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說，與五四運動中的「挽蔡」及1923年的「驅彭挽蔡」相比，1926年的蔡元培辭職事件，並沒有引起全國範圍內教育界和社會輿論的關注，其影響大致隻限於京師教育界，特別隻是在北大教職員、學生內部。但此一事件正是蔡元培與北大關係的轉折點：蔡元培本來被北大師生賦予厚望，但他非但未能臨危受命，反而採取斷絕關係的辭職方式。北大師生頻繁急促的慰留函電背後，外間的猜忌和懷疑也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時人記憶中的蔡元培的形象，也正是在此過程中悄然發生著變化。
一 竭力挽留：各方對蔡元培復職的認識
1923年12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紀念會上，代理校務的蔣夢麟以《北大之精神》為題發表演說。他指出，北大雖屢經風潮，但正是因為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因此「至今猶能巍然獨存」。[147]其實，蔣夢麟對「北大精神」的概括，仍源於蔡元培長校之時屢次強調和遵循的治校原則。自蔡元培離校後，北大校務不過是因循舊例，勉強維持而已。特別是在1920年代中期教育經費愈發難以籌措的狀況之下，蔣夢麟曾坦言，他所能做的隻是「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148]
盡管自1923年後蔡元培已經不再過問具體校務，但北大師生仍堅持認定蔡元培為校長，盼望他能早日回校，一遇機會便發函電促其歸國。1924年底，北京政局激變，賄選總統曹錕去職。「各方麵皆抱有更新之希望」。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顧孟餘、李石曾等人及北大評議會、北大學生會，紛紛致電遠在歐洲的蔡元培，勸其歸國主持校務。[149]傅斯年、羅家倫也寫來長信陳說蔡元培歸國之必要，「情詞悱惻」。此時同在法國的劉半農更是受命親自相勸。然而，蔡元培對此顯得多少有些冷淡。他隻是分別致函評議會和蔣夢麟，解釋自己在歐洲的美學及人類學研究剛剛開始，「未便中輟」，並未答應回校復職。[150]蔡元培後來又給評議會發一長函，懇請援引教授連續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國休假待遇的規定，「至少於暑假後再續假一年」，繼續留歐研究。[151]他的申請經評議會討論通過，其歸國時間遂延至1925年暑假前後。不過，蔡元培歸國行期一拖再拖，初定於1925年5月間，又因事耽擱延至9月，再改為11月，及至啟程動身，已是12月中旬。
1926年初，當離開北大將近三年的蔡元培自法歸國的消息公布之後，北大學生會便首先行動起來，開始籌備歡迎校長之事，並最終商議確定了先行去電歡迎、派代表赴天津歡迎、抵京時全體赴車站歡迎、停課一天開歡迎大會等眾多計劃。[152]2月初蔡元培抵達上海之後，一直忙於參加各類團體的歡迎會，並未對是否回北大復職問題公開發表任何看法。[153]3月9日，上海《民國日報》披露了蔡元培復北京一友人的電報，稱「目前時局愈形緊張，擬暫不北上」。[154]當時，北伐在即，南北局勢已是劍拔弩張。蔡元培有此決定也在情理之中。4月初，他又公開致函北大評議會和代校長蔣夢麟，表示自己「目前尚難於抽身，稍緩即決定行期」。[155]不久，吳佩孚在漢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評論報》主筆採訪時聲稱：「中國有過激主義，始於孫文，……北方則有蔡元培……等人，中國年少之士，被其所毒，非加遏製，則政府難安。」[156]此番言論經北京各報章載述，蔡氏返京已難以立即成行。
在時人眼中，蔡元培對於北上，略顯推諉，也由此引來不少猜忌。就連平日向來很少過問校務的周作人也特意致函蔡元培，勸他早日回校。周作人表示，自己在得知蔡元培返國即行北大的消息之後，「以為北大不久可得先生復歸長校，不特在風雨飄搖之中學校可望漸臻穩固，即個人亦可得請益之機會」，所以「不勝欣忭」。但是，翹望數月，自春徂夏，卻未見蔡來京。且近來又有蔡暫不北上的消息傳出，「不能無惑焉」。周作人對蔡元培不忍與卑汙政治為伍的行為也表示「非不能了解」，隻是存有一些「未敢盡贊同者」。所以，他說：
先生當年因曾係以政治問題去國，唯兩三年來，事過境遷，北大同人已主張「政教分離」，評議會已議決不再以學校幹涉政治。先生此次返校後，即使政治如何暗濁，北大當不至再滾入漩渦中，於先生亦當別無危險，此其一。北大近三年來無日不在危疑困頓之中，在先生去國之時，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撐，得過且過；今先生既已歸國，即使同人尚可支持，先生似亦不便坐視，況實際此刻已至途窮日暮乎！此其二。「教授治校」，此為北大之特長，使校長不妨暫離之原因。但以個人觀之，成績亦未可樂觀，如教務長與總務長不能兼任，載在章程，最近改選教務長，乃即由現任總務長當選兼任，該項章程，在此次選舉，似已不發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實已有疑問。不得不望先生之來而加以補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將及十年，除教課外，於教務素不過問。今因先生不來北京，與北大前途關係至大，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敬以奉陳，狂愚之言，尚祈寬容是幸。
周作人此信言辭懇切，同時略有質問之意，可謂相當直接。從行文看，他先是消除了蔡元培復職政治上的顧慮；再舉出北大當前麵臨的種種實際困難，動之以情；最後則將因蔡元培不允回校可能引發的北大規章衝突，引申為「北大法治之精神」的失落，而補救之道則唯有蔡回校。此信後來發表在1926年4月30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北大校方顯然也有欲借周作人此信表達眾人之意的意味。然而，相對於周作人的「語長心重」，蔡元培的回覆則顯得有些輕描淡寫了。在周發信二十餘日之後的5月15日，蔡元培才回復一短函，表示「感荷無已」，但仍表示自己「對於北大，既不能脫離，而久曠職守，慊愧萬分」，隻是因為胃病發作，不能立刻北上。[157]
