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淡出，1927～1930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北伐前夕的中國教育界，「亂象叢生」或許可算得上貼切。在軍閥政府控製之下，作為引領新文化運動的北京，逐漸失去了活力，不少學人紛紛南下，尋找新的出路。南北教育界之風氣隨之而變。1926年廣州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成立之時，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名義上仍然代表著中華民國教育最高行政權力。南北政局由對峙走向統一，教育亦受此影響經歷波折動盪。早在北伐之前，北京政府教育部就力圖扭轉頹勢，一意合併改組國立九校，雖反對之風潮一直未曾消歇，但改組後的京師大學校仍存在運行了近一年時間。此時的南方，作為北伐革命的大本營，又是另一番景象。從廣州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到中央教育行政委員會，再到大學院與大學區製的改革，北伐的節節勝利也給教育帶來了權力和利益的爭鬥與重組。
有學者早就觀察到，這段歷史「尚有待深入搜求和細緻梳理」，[1]這一看法時至今日仍未失其意義。1920年代後期，蔡元培迎來了事業上的又一「高峰」，曾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仍是身處高位之國府要員。看似達至人生巔峰的蔡元培，其此時的境遇卻頗為耐人尋味：他雖然希望構築遠離政治與派係的教育行政製度體係，但苦心維繫之大學院與大學區失敗的原因正是其著力避免政治與派係之爭；他雖然有意回歸北大，卻仍未能在一片挽留聲中如願以償。各方力量均想借重其在教育學術界無人能及之領袖地位，蔡元培被迫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讚譽者有之，詆毀者亦有之，別是一番滋味。這期間蔡元培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均開始有所下降，相應的選擇亦是被動多於主動。
這一時期形成的對蔡元培的不同歷史記憶，是與北平大學區風潮前後北大校長人選的爭論密切相關。首先，蔡元培是事件的核心，沒有他應時而變的抉擇，後續之討論便也無從談起。其次，蔡元培的友人、同僚等實際決策者大多占據要職，是左右事件發展方向的核心人物；但越是重大的決策，當事者越是諱莫如深，由此也給時人及後人帶來很大猜測與評論的空間。最後，北大教職員和學生是蔡元培回校一事的直接利益相關者。他們關注蔡元培的一舉一動，盼其回校的諸多呼籲也是出於真誠。相比於了解事件背後的隱情和體貼蔡元培內心之艱難，他們更在意自己的利益，難以接受其麵對時局之無所作為，所以適時轉變了立場和態度，並以此重新定義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
傅斯年曾說蔡元培此段時間的進退關乎「一生大節」，[2]但受到資料限製及研究視域的影響，以往對蔡元培1920年代後期經歷的討論，大多注重其政治活動以及擔任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的學術貢獻等相對「積極」的一麵，而對大學區製改革的失敗及其引發的學生風潮、參與「清黨」等討論，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或是不著任何筆墨，或是小心論證，強調此段經歷隻不過是其人生的「彎路」「歧途」，且不乏為其開脫辯護之詞，頗能顯現出後人對歷史記憶有意識地遮蔽和剪裁。
第一節 北伐前後的南北教育界
一 北方教育界：國立九校之改組
自五四之後，北京國立九校[3]可被視為北方教育界之代表。在張作霖執掌北京政權的一年時間裏，國立九校改組為京師大學是北方教育界之最大事件。其間，北大又進入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師生雖有不滿改組的抗爭，但不同利益訴求也使得群體間的分化日益明顯；同時，戰事日亟，政局走向並不明朗，更多人選擇靜待政局之變。
1927年6月，張作霖就任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任命潘復為國務總理，劉哲為教育部長。[4]8月4日，閣議通過教育部改組國立九校計劃。[5]推行改組主要是針對九校間「各不相謀」以致「名實不符，虛糜國帑」，擬將各校合併為「國立京師大學校」，分設文、理、法、醫、農、工六科，師範一部，商業、美術兩專門部，另設女子一、二兩部。其中北大原有之文、理兩科改組為京師大學文理科，北大法科與政法大學合併為京師大學法科。京師大學設校長一人，總轄校務，各科部設學長一人，分掌主管校務。同時，另將九校經費由原預算的每月20萬元減為15萬元。[6]籌建京師大學校各校工作隨後展開：8月9日，成立京師大學校籌備委員會；10日，確定各校籌備員名單；23日，任命教育部長劉哲兼任京師大學校校長；25日，劉哲宣布就職。[7]
客觀地說，劉哲重組九校之計劃並非一無是處。在當時有限的條件下，以合併的方式集中辦學資源，聚零為整，有機會使北京教育界麵貌改觀。但改組之事此前毫無準備，不顧已有傳統，貿然推行，自然是危機重重。[8]自晚清至民國，北京國立各校發展已歷經多年，其間關係盤根錯節，人事關係更是錯綜複雜。特別是自1920年代中期之後，因政治環境變化，各校經費支絀，內外交困，風雨飄搖。因政局變化而中途介入者，不管是教育部長還是各校校長，幾乎都寸步難行，更替頻繁。多年以來，各校已達成某種默契，遇事多能共同進退，協商解決，但也並不妨礙各有打算。關於北京國立各校合併改組，早在1925年章士釗兼任教育總長之時即有類似計劃。章士釗提出四項「整頓教育」的方案，希望藉此整合辦學資源，集中師資，改善學風。[9]但驟然的改組，卻使得章士釗與北京教育界的關係更趨惡化。在女師大風潮的「反章運動」中，北大有退出教育部的激烈之舉，女師大則借北大脫離教部之名逼迫章士釗下台。[10]章士釗辭職之後，改組計劃便告擱置，直至劉哲上任才又被提起。