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京師大學堂算起，近代中國的大學有著自己的特殊發展軌跡，並不具備西方大學傳統意義上的「大學精神」。所以，如何在固有的學術文化傳統之中建立現代意義的大學，需要的不僅是破除各種阻礙的勇氣，更是能包羅眾家的氣度和見識。可以說，蔡元培早年的學術觀念和性情，是使其選擇留學德國的重要因素。留學期間沐浴在由洪堡所開創的德國大學氛圍中，則使蔡元培以學術為本的大學觀得以理論化和係統化；歸國之後，他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將其理念創造性地運用於中國教育實踐，使北大麵貌煥然一新。
第二節 延攬人才與重塑學風
一 「網羅眾家，兼容並包」
1916年12月26日，大總統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33]此消息一經公布，天津《大公報》便發表了《為大學校前途祝》的評論，認為蔡元培「留法有年，學貫中西」，「定能為教育界放一異彩，不禁拭目俟之」。同時，上海的《時報》也表示，蔡元培就任校長「此誠教育前途之一線曙光」，「秉績學之奇姿，以剛毅之精神出而任此，我知其必大有造於教育界也」。[34]蔡元培可謂帶著各方期待就任北大校長。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說中，他向北大學生提了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砥礪德行」「敬愛師友」。此後不久，他給老友吳稚暉去信，也談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構想。蔡元培把北大存在的問題歸結為兩點：一是學製、課程等「學課」的「淩雜」；二是學校「風紀」的「敗壞」。應對之法則是延聘「純粹之學問家」和「學生之模範人物」。[35]蔡氏的這兩次敘述，時間相近，改革北大的思路也頗為一致：選擇以傳統儒家修身與致知合而為一的思想開始他的改革之路，希望北大在學術和道德上都能「以身作則，力矯頹俗」。[36]
蔡元培改變北大學生的求學觀念，是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開始著手的。[37]總體來說，學界對此的研究多是從學術史或文學史角度切入，一般列舉陳獨秀、胡適、梁漱溟等人被聘任的經歷，以此證明蔡元培兼容並包的學術氣度和知人善用的領導風範。若從教育的實際過程來看，聘任教師的行為本身隻是施行改革的最初一步，如何凝聚眾多個性迥異的教師，共同實現蔡元培研究高深學問之設想，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38]
關於蔡元培選擇文科作為改革重點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文科中頑固守舊的人較多，是北大前進的障礙」；有學者則認為是蔡元培「曾廣泛涉獵文科的各門知識」，對文科「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而對理科的情況不太熟悉」。[39]其實，除此之外，北大文科所秉承的學術傳統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學術分科本是西學東漸的產物，而中國傳統的科目大多劃歸文史類學科，所以北大文科得以成為改革中心並非偶然。再加上當時北大文科又聚集了學術界的重量級人物，其所受到的關注自是較其他係科更多。經歷過「北大學術風氣轉變最劇烈的時期」的楊亮功回憶道：「一個大學學術思想之轉變，因而推動了全國學術思想之轉變，這並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學術思想轉變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國文學係又是新舊文學衝突之聚點。」[40]從聘任教師到辦雜誌、組社團、改革學製，這些影響北大今後氣象格局的舉措，大部分發生在文科各係，所以本書的考察還是多以北大文科為中心。
陳洪捷先生運用韋伯（max weber）的「卡裏斯瑪」（插risma）概念來詮釋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改革中表現出的品質，認為經歷、人際關係和學術氣度以及和平敦厚的性格造就了蔡元培的「卡裏斯瑪」資質，由此奠定了北大的基礎。[41]這樣的論斷大致不差。因蔡元培的提攜而入北大的梁漱溟，感觸則更為深刻。他認為，蔡先生雖未必能做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工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才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並進而將蔡元培的成功歸結為他的「真好惡」，認為有真好惡，而後「一言一動，不論做什麽事，總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間。這樣，他便能打動人。人或者甘心願意跟著他走，或隨著他，有一段鼓舞於衷而不自知。……他不要籠絡天下人，他更不想強製天下人聽他的。一切威逼利誘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卻自為他所帶動……其偉大在於一麵有容，一麵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42]熟悉蔡元培的人都頗為信服對蔡元培「完人」的讚譽，由人格魅力所散發出來的「真器局、真度量」，正是他得以匯聚人才的關鍵。
中國古代傳統儒家內聖外王之道，追求的是學問與道德人格的完美結合。作為前清翰林的蔡元培，顯然也在踐行著這一傳統信念。他自認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一生追求的還是學問本身。這種對待學問的態度，也成了他的人生態度，並由此深刻影響了北大改革的諸多取向。五四後，蔡元培留下一紙啟事，毅然返鄉。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將先回故鄉，……並覓一幽僻之處，杜門謝客，溫習德、法文，並學英語，以一半日力譯最詳明之西洋美術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學若幹部，此即我此後報國之道也。」[43]這樣的研究計劃恐怕早已定下，而非五四之時煩亂狀態下的突發奇想。蔡元培的書生本色由此可見。蔣夢麟把「蔡先生的精神」歸結為「溫良恭謙讓」「重美感」「平民生活」，謂此種精神源於蔡先生的「學問」，並以此勉勵北大學生積極向學。[44]梁漱溟更進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認為國人對「西洋文化」的注意，「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麵，而忽於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而「唯獨蔡先生富於哲學興趣，恰是遊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裏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種種的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左援右引，盛極一時。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45]
