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年下忱以為，先生如來，則真來；不來，則真不來。……真來的兩個條件：一人、二辦法。須於半年之內，能招致十個以上之教員，（新者）舊教員再有一部分回來，更須有幾個負責任的人，然後可以濟事。教務長、三科院長似皆不便仍舊，蓋舊者無非意在盤踞而已。……此一層實是難題。
辦法則有下列之要點。一、必與學生約，不胡亂管事，［二］、必與教員約，逐漸減少兼職，以至於無。
若不來，似亦不妨直說無辦法故不來，學生如不用功，教員如不辭兼職，來亦無益，等。如此，明達者或亦可諒也。
斯年不敢勸先生究竟就否，但願先生來亦積極，退亦積極，如走中間之一路，後來恐不可收拾耳。[214]
他還說，從感情論，蔡元培是「不可不來」，但就事實而言，一來「即須與固位者爭」。若隻是掛虛名，又會讓學生以為「雖蔡先生來亦不過爾爾」，從此愛戴之心付諸東流，反而使「譏誚者更振振有詞」。傅斯年站在蔡的立場考慮，所言確有見識，無論「人」還是「辦法」都不是那麽容易解決的事。7月底，蔡元培在日記中列出了一個北大主要人員名單，[215]可見其對回北大之事並不是沒有動過心，傅斯年所提之事也應仔細考慮籌劃過。最終，他仍選了一條偏向「中間」的道路——緩期回校。「九個月」的約定，看似時間明確，九個月中會發生什麽誰都無法預料，是否會有「特殊阻力」亦無法得知，這一承諾多少有些「鏡花水月」之感。不過，蔡元培同意出任校長的消息，仍不失為一劑安撫的良劑。此後，蔡元培忙於中央研究院事務，始終無暇回到北大。直到1930年9月19日，國府第94次會議議決，照準蔡元培辭職，遺缺由陳大齊代理，並於12月4日正式公布蔣夢麟為北大校長，北大另一個時代也由此開啟。[216]
小結
192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迎來了建校三十一年。對於歷劫重生的北京大學來說，急需一場鼓舞人心的集會以重振士氣。雖然並非大慶之年，但校慶紀念活動的規模仍甚為宏大。紀念會各項活動被安排到三天舉行，北大三院張燈結彩，遍懸彩旗。除了17日當日的紀念大會之外，各項成績展覽、學術演講、表演遊藝、運動比賽有條不紊地進行。[217]《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作為紀念大會的保留節目也按時出版。在滬休養的蔡元培，因病不能回北平參加紀念會。不過，他在校慶前一個月就完成了《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言的寫作，以文字表示慶祝。在序言中，他提醒全校同人注意兩點：一是「要去盡虛榮心，而發起自信心」；二是「要以學術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與一般概念中校慶主題的祥和之氣不同，他以頗為嚴厲的語氣說道：
有一部分的人，好引過去的歷史北大的光榮，尤以五四一役為口頭禪；不知北大過去中差強人意之舉，半由於人才之集中，半亦由於地位之特別。蓋當時首都僅有此惟一之國立大學，故於不知不覺中當艱難之沖，而隱隱然取得領袖之資格，而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則首都既已南遷。一市之中，大學林立，一國之中，大學更林立。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決不宜狃於已往的光榮，妄自尊大。要在有日進無疆的自信心，不憑藉何等地位，而自能嶄然露頭角。[218]
蔡元培雖然名義上仍擔任北大校長，但立論上隻談規勸學生專心學業，不再涉及對北大過往的總結和以後的計劃，言辭之間已經沒有了周年紀念刊序言中那樣的熱情和希望，更多的是洞徹時局之後的清醒與超然。
