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持有歷史記憶的視角，不同的論述主題和基本史料，都會帶來具體研究策略和處理方法的差別。相對於以事件為中心的討論，對以人物為中心的相關歷史記憶的考察，因為有了被記憶者的參與，從而使整個建構過程呈現出更大的複雜性。但是，就目前國內外已有的以人物為中心的考察來看，如上文提及的施瓦茨對華盛頓及林肯的考察、黃克武對史可法的考察、潘光哲等人對「國父」孫中山的考察，都存在一個明顯的薄弱之處，即關注的都是被記憶者離世後其形象如何被重新塑造的過程。而記憶的生成過程，顯然並不是完全以被記憶者的自然生卒年代作為時間的限定，而是與被記憶者生前身後動盪起伏的人生經歷相關聯，同時也是與被記憶者所存在的具體歷史文化環境互動的社會過程。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被記憶者生前諸多超越常人的特質，才會存在其身後不斷被紀念、被重複敘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本書對北大校長蔡元培相關歷史記憶形成過程的考察，更多地將關注點置於更具有歷史動感和歷史複雜性的時限之內，更側重於對蔡元培生前個人參與的歷史記憶的建構。
本書希望從兩個層麵解讀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首先，考察蔡元培與其直接參與建構的北大的關聯。這一層麵是理解蔡元培何以成為北大精神和中國大學理念象徵的根源。其次，從記憶、想像與認同的層麵，分析帶有神化色彩的蔡元培與北大是如何形成的，即關注蔡元培與北大關係之歷史記憶的形成與再造的過程，關注如何在不斷地想像同時又不斷認同這樣想像的過程中造就的蔡元培和北大之間的相互關係。這兩個層麵並非完全割裂，貫穿於其中的是歷史進程中的蔡元培與北大，以及「他者」眼中的蔡元培與北大。這兩個層麵的互動即形成了歷史真實與歷史想像之間的解釋空間。因此，本書力圖在重建不同歷史語境的基礎上，呈現時人與後人如何理解、重述、建構這一段歷史，以及又是如何基於此不斷疊加記憶的過程。
按照記憶形成的先後順序，本書圍繞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從被懷疑到被認同以及其後人們的不斷追憶等關鍵性環節展開。此進程同時也對應著蔡元培從實際長校到名義上的校長再到與北大脫離實際關係的過程。本書想要解決的問題是：首先，在蔡元培實際長校期間，北大的諸項革新帶來了怎樣的變化？蔡元培如何成為學界之領袖？其次，在蔡元培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北大師生圍繞是否請其回校繼續擔任校長，有怎樣各異的想法？不同時局之下，這些請其回校的想法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該如何解釋？在此期間，蔡元培的聲名、威望和形象是否發生了變化以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最後，蔡元培去世之後，不同的利益群體如何評價蔡元培生前的功過是非？對蔡元培的形象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羅誌田對民國史「倒放電影」傾向的批評，以及王汎森對文本「去熟悉化」的呼籲，強調的都是要在遵循歷史進程的前提下進行邏輯推演，而非將研究者自己超越時代判斷的觀點強加於歷史。[75]因此，本書的論述希望以立體化的多維度、多層麵來考察關於北大校長蔡元培歷史記憶的變化。這種立體化的展開，既體現在對時間維度的古今觀照上，也體現在歷史實際與文本記錄的互動之間。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通過研究歐洲政治思想史，提出了關於文本（text）與語境（context）互動的理論，認為：「要理解某一論斷，我們不僅需要掌握作者言說的意涵，而且同時要把握這一言說的意欲效應（intended force）。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了解人們的言說（saying），而且要知道他們在言說時的行為（doing）。」[76]這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上的啟示，也必然會帶來史料的極大擴展。自創設之日起，中國教育史學科就有著自己獨特的問題意識，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傳統。從以往的研究慣例來看，對教育家的思想研究屬於教育思想史領域，而對具體教育實踐的研究則多歸於教育製度史的範疇。[77]在具體的研究中，多以整理和詮釋經典思想文本與製度文本為主，而較少關注教育思想或製度生成廣義上的「語境」（context）等問題。而實際上，教育問題牽涉頗廣，包含思想、文化、社會、製度等多方麵的因素。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所謂教育思想，隻是提供了教育發展過程中一個麵相的記錄。與活生生的歷史場景相比，教育思想與教育製度的絕對劃分，無疑割裂了這種必然的聯繫，往往使研究變得僵化，缺少靈動。教育思想的提出往往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在內，由此也很難完全作用於現實。即使在某些範圍內得以實施，由理想化思想產生的力量亦不免隨著外部條件的限製而被削弱，甚至完全與思想家的初衷相背離。而「歷史記憶」的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將原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製度都納入一個新的詮釋體係中，即將研究的目光轉移到教育思想在現實實踐中複雜的過程，以一種立體化的動態方式來進行分析與考察。這或算是溝通教育思想史與教育製度史的一次嚐試。