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北伐前夕的中國教育界，「亂象叢生」或許可算得上貼切。在軍閥政府控製之下，作為引領新文化運動的北京，逐漸失去了活力，不少學人紛紛南下，尋找新的出路。南北教育界之風氣隨之而變。1926年廣州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成立之時，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名義上仍然代表著中華民國教育最高行政權力。南北政局由對峙走向統一，教育亦受此影響經歷波折動盪。早在北伐之前，北京政府教育部就力圖扭轉頹勢，一意合併改組國立九校，雖反對之風潮一直未曾消歇，但改組後的京師大學校仍存在運行了近一年時間。此時的南方，作為北伐革命的大本營，又是另一番景象。從廣州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到中央教育行政委員會，再到大學院與大學區製的改革，北伐的節節勝利也給教育帶來了權力和利益的爭鬥與重組。
有學者早就觀察到，這段歷史「尚有待深入搜求和細緻梳理」，[1]這一看法時至今日仍未失其意義。1920年代後期，蔡元培迎來了事業上的又一「高峰」，曾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仍是身處高位之國府要員。看似達至人生巔峰的蔡元培，其此時的境遇卻頗為耐人尋味：他雖然希望構築遠離政治與派係的教育行政製度體係，但苦心維繫之大學院與大學區失敗的原因正是其著力避免政治與派係之爭；他雖然有意回歸北大，卻仍未能在一片挽留聲中如願以償。各方力量均想借重其在教育學術界無人能及之領袖地位，蔡元培被迫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讚譽者有之，詆毀者亦有之，別是一番滋味。這期間蔡元培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均開始有所下降，相應的選擇亦是被動多於主動。
這一時期形成的對蔡元培的不同歷史記憶，是與北平大學區風潮前後北大校長人選的爭論密切相關。首先，蔡元培是事件的核心，沒有他應時而變的抉擇，後續之討論便也無從談起。其次，蔡元培的友人、同僚等實際決策者大多占據要職，是左右事件發展方向的核心人物；但越是重大的決策，當事者越是諱莫如深，由此也給時人及後人帶來很大猜測與評論的空間。最後，北大教職員和學生是蔡元培回校一事的直接利益相關者。他們關注蔡元培的一舉一動，盼其回校的諸多呼籲也是出於真誠。相比於了解事件背後的隱情和體貼蔡元培內心之艱難，他們更在意自己的利益，難以接受其麵對時局之無所作為，所以適時轉變了立場和態度，並以此重新定義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
傅斯年曾說蔡元培此段時間的進退關乎「一生大節」，[2]但受到資料限製及研究視域的影響，以往對蔡元培1920年代後期經歷的討論，大多注重其政治活動以及擔任大學院及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的學術貢獻等相對「積極」的一麵，而對大學區製改革的失敗及其引發的學生風潮、參與「清黨」等討論，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或是不著任何筆墨，或是小心論證，強調此段經歷隻不過是其人生的「彎路」「歧途」，且不乏為其開脫辯護之詞，頗能顯現出後人對歷史記憶有意識地遮蔽和剪裁。
第一節 北伐前後的南北教育界
一 北方教育界：國立九校之改組
自五四之後，北京國立九校[3]可被視為北方教育界之代表。在張作霖執掌北京政權的一年時間裏，國立九校改組為京師大學是北方教育界之最大事件。其間，北大又進入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師生雖有不滿改組的抗爭，但不同利益訴求也使得群體間的分化日益明顯；同時，戰事日亟，政局走向並不明朗，更多人選擇靜待政局之變。
1927年6月，張作霖就任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任命潘復為國務總理，劉哲為教育部長。[4]8月4日，閣議通過教育部改組國立九校計劃。[5]推行改組主要是針對九校間「各不相謀」以致「名實不符，虛糜國帑」，擬將各校合併為「國立京師大學校」，分設文、理、法、醫、農、工六科，師範一部，商業、美術兩專門部，另設女子一、二兩部。其中北大原有之文、理兩科改組為京師大學文理科，北大法科與政法大學合併為京師大學法科。京師大學設校長一人，總轄校務，各科部設學長一人，分掌主管校務。同時，另將九校經費由原預算的每月20萬元減為15萬元。[6]籌建京師大學校各校工作隨後展開：8月9日，成立京師大學校籌備委員會；10日，確定各校籌備員名單；23日，任命教育部長劉哲兼任京師大學校校長；25日，劉哲宣布就職。[7]
客觀地說，劉哲重組九校之計劃並非一無是處。在當時有限的條件下，以合併的方式集中辦學資源，聚零為整，有機會使北京教育界麵貌改觀。但改組之事此前毫無準備，不顧已有傳統，貿然推行，自然是危機重重。[8]自晚清至民國，北京國立各校發展已歷經多年，其間關係盤根錯節，人事關係更是錯綜複雜。特別是自1920年代中期之後，因政治環境變化，各校經費支絀，內外交困，風雨飄搖。因政局變化而中途介入者，不管是教育部長還是各校校長，幾乎都寸步難行，更替頻繁。多年以來，各校已達成某種默契，遇事多能共同進退，協商解決，但也並不妨礙各有打算。關於北京國立各校合併改組，早在1925年章士釗兼任教育總長之時即有類似計劃。章士釗提出四項「整頓教育」的方案，希望藉此整合辦學資源，集中師資，改善學風。[9]但驟然的改組，卻使得章士釗與北京教育界的關係更趨惡化。在女師大風潮的「反章運動」中，北大有退出教育部的激烈之舉，女師大則借北大脫離教部之名逼迫章士釗下台。[10]章士釗辭職之後，改組計劃便告擱置，直至劉哲上任才又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