1920年代末期是北大歷史上頗為紛亂動盪的時期。軍閥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在接手北平教育界之時，都不敢對這所自認為引領學界風氣的學校掉以輕心。無論是劉哲對九校的改組還是北平大學區改革，雖然其出發點是對教育資源的整合與重組，但背後無疑也包含了占領北大的考慮，因此也有前後相繼的共通之處。北大與蔡元培被認為是一個理想時代的象徵。自1928年6月改名中華大學起到1929年9月蔡元培同意出任校長止，恢復校名、廢除北平大學區、要求蔡元培出長北大等一係列要求，始終貫徹抗議運動的始終。不同於以往北大師生聲勢浩大的「挽蔡」行動，北大教職員在這場運動中的聲音是十分微弱的，在此過程中扮演運動主導者、推動者角色的，是部分堅決主張復校的學生。但因其抗爭主題隻關乎北大一校之興衰，即便他們利用各種機會，試圖擴大該運動的影響力，卻未能如願掀起席捲全國的大風潮。這種落差一方麵帶來了學生群體內部的分化，另一方麵也使蔡元培與北大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隔膜。雖然蔡元培仍取其一貫的「不合作」態度，但其在1923年辭職時備受推崇的「不合作主義」，卻已被解釋為消極的「不作為」，輿論已經悄然改變了對蔡元培的評價立場。
對於蔡元培自己來說，這一時期也是其人生旅程中的重要轉折。1929年8月，當蔡元培尚在猶豫是否接任校長時，傅斯年來信談道：
以環境與先生不適之故及少人之故，先生於政治大體上未作積極之表顯，而於進退之際，或未得盡合時際之要求，故先生在世俗中之盛名，不復如昔。（即如去年先生去大學院，各地教育界並無如何表示。）此固不足計較，然一人聲名得如先生當年之地步，既非偶然且不容易，持此可以建樹事業，失之則吾等源源本本知其內外者，不能不發歷史的悲嘆。而此日北大同學熱烈歡迎先生者，無非瞻望典型，懷念前修，若無以滿足之，則先生在他們心中之信仰，必大為底略，如此則鄙夫易培基之黨可以振振有詞，而高陽相國日以爭經費為口說者，真成北大元勛矣。若要倒此田地，實竟不得不下台，而先生盛名最後之留餘地不復存矣。[219]
辦法則有下列之要點。一、必與學生約，不胡亂管事，［二］、必與教員約，逐漸減少兼職，以至於無。
若不來，似亦不妨直說無辦法故不來，學生如不用功，教員如不辭兼職，來亦無益，等。如此，明達者或亦可諒也。
斯年不敢勸先生究竟就否，但願先生來亦積極，退亦積極，如走中間之一路，後來恐不可收拾耳。[214]
他還說，從感情論，蔡元培是「不可不來」，但就事實而言，一來「即須與固位者爭」。若隻是掛虛名，又會讓學生以為「雖蔡先生來亦不過爾爾」，從此愛戴之心付諸東流，反而使「譏誚者更振振有詞」。傅斯年站在蔡的立場考慮，所言確有見識，無論「人」還是「辦法」都不是那麽容易解決的事。7月底，蔡元培在日記中列出了一個北大主要人員名單，[215]可見其對回北大之事並不是沒有動過心，傅斯年所提之事也應仔細考慮籌劃過。最終，他仍選了一條偏向「中間」的道路——緩期回校。「九個月」的約定，看似時間明確，九個月中會發生什麽誰都無法預料，是否會有「特殊阻力」亦無法得知，這一承諾多少有些「鏡花水月」之感。不過，蔡元培同意出任校長的消息，仍不失為一劑安撫的良劑。此後，蔡元培忙於中央研究院事務，始終無暇回到北大。直到1930年9月19日，國府第94次會議議決，照準蔡元培辭職，遺缺由陳大齊代理，並於12月4日正式公布蔣夢麟為北大校長，北大另一個時代也由此開啟。[216]
小結
