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曾最初對此事的回應並不算積極,除了不在其位的原因之外,他深知如果學生問題處理不好,有可能使北平大學區風潮更趨惡化,因此他不似蔡元培等人直接批評學生,而是主張在和平解決的原則之下公事公辦,實際上是將難題推給了教育部,最後仍是要靠蔡元培和蔣夢麟出麵解決。此後雖有強行接收北大之舉,也是以「維繫國府威信」為名,要求軍警不攜任何武器、不帶皮帶,以避免與學生有所衝突。[135]已經不再擔任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選擇此時與北大學生直接對話,並將抗議行動定性為「舉動有違常規」,是出於對北大的「愛護之情,不後賢者」。他有意淡化風潮之嚴重程度,並不願見北大捲入學潮。他在給北大學生電文的最後還特意提及校長李石曾,稱其「德業高越」,還歷數其輝煌事跡:「昔教授北大,群情翕然;經綸教育,亦多宏業。又其輔弼總理,領袖倫彥,勤勞黨國,昭在有目。」希望學生長思遠囑,不必聽信空穴來風。[136]蔡、李二人此前因中華大學改名事嫌隙叢生,其雖被懷疑是李氏「蓄意」而為,但二人早年情誼甚篤,此後在政事上也有不少交集,再加上有吳稚暉從中調和,[137]此時關係尚未完全鬧僵。電文中對李石曾的推崇,並不隻是敷衍之詞。


    但派係之事最易成為解釋矛盾衝突的藉口,如報載消息稱:「李石曾與蔡元培素極重視北大地盤,李此次北上,蔡派對之不滿,此次反對李之學生,即與蔡有密切之關係。李未到校之前,即欲借證明學生學籍而開除一部分之學生,故學生輩打人先下手,反李之聲浪以啟。李氏一派,則主張表麵暫持不理主義,然內幕中活動頗緊。」[138]再聯繫到蔡、蔣電文開頭處即有「護校之舉曾得培等同意,雖知好事之徒,虛構讕言,別有用意」等語,可見當時流言之盛。[139]對此傳言,李石曾也站出來回應,北大事件與蔡有關隻是外界故意挑撥,繼而說道:「蔡與餘係老友,學潮發生後,曾來電慰餘,即可概見。」[140]自改名中華大學事起,蔡李兩係齟齬便已逐漸公開化。不管散播流言者是否有黨派色彩,抑或當事人是否自認存在派係之爭,流言漸起之勢都說明,蜀洛交鬧已成既定事實,甚至到了可以被利用的地步,對此後教育最高領導權的布置影響頗大。陳布雷在1930年接任教育部常務次長時就頗為躊躇,深感「將調和兩大勢力之間,尤為複雜而繁難」。他說:


    十一月接行政院秘書長電囑,即赴京一行,餘不明其故,即夜附車往,既至則知蔣公將自兼教育部長,而欲調餘人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組,由於李(石曾)、蔡(孑民)兩係之齟齬,石曾先生方麵常視蔣夢麟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對蔡不滿,且對於現代評論派之人物亦不滿,而諡之曰吉祥「胡同名」係),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勞動大學)、褚民誼(中法大學工學院)、鄭毓秀(上海法政學院)及蕭蘧(中法大學)、譚熙鴻等在平、滬等處辦學成績極不佳,且常蔑視教部法令,教部屢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為難堪,主張去蔣夢麟甚力,吳稚老於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於李,乃提議以高魯(天文學者)代蔣夢麟為教長,將通過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對甚力,即席聲言『高魯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豈不羞天下之士!』蔣公不得已,乃請於高魯未到任以前,由蔣公以行政院長名義自兼教育部長,而以李書華(潤章)為政務次長,潤章則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係統中為最純謹公正之人物也。[141]


    以陳布雷對1930年之後的觀察和判斷來討論1928年底的事件算不上十分妥當,但不到兩年的時間兩係衝突就已到了影響教育部正常運行的地步,甚至要靠蔣介石出來調和,可見其事態已經相當嚴重。輿論一向喜對黨爭內鬥之事捕風捉影,當爭鬥從局內人逐漸擴大為公共事件之時,無論當事人本身派係觀念是否深重,實際上都已沒有了置身事外的辯解機會,也很難阻擋流言傳播。有些時候,流言還有可能反過來對當事人產生影響,更偏向利用派係加以解釋,反而坐實了派係之事。


    李石曾在處理北大事件時特意對公眾強調與蔡元培關係密切,雖是出於消弭流言的目的,但或許也希望藉助蔡之威望為自己鋪路。李氏多年來雖也有意在教育界培植自己的勢力,但對爭奪北大始終有所顧慮。[142]他在推行北平大學區時所受阻礙,大部分來自北大師生的反對,其在北大師生中的聲望甚至還不如吳稚暉,遑論蔡元培。[143]在北大復校運動中,請蔡元培回平長校作為請願要求之一不斷被提及。因此,對於北平大學區風潮來說,局內人的決策固然會影響時勢走向,局外的北大師生和社會輿論,同樣也是不可忽視的「造勢者」。


    三 造勢者


    五四後教育界的政潮、教潮與學潮,常常互為因果,相伴而生。教育行政權力更迭頻繁的惡果之一,是辦學經費無以維繫,學校運行因此而中斷。比起教職員去留的抉擇,對於尚在求學階段的學生來說,無論是留下繼續學業還是轉投他處,都要付出更高代價。胡適曾經感慨五四後北大同人「死者死,殺者殺,逃者逃」,「北大久不為北大」。[144]北伐勝利及政權轉換終於給北大帶來新的轉機,恢復「北京大學」的名稱與建製,理所當然地成為北大教職員與學生的共同目標。北大師生與大學院/教育部的函電交馳,再加上麵陳利害,甚至是武力對抗,半年時間內北大始終處於名稱更替的過程之中,或多或少都與北大師生的抗爭有關。不過,抗議的過程充滿著變數,看似一致的目標背後逐漸顯露出教職員與學生的不同立場和訴求。五四後,學生已經儼然成為影響教育界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在1928年到1930年的復校過程中,部分學生表現得尤為積極,實際上主導了北大的復校運動。作為締造北大歷史的老校長,提議蔡元培重新長校是抗議初期復校宣言中頻繁出現的要求之一。不過,隨著北大復校之事久懸未決,社會輿論對蔡元培的「不作為」頗有微詞,他回校的可能越來越小,其與北大的關聯也逐漸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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