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允彝正式就任之後，「驅彭」聲浪就蓋過「挽蔡」，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北大始終是與彭允彝交鋒的焦點；另一方麵則是蔡元培提出辭職之後，行蹤不定，聯絡不暢。1月17日，蔡元培發出啟事，提出辭職；當眾人以為其早已南下之時，蔡元培卻在津門做寓公；4月初始離津赴滬；5月中最終確定赴法行程後又往浙江上虞、紹興等地遊覽，間或演講。[141]北大教職員在得知蔡元培赴法行期已定之後，向其致函，請其回校；同時，北大師生分別派出代表，麵陳請其返校復職之決心。信函列舉其中一條理由為：
吾國社會之不良，政治之腐敗，非從根本上加改革不可。而改革之方，端在從實際上積極的進行。若消極的與惡社會宣告脫離關係，以雲獨善其身則可矣，以雲改革，則同人等未敢遽然贊同也。況先生居吾國最高學府領袖地位，先生誠欲力挽頹風以與惡社會、惡政府圖，正可藉此機會，積極從實際上進行，以收萬一之效，斷不宜因厭棄一二小人之故，立即置身事外，飄然遠引，墮數年締造之功，遂奸人破壞之願也。故揆之於理，先生似不可去。[142]
書信最後還提及「驅彭」運動的善後問題：
再就現在實際情形論之，在先生既因不屑與彭允彝伍而去職，或因此物不去，不欲返校，同人等亦未嚐不了解先生之苦衷。故在勉力維持校務之時，無日不以驅此惡物為幟誌……先生若竟去國，則此物雖去，同人等又將何以善其後乎。
信文最後有「事機迫切，急不擇言，失檢之語，惟先生諒之」等語，執筆者應也察覺文中所述較為直白，不過總體來看，行文重點仍在以情動人，其「賭注」似放在蔡不忍心對其付出心血撒手不管之上。北大教職員請求蔡校長回校，並非敷衍的官樣文章，隻可惜對蔡「早有去誌」之語未能領悟。站在蔡元培的立場，既已離開，便無法回頭，其好友張元濟就曾來函相勸：「一彭允彝去，而來者無非彭允彝，且愈趨愈下，尚有不如彭允彝者。今之政府，萬無可與合作之理，能則摧滅之，掃蕩之，否則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辭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終自堅振也。」[143]最終，蔡元培亦如張元濟所言，不為與北大之情所動，分別致函北大教職員、北大學生和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申明自己不能復職的苦衷，旋即攜眷遠走法國。[144]至此，蔡元培1923年辭職事件告一段落。北大校長一職，蔡元培仍援引五四運動後之先例，請蔣夢麟予以代理。[145]這樣的安排又為蔡元培1926年歸國後的復職風波埋下了伏筆。
與五四之後的「挽蔡」運動相比，盡管是同樣的函電交馳，但無論是政府一方還是教育界一方，辭職事件發生之後，不僅少有直接發給蔡元培表達挽留的函電，而且也少有派遣代表當麵勸說蔡元培的實際行動；與此同時，蔡元培本人態度也遠不如五四之後積極，並未就辭職問題有過多表態。特別是當社會各界將注意力集中於蔡元培辭職背後的政治問題之時，挽留校長蔡元培的要求反而退到次要的位置，隻是達成「驅彭」目的之後自然而然的結果。
盡管蔡元培的辭職，從一開始即非孤立的教育事件，而是蘊含著反抗黑暗政治的意味，但「驅彭挽蔡」運動自一起，就超出了蔡元培、胡適等人的最初預想，最終由「學潮」擴大至「政潮」，京師教育界更是將蔡元培的辭職轉化為爭取教育界權利的一次鬥爭。蔡元培在此一過程中的角色，可謂頗有些尷尬：眾人慾借重其聲望向現實政治施壓的出發點，再加上逐漸失去控製的政治運動的走向，都使得蔡元培在整個事件中逐漸陷入某種符號化的境地。蔡元培的辭職，眾人有欲藉此事反抗軍閥政治的意味，蔡元培自己也有欲藉機而退的個人選擇。而隨後掀起的「驅彭挽蔡」運動，強調的隻是其反抗軍閥的一麵，而少有關注作為事件中心人物的蔡元培的所思所想。在這樣並不對等的聚焦之下，蔡元培因其反抗軍閥的一麵而被視作了追求獨立精神的代表。
縱觀整個「驅彭挽蔡」運動，北大內部師生之間以及京師國立各校之間在如何挽留蔡元培的步驟和方法上多有分歧，但基本上能保持對「挽留蔡元培」行動的認同。作為一場以「勝負論英雄」的政治運動，對運動結果的過多關注，往往容易遮蔽或是有意忽略行動背後的眾多分歧。蔡元培是歷史記憶的參與者和書寫者，他的選擇也會影響記憶之形成。對待怎樣挽留蔡元培的問題背後映射出的正是民國教育界五四後之分化，同時也說明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也有了細微的改變。
第二節 已有微詞：1926年復職風波
自1923年初蔡元培因「羅文幹案」辭職遠走歐洲之後，關於他能否繼續擔任北大校長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從1924年開始，每當國內政治環境稍有變化，北大師生即頻繁發出函電，催促蔡元培回校復職。1926年初蔡元培歸國之後，麵臨的是北伐在即的政治變局和經費枯竭的教育狀況。毛子水將1923年曹錕賄選以後至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之前的這段時期，稱為北大的「晦盲否塞」時代。[146]正是出於對當時現實形勢的實際考量，蔡元培才會對北上復職一直躊躇不決，並最終選擇上書國務院及教育部，想要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留在南方為新政權奔走籌劃。