192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迎來了建校三十一年。對於歷劫重生的北京大學來說，急需一場鼓舞人心的集會以重振士氣。雖然並非大慶之年，但校慶紀念活動的規模仍甚為宏大。紀念會各項活動被安排到三天舉行，北大三院張燈結彩，遍懸彩旗。除了17日當日的紀念大會之外，各項成績展覽、學術演講、表演遊藝、運動比賽有條不紊地進行。[217]《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作為紀念大會的保留節目也按時出版。在滬休養的蔡元培，因病不能回北平參加紀念會。不過，他在校慶前一個月就完成了《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序言的寫作，以文字表示慶祝。在序言中，他提醒全校同人注意兩點：一是「要去盡虛榮心，而發起自信心」；二是「要以學術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與一般概念中校慶主題的祥和之氣不同，他以頗為嚴厲的語氣說道：
有一部分的人，好引過去的歷史北大的光榮，尤以五四一役為口頭禪；不知北大過去中差強人意之舉，半由於人才之集中，半亦由於地位之特別。蓋當時首都僅有此惟一之國立大學，故於不知不覺中當艱難之沖，而隱隱然取得領袖之資格，而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則首都既已南遷。一市之中，大學林立，一國之中，大學更林立。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決不宜狃於已往的光榮，妄自尊大。要在有日進無疆的自信心，不憑藉何等地位，而自能嶄然露頭角。[218]
蔡元培雖然名義上仍擔任北大校長，但立論上隻談規勸學生專心學業，不再涉及對北大過往的總結和以後的計劃，言辭之間已經沒有了周年紀念刊序言中那樣的熱情和希望，更多的是洞徹時局之後的清醒與超然。
1920年代末期是北大歷史上頗為紛亂動盪的時期。軍閥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在接手北平教育界之時，都不敢對這所自認為引領學界風氣的學校掉以輕心。無論是劉哲對九校的改組還是北平大學區改革，雖然其出發點是對教育資源的整合與重組，但背後無疑也包含了占領北大的考慮，因此也有前後相繼的共通之處。北大與蔡元培被認為是一個理想時代的象徵。自1928年6月改名中華大學起到1929年9月蔡元培同意出任校長止，恢復校名、廢除北平大學區、要求蔡元培出長北大等一係列要求，始終貫徹抗議運動的始終。不同於以往北大師生聲勢浩大的「挽蔡」行動，北大教職員在這場運動中的聲音是十分微弱的，在此過程中扮演運動主導者、推動者角色的，是部分堅決主張復校的學生。但因其抗爭主題隻關乎北大一校之興衰，即便他們利用各種機會，試圖擴大該運動的影響力，卻未能如願掀起席捲全國的大風潮。這種落差一方麵帶來了學生群體內部的分化，另一方麵也使蔡元培與北大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隔膜。雖然蔡元培仍取其一貫的「不合作」態度，但其在1923年辭職時備受推崇的「不合作主義」，卻已被解釋為消極的「不作為」，輿論已經悄然改變了對蔡元培的評價立場。
對於蔡元培自己來說，這一時期也是其人生旅程中的重要轉折。1929年8月，當蔡元培尚在猶豫是否接任校長時，傅斯年來信談道：
以環境與先生不適之故及少人之故，先生於政治大體上未作積極之表顯，而於進退之際，或未得盡合時際之要求，故先生在世俗中之盛名，不復如昔。（即如去年先生去大學院，各地教育界並無如何表示。）此固不足計較，然一人聲名得如先生當年之地步，既非偶然且不容易，持此可以建樹事業，失之則吾等源源本本知其內外者，不能不發歷史的悲嘆。而此日北大同學熱烈歡迎先生者，無非瞻望典型，懷念前修，若無以滿足之，則先生在他們心中之信仰，必大為底略，如此則鄙夫易培基之黨可以振振有詞，而高陽相國日以爭經費為口說者，真成北大元勛矣。若要倒此田地，實竟不得不下台，而先生盛名最後之留餘地不復存矣。[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