一 竭力挽留：各方對蔡元培復職的認識
1923年12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紀念會上，代理校務的蔣夢麟以《北大之精神》為題發表演說。他指出，北大雖屢經風潮，但正是因為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因此「至今猶能巍然獨存」。[147]其實，蔣夢麟對「北大精神」的概括，仍源於蔡元培長校之時屢次強調和遵循的治校原則。自蔡元培離校後，北大校務不過是因循舊例，勉強維持而已。特別是在1920年代中期教育經費愈發難以籌措的狀況之下，蔣夢麟曾坦言，他所能做的隻是「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148]
盡管自1923年後蔡元培已經不再過問具體校務，但北大師生仍堅持認定蔡元培為校長，盼望他能早日回校，一遇機會便發函電促其歸國。1924年底，北京政局激變，賄選總統曹錕去職。「各方麵皆抱有更新之希望」。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顧孟餘、李石曾等人及北大評議會、北大學生會，紛紛致電遠在歐洲的蔡元培，勸其歸國主持校務。[149]傅斯年、羅家倫也寫來長信陳說蔡元培歸國之必要，「情詞悱惻」。此時同在法國的劉半農更是受命親自相勸。然而，蔡元培對此顯得多少有些冷淡。他隻是分別致函評議會和蔣夢麟，解釋自己在歐洲的美學及人類學研究剛剛開始，「未便中輟」，並未答應回校復職。[150]蔡元培後來又給評議會發一長函，懇請援引教授連續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國休假待遇的規定，「至少於暑假後再續假一年」，繼續留歐研究。[151]他的申請經評議會討論通過，其歸國時間遂延至1925年暑假前後。不過，蔡元培歸國行期一拖再拖，初定於1925年5月間，又因事耽擱延至9月，再改為11月，及至啟程動身，已是12月中旬。
1926年初，當離開北大將近三年的蔡元培自法歸國的消息公布之後，北大學生會便首先行動起來，開始籌備歡迎校長之事，並最終商議確定了先行去電歡迎、派代表赴天津歡迎、抵京時全體赴車站歡迎、停課一天開歡迎大會等眾多計劃。[152]2月初蔡元培抵達上海之後，一直忙於參加各類團體的歡迎會，並未對是否回北大復職問題公開發表任何看法。[153]3月9日，上海《民國日報》披露了蔡元培復北京一友人的電報，稱「目前時局愈形緊張，擬暫不北上」。[154]當時，北伐在即，南北局勢已是劍拔弩張。蔡元培有此決定也在情理之中。4月初，他又公開致函北大評議會和代校長蔣夢麟，表示自己「目前尚難於抽身，稍緩即決定行期」。[155]不久，吳佩孚在漢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評論報》主筆採訪時聲稱：「中國有過激主義，始於孫文，……北方則有蔡元培……等人，中國年少之士，被其所毒，非加遏製，則政府難安。」[156]此番言論經北京各報章載述，蔡氏返京已難以立即成行。
在時人眼中，蔡元培對於北上，略顯推諉，也由此引來不少猜忌。就連平日向來很少過問校務的周作人也特意致函蔡元培，勸他早日回校。周作人表示，自己在得知蔡元培返國即行北大的消息之後，「以為北大不久可得先生復歸長校，不特在風雨飄搖之中學校可望漸臻穩固，即個人亦可得請益之機會」，所以「不勝欣忭」。但是，翹望數月，自春徂夏，卻未見蔡來京。且近來又有蔡暫不北上的消息傳出，「不能無惑焉」。周作人對蔡元培不忍與卑汙政治為伍的行為也表示「非不能了解」，隻是存有一些「未敢盡贊同者」。所以，他說：
先生當年因曾係以政治問題去國，唯兩三年來，事過境遷，北大同人已主張「政教分離」，評議會已議決不再以學校幹涉政治。先生此次返校後，即使政治如何暗濁，北大當不至再滾入漩渦中，於先生亦當別無危險，此其一。北大近三年來無日不在危疑困頓之中，在先生去國之時，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撐，得過且過；今先生既已歸國，即使同人尚可支持，先生似亦不便坐視，況實際此刻已至途窮日暮乎！此其二。「教授治校」，此為北大之特長，使校長不妨暫離之原因。但以個人觀之，成績亦未可樂觀，如教務長與總務長不能兼任，載在章程，最近改選教務長，乃即由現任總務長當選兼任，該項章程，在此次選舉，似已不發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實已有疑問。不得不望先生之來而加以補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將及十年，除教課外，於教務素不過問。今因先生不來北京，與北大前途關係至大，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敬以奉陳，狂愚之言，尚祈寬容是幸。
周作人此信言辭懇切，同時略有質問之意，可謂相當直接。從行文看，他先是消除了蔡元培復職政治上的顧慮；再舉出北大當前麵臨的種種實際困難，動之以情；最後則將因蔡元培不允回校可能引發的北大規章衝突，引申為「北大法治之精神」的失落，而補救之道則唯有蔡回校。此信後來發表在1926年4月30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北大校方顯然也有欲借周作人此信表達眾人之意的意味。然而，相對於周作人的「語長心重」，蔡元培的回覆則顯得有些輕描淡寫了。在周發信二十餘日之後的5月15日，蔡元培才回復一短函，表示「感荷無已」，但仍表示自己「對於北大，既不能脫離，而久曠職守，慊愧萬分」，隻是因為胃病發作，不能立刻北上。[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