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英〕昆廷·斯金納:《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丁耘、陳新主編《思想史研究》第1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第71頁。
[77] 參見杜成憲、鄧明言《教育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73~75頁。
第一章 長校,1917~1922
若從京師大學堂算起,到蔡元培正式就職的1917年,北京大學已經有了19年的歷史,校長也已出過十幾位。民國之後「京師大學堂」一變而成為「國立北京大學」,歷任的幾位校長——嚴復、何燏時、胡仁源——也曾嚐試辦好北大,但因種種原因,北大並未由此發生實質變化。蔡元培盡管名義上居北京大學校長之位十餘年,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但正是這「五年有半」的時間使北大一改「官僚養成所」之氣,成為引領學術之風的學府。
蔡元培出長北大之時,已年逾半百。他的前半生經歷絕對算得上輝煌:從資歷上看,他既是革命黨,又辦過新式教育,還曾任過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從學問上看,他是前清翰林,又曾留學德、法。無論是政治觀念上的新舊各派,還是學術追求上的新舊士人,都能從蔡元培身上找到共鳴和認同。所以,周作人曾引時人評價說,蔡元培辦學稱得上「古今中外」[1]。所謂「古今中外」,既是指他秉承的思想資源,也可以用來形容他的行事風格。蔡元培之所以被視為近代大學領袖人物,正是因為他的苦心經營重新塑造了北京大學的性格,同時又對近代中國的大學理念有頗多啟示。
本章並不是要描述整個革新的過程以探求其背後的「真相」,而是嚐試著考察蔡元培是如何在實際長校期間重塑北大,北大師生如何認識這種變化,蔡元培又是如何逐漸得到北大師生以及教育界認同的。對這一階段史實的重構,既是理解這一時期北大何以成為追慕對象之根本,也是解釋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如何被記憶之基礎。
第一節 現實境遇與思想資源
一 「官僚養成所」
早在民國初建之時,作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就曾發布《大學令》,要求「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2]雖然民國後最初幾任校長對北大的改革並不如蔡元培所做的那樣聲名遠播,但也應承認,正是他們奠定了北大崛起的緒端。[3]對於大學應負起學問上的責任,他們也有較為一致的認識。民國後北大首任校長嚴復就曾表示,大學的宗旨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4]嚴復發此議論正值北大內外交困之時,教育部有傳言要關閉北大,學校內部則是聯合罷課,反抗教師,衝突不斷,此時以精心於高尚學術規勸學生,其作用顯然是微弱的。嚴復被迫辭職,由馬良(相伯)接任。暫時代理校長的馬良在就職演說中就已言明:「諸君皆係大學生,然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係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諸君在此校肄業,須尊重道德,專心學業,庶不辜負大學生三字雲。」[5]此後一周,梁啓超也被邀請到北大演講,他繼續馬良的思路,強調大學目的是「研究高深之學理,發揮本國之文明,以貢獻於世界文明」。「大學校不僅為一國高等教育之總機關,實一國學問生命之所在,而可視為一學問之國家也。且學問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國之大學,即為一國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嚴責任之重大,抑豈我人言語所能盡歟!」[6]梁啓超將北大與國家文明、學問生命聯繫在一起,同樣是希望學生能將學問本身作為一種高尚的追求,負起應有之責任。
曾任校長的胡仁源在《北京大學計劃書》中說:「大學設立之目的,除造就碩學通才以備世用而外,尤在養成專門學者。」但是,「我國創立大學垂十餘年,前後教員無慮百數,而其能以專門學業表見於天下者,殆無人焉,不可謂非國家之恥矣」。他分析箇中原因,認為是「社會心理大都趨重於官吏之一途,為教員者多僅以此為進身之階梯,故鮮能久於其任」。所以,他主張「延聘教員,務宜慎選相當人才,任用以後,不可輕易更換。國家對於教員尤宜格外優遇,以養成社會尊尚學術之風」。[7]但理念與施行之間的鴻溝並不容易彌合。蔡元培之前幾任校長扭轉學風的努力,都沒能使北大學風有實質性的改變。
那時的北大仍是一派官僚氣象。據1913年考入北大預科的顧頡剛回憶:
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容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韻學、文學批評(《文心雕龍》)的黃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樹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五千銀元;當然,這樣的豪富子弟數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至於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說也有好幾十。像我這樣一年從家裏隻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裏簡直沒有地位。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麽鑽營費由十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隻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汙吏!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裏像個什麽「最高學府」?[8]
[77] 參見杜成憲、鄧明言《教育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73~75頁。
