莊重。校長蔡元培宣布開會並致辭。隨後，由專人演奏文科教授吳梅特為此次紀念會撰寫的《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歌》。接著開始演說，發言者除了蔡元培與北大學長、教授之外，還請來了曾任教育總長的範源廉，另有學生代表也發表了講話。時近薄暮方告散會。[11]
[218] 《〈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37～438頁。
[219] 《傅斯年致蔡元培》，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劄》第1卷，第158頁。
第四章 紀念，1917～1949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歲的蔡元培走完了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旅程，溘然長逝。中國古語有「蓋棺論定」之說，但有關「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胡適語）的話題，並沒有隨著蔡元培的逝去而消散。盡管晚年的蔡元培麵對教育界紛爭主動選擇「毀譽聽之」的方式，但社會輿論對其不能挺身而出重長北大已有微詞。不過，隨著作為歷史中鮮活個體的蔡元培的離世，一切可能的言說和辯駁皆由此而逝，留下的隻是一段任人評說的過往。
傅斯年在蔡元培逝世一周年時曾表示：「也許蔡先生的傳記不應該在三年五載之內成就。因為，凡是一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其人品之正形，人格之全觀，在蓋棺未久之時，不特有心渲染和有意避忌者，要把是是非非說得顛顛倒倒；即在意誠氣平之人，也有些不能說的話，甚而至於有些看不出的道理。」[1]不過，傅斯年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所做的判斷，在時人追悼蔡元培的紀念之中卻顯得不合時宜。從某種意義上說，蔡元培的逝世更像是精神偶像的喪失。時人不斷重複地隆重祭奠和悼念，既是在尋找一種賢者逝去後的情感寄託，同時也含有承繼和延續蔡元培精神遺產的現實追求。
揚·阿斯曼指出，交往記憶是建立在「對剛剛逝去的過去的回憶」的基礎上。其典型範例是代際記憶，即「人們與同時代的人共同擁有的回憶」。這種記憶「在歷史演進中產生於集體之中」，「是隨著它的承載者而產生並消失的」。當其實體化的承載者死亡之後，它便讓位給一種新的記憶。[2]與蔡元培豐富多彩的一生相比，時人及後人對其出長北大經歷的追憶，更多是立足於現實回望，同時也是基於各自對蔡元培認識與理解的個人經驗。在與蔡元培有所交集的同時代人的眼中，「蔡元培」是一個完整的、鮮活的生命個體；而在那些與蔡元培並無交集的人眼中，蔡元培在北大的輝煌經歷已被載入史冊，成為中國大學的辦學典範。隨著時間的流逝，當那些在交往基礎上的對蔡元培的代際記憶逐漸消失之時，基於當下立場的新的解釋逐漸登場，其不同取向則續寫著人們對蔡元培的歷史記憶。
無論人、事或物，其開始與結束都被視為象徵除舊布新與代際更替的重要的時間點；而「開始」與「結束」之間的「過程」，也常以「周年」為單位，予以紀念。在新的紀年開始之時或舊的紀年結束之際，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常常融於一體，不斷被人們重新賦予意義。本章圍繞「紀念」這一主題進行討論，分析關於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如何通過生前的校慶紀念以及身後的逝世紀念等活動被不斷重述和重組，不同時代的敘事又呈現出怎樣的不同，以此勾勒出時人基於不同立場的追憶所顯現出的歷史複雜性。
第一節 北大校慶紀念中的「蔡元培」
北京大學舉行校慶紀念的提議最早出自校長蔡元培，而1917年12月17日首次帶有校慶性質的演講會則源於學生的建議。北京大學並不是近代中國大學之中最早舉辦紀念慶典的學校，不過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力，自此之後，周年校慶紀念會便伴隨著這所大學的成長，成為其歷史文化傳統的一部分。1949年之後，北大校慶悄然改期到5月4日的青年節，這一變化在當時並未引起什麽波瀾，而近四十年後有學者則將其解釋為「象徵著與老北大傳統的決裂」。[3]揚·阿斯曼指出，社會環境的改變使得根植於其中的回憶將被遺忘，而在新時代，有組織的回憶工作會代替「在社會交往中進行的回憶」，因此，新時代的文本不再不言自明，而是需要重新闡釋。[4]百餘年來，世事變幻，政權更替，從沙灘紅樓到未名湖畔，作為「校園風景中的永恆」（錢理群語）的蔡元培校長，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
有論者指出，在北大昔日的歷史傳統與今日的格局氣象中，蔡元培已經「內化成一種象徵與啟示」。[5]還有論者認為，蔡元培與北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出了純粹學術研究的範圍，走進傳說及神話的領域了」。[6]這些判斷大致不差。本節分別選取幾次規模較大的1949年之前北大校慶紀念中有關蔡元培的敘事作為討論對象，以校慶紀念刊、演講詞及宣傳材料為分析文本，[7]側重討論不同時代評價標準的變化如何影響到人們對蔡元培的歷史記憶，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的經典敘事如何形成，以及「蔡元培」又是怎樣在這個過程中與「大學精神」建立關聯的。
創設於1898年的北京大學，在建校初期近二十年的時間裏並沒有舉行過特別的慶典。紀念校慶的提議者蔡元培，本來的計劃是等到北大二十五周年之時以出版叢刊的方式加以慶祝。[8]但是1917年南洋公學和北京高師都舉行了風動一時的紀念活動，不甘落後的北大學生遂臨時起意，發起校慶紀念會。[9]因是臨時起意，故籌備時間頗為倉促，學校遂採納學生建議，採用演說會和發行紀念刊的形式來慶祝。[10]
17日的紀念會於午後2時在法科大講堂舉行。到會者先行攝影留念。為求整齊劃一效果，學生們都被要求穿著北大製服或乙種禮服（長袍大褂），以示莊重。校長蔡元培宣布開會並致辭。隨後，由專人演奏文科教授吳梅特為此次紀念會撰寫的《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歌》。接著開始演說，發言者除了蔡元培與北大學長、教授之外，還請來了曾任教育總長的範源廉，另有學生代表也發表了講話。時近薄暮方告散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