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吉田熊次在《德國教育之精神》中總結了德國大學的特點，認為：「德國大學之教育主義，可以自由研究四字盡之。德之學校教育，本施極嚴肅之訓育，惟大學則全然不同，而施無製限之自由主義教育。大學教授得以己所欲講者講之，大學學生亦得學己之所欲學，潛心於己所欲研究之問題，遂以是為學製而公認之。」[21]回溯蔡元培在德國的經歷，他生活和學習的範圍主要以大學為中心，注意力也多集中於他所偏好的哲學與美術，而對德國教育問題的考察，可供參考記錄的，隻有翻譯他人的《德意誌大學之特色》（1910）與《撒克遜小學（國民學校）製度》（1911）。由於資料的限製，我們對蔡元培了解德國大學的程度還難以妄下定論。[22]但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來分析，蔡元培對德國大學的理解可能更多是基於自身的經驗認識，而較少有係統和深入的研究。他比較了解的德國大學——無論是萊比錫大學，還是柏林大學——所秉承的都是由洪堡所開創的以學術研究為取向的學風。受此種學術氛圍的薰陶，再加上蔡元培「性近於此」，「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的認識就更為強化。
他選擇留學德國，除了認定「世界學術德最尊」之外，也暗含著學習德國大學救國經驗的動機。[23]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德國先賢薄爾泥曰：『將來世界，惟在教育者掌握之中。』福斐得爾見拿破崙蹂躪柏靈，乃立市中，揚言曰：『振興我國以規復其勢力者，惟教育耳。』」[24]能在日記中摘錄此段名言，顯然是對引用的觀點頗為認同。1910年底，蔡元培所譯《德意誌大學之特色》一文在《教育雜誌》上發表。「此篇為故柏林大學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誌大學》總論（部分）。博士在德國學界重名，是篇又為名著，頗足供參考。」[25]文中對德國大學職員的選舉，教授的任免，校內有決定權，以及德國大學將學術研究與講授知識「融合而為一」等均有扼要的論述。此文作者巴留岑（今譯鮑爾生）將歐洲近代大學約分為三種，「即別各國大學為英國風、法國風、德意誌風三者是也」，將「德國大學之特質」概括為「為研究科學之實驗場。而一方且為教授普通及專門知識高等學科之黌舍」，並認為：「大學教育，以科學的教育為主，實為事理所必至。蓋其目的，非職業上實地之訓練，而在授以科學的知識與科學的研究之徑途也。故德國大學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26]蔡元培選擇此文進行翻譯，除了其「為名著」之外，更為重要的還是看重其「參考」價值，即在中國實現的可能性。[27]
吳稚暉1913年的日記中有這麽一段記載：「近日餘與孑民、石曾、精衛等聚談，皆確然深信：唯一之救國方法，止當致意青年有誌力者，從事於最高深之學問，歷二三十年沉浸於一學。專門名家之學者出，其一言一行，皆足以起社會之尊信，而後學風始以丕變。」[28]至蔡元培就任校長，他在邀請汪精衛任教北大時，也堅信「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蔡元培認為，德意誌的統一正是發端於大學教育的改良，還把汪精衛與菲希脫（今譯費希特）相類比，希望汪氏能起到「主持國文類教科，以真正之國粹，喚起青年之精神」的作用。[29]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二十周年紀念會上把北大與德國大學做了一番比較。他從校製沿革「頗與德國大學相類」出發，認為如果北大「能急起直追，何嚐不可與為平行之發展」。在蔡元培看來，德國大學初立時「本以神學、法學、醫學三科為主，……十八世紀以後，學問家輩出，學理一方麵逐漸發達。於是哲學一科，遂駕於其他三科之上，而為大學中最重要之部分」；而北大近年來的改革「又於文、理兩科特別注意，亦與德國大學哲學科之發達相類」。按照這樣的思路，如果北大於文、理兩科的「內容以漸充實」，自然「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頡頏耳」。[30]
柏林大學的主要倡導者是人文主義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他認為，大學的任務可以概括為「由科學而達致修養」。洪堡所說的科學即所謂純科學，是指哲學。它能夠統領一切學科，是關於世上萬般現象知識的最終歸宿。純科學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標，隻進行純知識、純學理的探求。在大學中，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隻要進行創造性的科學研究，修養的目標就都會隨之實現。所以，大學教授的主要任務並不是教，大學學生的任務也並不是學；大學學生需要獨立地去從事研究，至於大學教授的工作，則在誘導學生的研究興趣，再進一步去指導並幫助學生去做研究工作。由洪堡及其後繼者所開創的「這種大學的新模式，無論作為一種觀念還是作為一種組織機構，在柏林大學建立後不久，便在德國得到普遍的接受。……（新的大學觀念）大約到（19世紀）40年代被廣為接受，由此極大地促進了研究活動和科學的崛起」。[31]
