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溝通校方、教職員與學生之間的「橋樑」，《北京大學日刊》主要承擔的是傳遞信息的溝通和交流作用。這種交流是以多方互動的形式展開：一方麵，與學校及各係所有關的各種消息和規章除去臨時發生或繫緊急事件外，均由《北京大學日刊》發布；[116]另一方麵，教職員、學生也可以藉此對校內各項事務表達意見，公開討論。北大校方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和媒介，師生間的關係日漸融洽。法科學長王建祖在北大二十周年紀念會的演說中表示：「半年來教員與學生及學生與學生相互之關係，因有日刊及其他各種集會之機關，日漸融洽，深為可喜。」[117]蔡元培也觀察到，《北京大學日刊》創辦之後，「全校同人始有聯絡感情，交換意見之機關」，而且也可藉此將北大現狀告知全國教育界，可謂一舉多得。[118]對於學生來說，《北京大學日刊》起到了加強學校與學生聯繫的作用，讓「學生對於學校就一點不覺得隔膜，而向來喜歡對學生擺架子的職員也擺不成他的架子了」。[119]
作為北大內部公共信息傳達的渠道，與改良北大校風有關的問題經常出現在《北京大學日刊》的版麵上，構建出一個平等的輿論空間。比如，當時還是本科二年級的顧頡剛，觀察到圖書館存在呆滯停頓的現象，就撰文《上北京大學圖書館書》，並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連載十多天。顧頡剛對圖書館的建議主要涉及圖書定購類別、編目及歸類方法、借閱規則、閱覽環境等二十一條。其中，他特別提到希望圖書館能夠及時公布新購圖書目錄、捐贈圖書目錄、出版圖書目錄、代售圖書目錄以及分類閱書統計、分日閱書統計等項，務使讀者能夠了解圖書館的最新情況。[120]此後不久，法科經濟學門的學生周君南也以《本校圖書館改良芻議》為題致函日刊，討論了圖書館的開放時間、閱覽規則、硬體設施等問題。他從應對學生施以「自動主義」教育入手，認為改良圖書館正是解決蔡校長提出的防製學生沾染賭博惡習的方法。之所以學生會有賭博惡習，是因為「校課過寬，無事可為而為此者，實占大半」。如果一麵減少課堂講授時間，令學生自習，各班主課每月作一文，詳列參考之書，記作平時成績；另一麵盡力改良圖書館，誘發學生研究精神，「既有專注賭念自可潛消感化，自然固非徒具形式之責罰可比」。由此，圖書館的改良，實際上便是「不僅關乎智育已也」。[121]
對於這些建議，北大圖書館早已開始積極尋求改良方法，並經由《北京大學日刊》將圖書館的變化傳遞給北大師生。[122]自《北京大學日刊》第6號開始，圖書館便已不定期列出館藏西文書目、新到國文書目等。顧文全部刊載完成兩日後，圖書館又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館藏中國英文書籍目錄，並附有各冊圖書簡要介紹。[123]圖書館後又在春假開始前發布通告，要求教職員和學生歸還所借圖書，以便利用假期對中西文書籍改編書目。[124]行動也可說相當快速。不久，圖書館便延長了開放時間，每日自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半，晚七時至九時，星期日仍照常開館。[125]此外，從1918年5月3日開始，圖書館開始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上月借出及閱覽情況月報，分別對教職員、文理工法四科學生、校內外各機關人員借閱情況做出詳細統計。同時，《修正圖書館借閱規則》也在《北京大學日刊》予以公布，嚴格規定了圖書借閱製度。比如，重新規定教職員及學生借書冊數，並表示無論教職員學生借書，逾期不繳，就立即停止其借書權。過期一日便懲罰一星期不得借書。[126]此後，北大圖書館亦不時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出各類館藏目錄、新到雜誌書籍介紹，及時將各種相關信息廣而告之。
力圖做到溝通各方的《北京大學日刊》記錄了北大師生的改變，也呈現出北大新校風。無論是以提升個人修養為目的的進德會，還是種種改良圖書館的努力，其初衷無疑都是與蔡元培所倡導的北大應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所的設想相一致的。不同於以往官僚養成所以升遷進階為目的，北大師生藉此共同參與到創建全新北大的過程中，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對北大所負擔的學術和道德重任的新認同。
由北大教授共同編撰的《新青年》更是北大風氣轉換的一個標誌。當《新青年》以「堅硬的爭論與柔和的詩文」形象公之於世之時，北大所開啟的由文學而至思想的新風氣也已逐漸傳播開來。[127]1919年1月，被看作《新青年》「助手」的《新潮》雜誌在北大校方的資助下得以創刊，這種思想的力量已然由北大教師一輩影響到了學生一輩。《新潮》辦刊之旨趣在於希望養成「自別於一般社會」的學校風氣，最終達到通過大學的思潮來影響社會的目的。「本此精神，循此途徑，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而大學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國中，影響無量。」[128]定位為「學生刊物」的《新潮》的發行，在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也將以往《新青年》在大青年、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產生的影響，擴大到了小青年、中學生之中。[129]