第一章 長校,1917~1922
若從京師大學堂算起,到蔡元培正式就職的1917年,北京大學已經有了19年的歷史,校長也已出過十幾位。民國之後「京師大學堂」一變而成為「國立北京大學」,歷任的幾位校長——嚴復、何燏時、胡仁源——也曾嚐試辦好北大,但因種種原因,北大並未由此發生實質變化。蔡元培盡管名義上居北京大學校長之位十餘年,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但正是這「五年有半」的時間使北大一改「官僚養成所」之氣,成為引領學術之風的學府。
蔡元培出長北大之時,已年逾半百。他的前半生經歷絕對算得上輝煌:從資歷上看,他既是革命黨,又辦過新式教育,還曾任過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從學問上看,他是前清翰林,又曾留學德、法。無論是政治觀念上的新舊各派,還是學術追求上的新舊士人,都能從蔡元培身上找到共鳴和認同。所以,周作人曾引時人評價說,蔡元培辦學稱得上「古今中外」[1]。所謂「古今中外」,既是指他秉承的思想資源,也可以用來形容他的行事風格。蔡元培之所以被視為近代大學領袖人物,正是因為他的苦心經營重新塑造了北京大學的性格,同時又對近代中國的大學理念有頗多啟示。
本章並不是要描述整個革新的過程以探求其背後的「真相」,而是嚐試著考察蔡元培是如何在實際長校期間重塑北大,北大師生如何認識這種變化,蔡元培又是如何逐漸得到北大師生以及教育界認同的。對這一階段史實的重構,既是理解這一時期北大何以成為追慕對象之根本,也是解釋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如何被記憶之基礎。
第一節 現實境遇與思想資源
一 「官僚養成所」
早在民國初建之時,作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就曾發布《大學令》,要求「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2]雖然民國後最初幾任校長對北大的改革並不如蔡元培所做的那樣聲名遠播,但也應承認,正是他們奠定了北大崛起的緒端。[3]對於大學應負起學問上的責任,他們也有較為一致的認識。民國後北大首任校長嚴復就曾表示,大學的宗旨是「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4]嚴復發此議論正值北大內外交困之時,教育部有傳言要關閉北大,學校內部則是聯合罷課,反抗教師,衝突不斷,此時以精心於高尚學術規勸學生,其作用顯然是微弱的。嚴復被迫辭職,由馬良(相伯)接任。暫時代理校長的馬良在就職演說中就已言明:「諸君皆係大學生,然所謂大學者,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薪水之大之謂,係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也。諸君在此校肄業,須尊重道德,專心學業,庶不辜負大學生三字雲。」[5]此後一周,梁啓超也被邀請到北大演講,他繼續馬良的思路,強調大學目的是「研究高深之學理,發揮本國之文明,以貢獻於世界文明」。「大學校不僅為一國高等教育之總機關,實一國學問生命之所在,而可視為一學問之國家也。且學問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國之大學,即為一國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嚴責任之重大,抑豈我人言語所能盡歟!」[6]梁啓超將北大與國家文明、學問生命聯繫在一起,同樣是希望學生能將學問本身作為一種高尚的追求,負起應有之責任。
曾任校長的胡仁源在《北京大學計劃書》中說:「大學設立之目的,除造就碩學通才以備世用而外,尤在養成專門學者。」但是,「我國創立大學垂十餘年,前後教員無慮百數,而其能以專門學業表見於天下者,殆無人焉,不可謂非國家之恥矣」。他分析箇中原因,認為是「社會心理大都趨重於官吏之一途,為教員者多僅以此為進身之階梯,故鮮能久於其任」。所以,他主張「延聘教員,務宜慎選相當人才,任用以後,不可輕易更換。國家對於教員尤宜格外優遇,以養成社會尊尚學術之風」。[7]但理念與施行之間的鴻溝並不容易彌合。蔡元培之前幾任校長扭轉學風的努力,都沒能使北大學風有實質性的改變。
那時的北大仍是一派官僚氣象。據1913年考入北大預科的顧頡剛回憶:
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隻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有的教師死守本分,不容許有新思想;當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韻學、文學批評(《文心雕龍》)的黃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樹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見。學生們則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學生一年要花五千銀元;當然,這樣的豪富子弟數量不多,大約不過兩三人。至於一年花千把銀元的人就多了,少說也有好幾十。像我這樣一年從家裏隻能拿二三百銀元來上學的,就是窮學生了,在學校裏簡直沒有地位。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胡同」(和平門外韓家潭一帶)。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指京師大學堂)。這種壞現象是從清末保留下來的。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何謂「結十兄弟」?就是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個官如果是向軍閥或大官僚花錢買來的,那麽鑽營費由十人分攤。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隻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汙吏!蔡元培先生來長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裏像個什麽「最高學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