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顧孟餘：《憶蔡孑民先生》，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第77頁。
[21] 〔日〕吉田熊次：《德國教育之精神》，華文祺、蔡文森、秦同培編譯，商務印書館，1916，第19頁。
[22] 蔡元培第一次留德期間（1907～1912）隻有1911年日記以及蔡元培兩篇回憶錄——《口述傳略》（上）和《自寫年譜》可資參考。但日記記錄頗為簡略，兩篇回憶錄又多是記載大學周邊的所見所聞。
[23] 黃炎培：《吾師蔡孑民先生哀悼辭》，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16頁。
[24] 「1900年4月17日日記」，《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60頁。
[25] 〔德〕巴留岑：《德意誌大學之特色》，蔡元培譯，《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6頁。
[26] 〔德〕巴留岑：《德意誌大學之特色》，蔡元培譯，《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8頁。
[27] 陳洪捷先生從譯文上討論了蔡元培對德國大學理念的接受，參見陳洪捷《蔡元培對德國大學理念的接受——基於譯文〈德意誌大學之特色〉的討論》，《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8年第3期，第2～7頁。
[28]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第528頁。
[29] 《致汪精衛函》（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95頁。
[30] 蔡元培：《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會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 202～203頁。
[31]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第37～38、106頁。關於洪堡的大學理念是否真的在德國的大學中實行過，德國學術界也存在分歧，存在「洪堡神話」之說。參見陳洪捷《什麽是洪堡的大學思想》，《中國大學教學》2003年第6期，第24～26頁。蔡元培與洪堡似乎有著同樣的境遇，蔡元培所倡導的「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不斷地被人們所追述，但理念與現實的差距少有人去考察。可參見〔美〕魏定熙《蔡元培與北大——還原神話背後的歷史》，《讀書》1998年第8期，第84～90頁。
[32] 〔德〕弗·鮑爾生：《德國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124～125頁。
[33] 關於蔡元培選擇就任校長的原因，大致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認為蔡元培出長北大是受命於孫中山，「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工作，是革命黨隱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麵的一著棋」。參見黃季陸《蔡元培先生與國父的關係》，《傳記文學》第5卷第3期，1964年9月；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93頁；另一種則認為是「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及北京大學特定的時間、環境、條件及蔡本人『教育救國』思想相互作用的結果」。參見楊琥《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的前前後後》，《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第 121～126頁。也有學者認為馬敘倫的敘述更接近歷史真實，參見林輝鋒《再論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由來》，《史學月刊》2008年第3期，第134～136頁。
[34]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第632～633頁。
[35] 《復吳稚暉函》（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285頁。
[36]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9頁。關於蔡元培與儒家傳統的討論，可參看〔美〕戴維翰（william j. duiker）《蔡元培與儒家傳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第265～288頁。
[37]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1頁。
[38] 相關的研究，可參考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65頁；桑兵《近代中國的地緣與流派》，《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3～40頁；〔美〕魏定熙《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第104～190頁。
[39] 參見周天度《蔡元培傳》，第92頁；陳平原：《「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北大精神及其他》，第32頁。
[40] 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五四》，黃山書社，2008，第18頁。
[41]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108～183頁。
[42] 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46～147、149頁。
[43] 蔡元培：《在天津車站的談話》，《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0頁。
[44] 蔡元培：《傳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75頁。
[45] 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45頁。
[46]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上冊，第327頁。另有學者認為，蔡元培在此函中為陳獨秀編造了假履歷，參見莊森《一份特別的履曆書——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的前前後後》，《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第 134～141頁。
[47] 馮友蘭：《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65頁。