從一定程度上看，蔡元培苦心營造扭轉學風的努力也確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親歷此一變化的羅家倫，曾描述過五四前夕充滿學術自由風氣的北大：
作為北大內部公共信息傳達的渠道，與改良北大校風有關的問題經常出現在《北京大學日刊》的版麵上，構建出一個平等的輿論空間。比如，當時還是本科二年級的顧頡剛，觀察到圖書館存在呆滯停頓的現象，就撰文《上北京大學圖書館書》，並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連載十多天。顧頡剛對圖書館的建議主要涉及圖書定購類別、編目及歸類方法、借閱規則、閱覽環境等二十一條。其中，他特別提到希望圖書館能夠及時公布新購圖書目錄、捐贈圖書目錄、出版圖書目錄、代售圖書目錄以及分類閱書統計、分日閱書統計等項，務使讀者能夠了解圖書館的最新情況。[120]此後不久，法科經濟學門的學生周君南也以《本校圖書館改良芻議》為題致函日刊，討論了圖書館的開放時間、閱覽規則、硬體設施等問題。他從應對學生施以「自動主義」教育入手，認為改良圖書館正是解決蔡校長提出的防製學生沾染賭博惡習的方法。之所以學生會有賭博惡習，是因為「校課過寬，無事可為而為此者，實占大半」。如果一麵減少課堂講授時間，令學生自習，各班主課每月作一文，詳列參考之書，記作平時成績；另一麵盡力改良圖書館，誘發學生研究精神，「既有專注賭念自可潛消感化，自然固非徒具形式之責罰可比」。由此，圖書館的改良，實際上便是「不僅關乎智育已也」。[121]
對於這些建議，北大圖書館早已開始積極尋求改良方法，並經由《北京大學日刊》將圖書館的變化傳遞給北大師生。[122]自《北京大學日刊》第6號開始，圖書館便已不定期列出館藏西文書目、新到國文書目等。顧文全部刊載完成兩日後，圖書館又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館藏中國英文書籍目錄，並附有各冊圖書簡要介紹。[123]圖書館後又在春假開始前發布通告，要求教職員和學生歸還所借圖書，以便利用假期對中西文書籍改編書目。[124]行動也可說相當快速。不久，圖書館便延長了開放時間，每日自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半，晚七時至九時，星期日仍照常開館。[125]此外，從1918年5月3日開始，圖書館開始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上月借出及閱覽情況月報，分別對教職員、文理工法四科學生、校內外各機關人員借閱情況做出詳細統計。同時，《修正圖書館借閱規則》也在《北京大學日刊》予以公布，嚴格規定了圖書借閱製度。比如，重新規定教職員及學生借書冊數，並表示無論教職員學生借書，逾期不繳，就立即停止其借書權。過期一日便懲罰一星期不得借書。[126]此後，北大圖書館亦不時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出各類館藏目錄、新到雜誌書籍介紹，及時將各種相關信息廣而告之。
力圖做到溝通各方的《北京大學日刊》記錄了北大師生的改變，也呈現出北大新校風。無論是以提升個人修養為目的的進德會，還是種種改良圖書館的努力，其初衷無疑都是與蔡元培所倡導的北大應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所的設想相一致的。不同於以往官僚養成所以升遷進階為目的，北大師生藉此共同參與到創建全新北大的過程中，並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對北大所負擔的學術和道德重任的新認同。
由北大教授共同編撰的《新青年》更是北大風氣轉換的一個標誌。當《新青年》以「堅硬的爭論與柔和的詩文」形象公之於世之時，北大所開啟的由文學而至思想的新風氣也已逐漸傳播開來。[127]1919年1月，被看作《新青年》「助手」的《新潮》雜誌在北大校方的資助下得以創刊，這種思想的力量已然由北大教師一輩影響到了學生一輩。《新潮》辦刊之旨趣在於希望養成「自別於一般社會」的學校風氣，最終達到通過大學的思潮來影響社會的目的。「本此精神，循此途徑，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而大學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國中，影響無量。」[128]定位為「學生刊物」的《新潮》的發行，在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也將以往《新青年》在大青年、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產生的影響，擴大到了小青年、中學生之中。[129]
從一定程度上看，蔡元培苦心營造扭轉學風的努力也確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親歷此一變化的羅家倫，曾描述過五四前夕充滿學術自由風氣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