吾國社會之不良，政治之腐敗，非從根本上加改革不可。而改革之方，端在從實際上積極的進行。若消極的與惡社會宣告脫離關係，以雲獨善其身則可矣，以雲改革，則同人等未敢遽然贊同也。況先生居吾國最高學府領袖地位，先生誠欲力挽頹風以與惡社會、惡政府圖，正可藉此機會，積極從實際上進行，以收萬一之效，斷不宜因厭棄一二小人之故，立即置身事外，飄然遠引，墮數年締造之功，遂奸人破壞之願也。故揆之於理，先生似不可去。[142]
書信最後還提及「驅彭」運動的善後問題：
再就現在實際情形論之，在先生既因不屑與彭允彝伍而去職，或因此物不去，不欲返校，同人等亦未嚐不了解先生之苦衷。故在勉力維持校務之時，無日不以驅此惡物為幟誌……先生若竟去國，則此物雖去，同人等又將何以善其後乎。
信文最後有「事機迫切，急不擇言，失檢之語，惟先生諒之」等語，執筆者應也察覺文中所述較為直白，不過總體來看，行文重點仍在以情動人，其「賭注」似放在蔡不忍心對其付出心血撒手不管之上。北大教職員請求蔡校長回校，並非敷衍的官樣文章，隻可惜對蔡「早有去誌」之語未能領悟。站在蔡元培的立場，既已離開，便無法回頭，其好友張元濟就曾來函相勸：「一彭允彝去，而來者無非彭允彝，且愈趨愈下，尚有不如彭允彝者。今之政府，萬無可與合作之理，能則摧滅之，掃蕩之，否則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辭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終自堅振也。」[143]最終，蔡元培亦如張元濟所言，不為與北大之情所動，分別致函北大教職員、北大學生和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申明自己不能復職的苦衷，旋即攜眷遠走法國。[144]至此，蔡元培1923年辭職事件告一段落。北大校長一職，蔡元培仍援引五四運動後之先例，請蔣夢麟予以代理。[145]這樣的安排又為蔡元培1926年歸國後的復職風波埋下了伏筆。
與五四之後的「挽蔡」運動相比，盡管是同樣的函電交馳，但無論是政府一方還是教育界一方，辭職事件發生之後，不僅少有直接發給蔡元培表達挽留的函電，而且也少有派遣代表當麵勸說蔡元培的實際行動；與此同時，蔡元培本人態度也遠不如五四之後積極，並未就辭職問題有過多表態。特別是當社會各界將注意力集中於蔡元培辭職背後的政治問題之時，挽留校長蔡元培的要求反而退到次要的位置，隻是達成「驅彭」目的之後自然而然的結果。
盡管蔡元培的辭職，從一開始即非孤立的教育事件，而是蘊含著反抗黑暗政治的意味，但「驅彭挽蔡」運動自一起，就超出了蔡元培、胡適等人的最初預想，最終由「學潮」擴大至「政潮」，京師教育界更是將蔡元培的辭職轉化為爭取教育界權利的一次鬥爭。蔡元培在此一過程中的角色，可謂頗有些尷尬：眾人慾借重其聲望向現實政治施壓的出發點，再加上逐漸失去控製的政治運動的走向，都使得蔡元培在整個事件中逐漸陷入某種符號化的境地。蔡元培的辭職，眾人有欲藉此事反抗軍閥政治的意味，蔡元培自己也有欲藉機而退的個人選擇。而隨後掀起的「驅彭挽蔡」運動，強調的隻是其反抗軍閥的一麵，而少有關注作為事件中心人物的蔡元培的所思所想。在這樣並不對等的聚焦之下，蔡元培因其反抗軍閥的一麵而被視作了追求獨立精神的代表。
縱觀整個「驅彭挽蔡」運動，北大內部師生之間以及京師國立各校之間在如何挽留蔡元培的步驟和方法上多有分歧，但基本上能保持對「挽留蔡元培」行動的認同。作為一場以「勝負論英雄」的政治運動，對運動結果的過多關注，往往容易遮蔽或是有意忽略行動背後的眾多分歧。蔡元培是歷史記憶的參與者和書寫者，他的選擇也會影響記憶之形成。對待怎樣挽留蔡元培的問題背後映射出的正是民國教育界五四後之分化，同時也說明有關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也有了細微的改變。
第二節 已有微詞：1926年復職風波
自1923年初蔡元培因「羅文幹案」辭職遠走歐洲之後，關於他能否繼續擔任北大校長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從1924年開始，每當國內政治環境稍有變化，北大師生即頻繁發出函電，催促蔡元培回校復職。1926年初蔡元培歸國之後，麵臨的是北伐在即的政治變局和經費枯竭的教育狀況。毛子水將1923年曹錕賄選以後至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之前的這段時期，稱為北大的「晦盲否塞」時代。[146]正是出於對當時現實形勢的實際考量，蔡元培才會對北上復職一直躊躇不決，並最終選擇上書國務院及教育部，想要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留在南方為新政權奔走籌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