[48] 羅章龍：《陳獨秀先生在紅樓的日子——紅樓感舊錄之一》，童宗盛編《中國百位名人學者憶名師》，延邊大學出版社，1990，第55頁。陳獨秀招致反對，既有他文字學造詣並不廣為人所知的原因，也與當時北大文科章太炎弟子主導下的考證學風有關，參見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第14頁。
[21] 〔日〕吉田熊次：《德國教育之精神》，華文祺、蔡文森、秦同培編譯，商務印書館，1916，第19頁。
[22] 蔡元培第一次留德期間（1907～1912）隻有1911年日記以及蔡元培兩篇回憶錄——《口述傳略》（上）和《自寫年譜》可資參考。但日記記錄頗為簡略，兩篇回憶錄又多是記載大學周邊的所見所聞。
[23] 黃炎培：《吾師蔡孑民先生哀悼辭》，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16頁。
[24] 「1900年4月17日日記」，《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60頁。
[25] 〔德〕巴留岑：《德意誌大學之特色》，蔡元培譯，《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6頁。
[26] 〔德〕巴留岑：《德意誌大學之特色》，蔡元培譯，《蔡元培全集》第9卷，第448頁。
[27] 陳洪捷先生從譯文上討論了蔡元培對德國大學理念的接受，參見陳洪捷《蔡元培對德國大學理念的接受——基於譯文〈德意誌大學之特色〉的討論》，《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8年第3期，第2～7頁。
[28]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第528頁。
[29] 《致汪精衛函》（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95頁。
[30] 蔡元培：《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會演說詞》，《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 202～203頁。
[31]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第37～38、106頁。關於洪堡的大學理念是否真的在德國的大學中實行過，德國學術界也存在分歧，存在「洪堡神話」之說。參見陳洪捷《什麽是洪堡的大學思想》，《中國大學教學》2003年第6期，第24～26頁。蔡元培與洪堡似乎有著同樣的境遇，蔡元培所倡導的「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不斷地被人們所追述，但理念與現實的差距少有人去考察。可參見〔美〕魏定熙《蔡元培與北大——還原神話背後的歷史》，《讀書》1998年第8期，第84～90頁。
[32] 〔德〕弗·鮑爾生：《德國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第124～125頁。
[33] 關於蔡元培選擇就任校長的原因，大致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認為蔡元培出長北大是受命於孫中山，「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工作，是革命黨隱伏在北方文化教育方麵的一著棋」。參見黃季陸《蔡元培先生與國父的關係》，《傳記文學》第5卷第3期，1964年9月；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93頁；另一種則認為是「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及北京大學特定的時間、環境、條件及蔡本人『教育救國』思想相互作用的結果」。參見楊琥《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的前前後後》，《北京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第 121～126頁。也有學者認為馬敘倫的敘述更接近歷史真實，參見林輝鋒《再論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由來》，《史學月刊》2008年第3期，第134～136頁。
[34]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第632～633頁。
[35] 《復吳稚暉函》（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全集》第10卷，第285頁。
[36]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9頁。關於蔡元培與儒家傳統的討論，可參看〔美〕戴維翰（william j. duiker）《蔡元培與儒家傳統》，《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第265～288頁。
[37]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01頁。
[38] 相關的研究，可參考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65頁；桑兵《近代中國的地緣與流派》，《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3～40頁；〔美〕魏定熙《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第104～190頁。
[39] 參見周天度《蔡元培傳》，第92頁；陳平原：《「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北大精神及其他》，第32頁。
[40] 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五四》，黃山書社，2008，第18頁。
[41]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108～183頁。
[42] 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46～147、149頁。
[43] 蔡元培：《在天津車站的談話》，《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0頁。
[44] 蔡元培：《傳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75頁。
[45] 梁漱溟：《紀念蔡元培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45頁。
[46]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上冊，第327頁。另有學者認為，蔡元培在此函中為陳獨秀編造了假履歷，參見莊森《一份特別的履曆書——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的前前後後》，《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第 134～141頁。
[47] 馮友蘭：《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第165頁。
[48] 羅章龍：《陳獨秀先生在紅樓的日子——紅樓感舊錄之一》，童宗盛編《中國百位名人學者憶名師》，延邊大學出版社，1990，第55頁。陳獨秀招致反對，既有他文字學造詣並不廣為人所知的原因，也與當時北大文科章太炎弟子主導下的考證學風有關，參見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