第二節 延攬人才與重塑學風
一 「網羅眾家，兼容並包」
1916年12月26日，大總統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33]此消息一經公布，天津《大公報》便發表了《為大學校前途祝》的評論，認為蔡元培「留法有年，學貫中西」，「定能為教育界放一異彩，不禁拭目俟之」。同時，上海的《時報》也表示，蔡元培就任校長「此誠教育前途之一線曙光」，「秉績學之奇姿，以剛毅之精神出而任此，我知其必大有造於教育界也」。[34]蔡元培可謂帶著各方期待就任北大校長。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說中，他向北大學生提了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砥礪德行」「敬愛師友」。此後不久，他給老友吳稚暉去信，也談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構想。蔡元培把北大存在的問題歸結為兩點：一是學製、課程等「學課」的「淩雜」；二是學校「風紀」的「敗壞」。應對之法則是延聘「純粹之學問家」和「學生之模範人物」。[35]蔡氏的這兩次敘述，時間相近，改革北大的思路也頗為一致：選擇以傳統儒家修身與致知合而為一的思想開始他的改革之路，希望北大在學術和道德上都能「以身作則，力矯頹俗」。[36]
蔡元培改變北大學生的求學觀念，是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開始著手的。[37]總體來說，學界對此的研究多是從學術史或文學史角度切入，一般列舉陳獨秀、胡適、梁漱溟等人被聘任的經歷，以此證明蔡元培兼容並包的學術氣度和知人善用的領導風範。若從教育的實際過程來看，聘任教師的行為本身隻是施行改革的最初一步，如何凝聚眾多個性迥異的教師，共同實現蔡元培研究高深學問之設想，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38]
關於蔡元培選擇文科作為改革重點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文科中頑固守舊的人較多，是北大前進的障礙」；有學者則認為是蔡元培「曾廣泛涉獵文科的各門知識」，對文科「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而對理科的情況不太熟悉」。[39]其實，除此之外，北大文科所秉承的學術傳統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學術分科本是西學東漸的產物，而中國傳統的科目大多劃歸文史類學科，所以北大文科得以成為改革中心並非偶然。再加上當時北大文科又聚集了學術界的重量級人物，其所受到的關注自是較其他係科更多。經歷過「北大學術風氣轉變最劇烈的時期」的楊亮功回憶道：「一個大學學術思想之轉變，因而推動了全國學術思想之轉變，這並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學術思想轉變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國文學係又是新舊文學衝突之聚點。」[40]從聘任教師到辦雜誌、組社團、改革學製，這些影響北大今後氣象格局的舉措，大部分發生在文科各係，所以本書的考察還是多以北大文科為中心。
陳洪捷先生運用韋伯（max weber）的「卡裏斯瑪」（插risma）概念來詮釋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改革中表現出的品質，認為經歷、人際關係和學術氣度以及和平敦厚的性格造就了蔡元培的「卡裏斯瑪」資質，由此奠定了北大的基礎。[41]這樣的論斷大致不差。因蔡元培的提攜而入北大的梁漱溟，感觸則更為深刻。他認為，蔡先生雖未必能做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工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才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並進而將蔡元培的成功歸結為他的「真好惡」，認為有真好惡，而後「一言一動，不論做什麽事，總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間。這樣，他便能打動人。人或者甘心願意跟著他走，或隨著他，有一段鼓舞於衷而不自知。……他不要籠絡天下人，他更不想強製天下人聽他的。一切威逼利誘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卻自為他所帶動……其偉大在於一麵有容，一麵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42]熟悉蔡元培的人都頗為信服對蔡元培「完人」的讚譽，由人格魅力所散發出來的「真器局、真度量」，正是他得以匯聚人才的關鍵。
中國古代傳統儒家內聖外王之道，追求的是學問與道德人格的完美結合。作為前清翰林的蔡元培，顯然也在踐行著這一傳統信念。他自認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一生追求的還是學問本身。這種對待學問的態度，也成了他的人生態度，並由此深刻影響了北大改革的諸多取向。五四後，蔡元培留下一紙啟事，毅然返鄉。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將先回故鄉，……並覓一幽僻之處，杜門謝客，溫習德、法文，並學英語，以一半日力譯最詳明之西洋美術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學若幹部，此即我此後報國之道也。」[43]這樣的研究計劃恐怕早已定下，而非五四之時煩亂狀態下的突發奇想。蔡元培的書生本色由此可見。蔣夢麟把「蔡先生的精神」歸結為「溫良恭謙讓」「重美感」「平民生活」，謂此種精神源於蔡先生的「學問」，並以此勉勵北大學生積極向學。[44]梁漱溟更進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認為國人對「西洋文化」的注意，「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麵，而忽於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而「唯獨蔡先生富於哲學興趣，恰是遊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裏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種種的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左援右引，盛極一時。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