柏林大學建立時，德國即有把它發展為德國科學與學術中心的願望，希望能用德國大學的腦力來彌補普魯士在物質方麵的不足。[32]德國也正是憑藉其大學的學術力量，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躋身世界強國。就20世紀初的中國而言，確實在某些方麵與當年的德國相類似。由此，教育救國無論在理路上還是現實中都有了可以利用的經驗，援引德國大學的經驗作用於北大也變得順理成章。蔡元培一直苦苦尋找的解決中國問題的路徑似乎也隨之明朗起來。
他選擇留學德國，除了認定「世界學術德最尊」之外，也暗含著學習德國大學救國經驗的動機。[23]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德國先賢薄爾泥曰：『將來世界，惟在教育者掌握之中。』福斐得爾見拿破崙蹂躪柏靈，乃立市中，揚言曰：『振興我國以規復其勢力者，惟教育耳。』」[24]能在日記中摘錄此段名言，顯然是對引用的觀點頗為認同。1910年底，蔡元培所譯《德意誌大學之特色》一文在《教育雜誌》上發表。「此篇為故柏林大學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誌大學》總論（部分）。博士在德國學界重名，是篇又為名著，頗足供參考。」[25]文中對德國大學職員的選舉，教授的任免，校內有決定權，以及德國大學將學術研究與講授知識「融合而為一」等均有扼要的論述。此文作者巴留岑（今譯鮑爾生）將歐洲近代大學約分為三種，「即別各國大學為英國風、法國風、德意誌風三者是也」，將「德國大學之特質」概括為「為研究科學之實驗場。而一方且為教授普通及專門知識高等學科之黌舍」，並認為：「大學教育，以科學的教育為主，實為事理所必至。蓋其目的，非職業上實地之訓練，而在授以科學的知識與科學的研究之徑途也。故德國大學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26]蔡元培選擇此文進行翻譯，除了其「為名著」之外，更為重要的還是看重其「參考」價值，即在中國實現的可能性。[27]
吳稚暉1913年的日記中有這麽一段記載：「近日餘與孑民、石曾、精衛等聚談，皆確然深信：唯一之救國方法，止當致意青年有誌力者，從事於最高深之學問，歷二三十年沉浸於一學。專門名家之學者出，其一言一行，皆足以起社會之尊信，而後學風始以丕變。」[28]至蔡元培就任校長，他在邀請汪精衛任教北大時，也堅信「苟切實從教育著手，未嚐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蔡元培認為，德意誌的統一正是發端於大學教育的改良，還把汪精衛與菲希脫（今譯費希特）相類比，希望汪氏能起到「主持國文類教科，以真正之國粹，喚起青年之精神」的作用。[29]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二十周年紀念會上把北大與德國大學做了一番比較。他從校製沿革「頗與德國大學相類」出發，認為如果北大「能急起直追，何嚐不可與為平行之發展」。在蔡元培看來，德國大學初立時「本以神學、法學、醫學三科為主，……十八世紀以後，學問家輩出，學理一方麵逐漸發達。於是哲學一科，遂駕於其他三科之上，而為大學中最重要之部分」；而北大近年來的改革「又於文、理兩科特別注意，亦與德國大學哲學科之發達相類」。按照這樣的思路，如果北大於文、理兩科的「內容以漸充實」，自然「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頡頏耳」。[30]
柏林大學的主要倡導者是人文主義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他認為，大學的任務可以概括為「由科學而達致修養」。洪堡所說的科學即所謂純科學，是指哲學。它能夠統領一切學科，是關於世上萬般現象知識的最終歸宿。純科學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標，隻進行純知識、純學理的探求。在大學中，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隻要進行創造性的科學研究，修養的目標就都會隨之實現。所以，大學教授的主要任務並不是教，大學學生的任務也並不是學；大學學生需要獨立地去從事研究，至於大學教授的工作，則在誘導學生的研究興趣，再進一步去指導並幫助學生去做研究工作。由洪堡及其後繼者所開創的「這種大學的新模式，無論作為一種觀念還是作為一種組織機構，在柏林大學建立後不久，便在德國得到普遍的接受。……（新的大學觀念）大約到（19世紀）40年代被廣為接受，由此極大地促進了研究活動和科學的崛起」。[31]
柏林大學建立時，德國即有把它發展為德國科學與學術中心的願望，希望能用德國大學的腦力來彌補普魯士在物質方麵的不足。[32]德國也正是憑藉其大學的學術力量，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躋身世界強國。就20世紀初的中國而言，確實在某些方麵與當年的德國相類似。由此，教育救國無論在理路上還是現實中都有了可以利用的經驗，援引德國大學的經驗作用於北大也變得順理成章。蔡元培一直苦苦尋找的解決中國問題的路徑似乎也隨之明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