* * *
[1] 高平叔：《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研究集——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122頁。
本書希望從兩個層麵解讀蔡元培與北大的關係。首先，考察蔡元培與其直接參與建構的北大的關聯。這一層麵是理解蔡元培何以成為北大精神和中國大學理念象徵的根源。其次，從記憶、想像與認同的層麵，分析帶有神化色彩的蔡元培與北大是如何形成的，即關注蔡元培與北大關係之歷史記憶的形成與再造的過程，關注如何在不斷地想像同時又不斷認同這樣想像的過程中造就的蔡元培和北大之間的相互關係。這兩個層麵並非完全割裂，貫穿於其中的是歷史進程中的蔡元培與北大，以及「他者」眼中的蔡元培與北大。這兩個層麵的互動即形成了歷史真實與歷史想像之間的解釋空間。因此，本書力圖在重建不同歷史語境的基礎上，呈現時人與後人如何理解、重述、建構這一段歷史，以及又是如何基於此不斷疊加記憶的過程。
按照記憶形成的先後順序，本書圍繞作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從被懷疑到被認同以及其後人們的不斷追憶等關鍵性環節展開。此進程同時也對應著蔡元培從實際長校到名義上的校長再到與北大脫離實際關係的過程。本書想要解決的問題是：首先，在蔡元培實際長校期間，北大的諸項革新帶來了怎樣的變化？蔡元培如何成為學界之領袖？其次，在蔡元培名義上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北大師生圍繞是否請其回校繼續擔任校長，有怎樣各異的想法？不同時局之下，這些請其回校的想法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該如何解釋？在此期間，蔡元培的聲名、威望和形象是否發生了變化以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最後，蔡元培去世之後，不同的利益群體如何評價蔡元培生前的功過是非？對蔡元培的形象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羅誌田對民國史「倒放電影」傾向的批評，以及王汎森對文本「去熟悉化」的呼籲，強調的都是要在遵循歷史進程的前提下進行邏輯推演，而非將研究者自己超越時代判斷的觀點強加於歷史。[75]因此，本書的論述希望以立體化的多維度、多層麵來考察關於北大校長蔡元培歷史記憶的變化。這種立體化的展開，既體現在對時間維度的古今觀照上，也體現在歷史實際與文本記錄的互動之間。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通過研究歐洲政治思想史，提出了關於文本（text）與語境（context）互動的理論，認為：「要理解某一論斷，我們不僅需要掌握作者言說的意涵，而且同時要把握這一言說的意欲效應（intended force）。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了解人們的言說（saying），而且要知道他們在言說時的行為（doing）。」[76]這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上的啟示，也必然會帶來史料的極大擴展。自創設之日起，中國教育史學科就有著自己獨特的問題意識，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傳統。從以往的研究慣例來看，對教育家的思想研究屬於教育思想史領域，而對具體教育實踐的研究則多歸於教育製度史的範疇。[77]在具體的研究中，多以整理和詮釋經典思想文本與製度文本為主，而較少關注教育思想或製度生成廣義上的「語境」（context）等問題。而實際上，教育問題牽涉頗廣，包含思想、文化、社會、製度等多方麵的因素。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所謂教育思想，隻是提供了教育發展過程中一個麵相的記錄。與活生生的歷史場景相比，教育思想與教育製度的絕對劃分，無疑割裂了這種必然的聯繫，往往使研究變得僵化，缺少靈動。教育思想的提出往往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在內，由此也很難完全作用於現實。即使在某些範圍內得以實施，由理想化思想產生的力量亦不免隨著外部條件的限製而被削弱，甚至完全與思想家的初衷相背離。而「歷史記憶」的視角，在一定程度上將原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製度都納入一個新的詮釋體係中，即將研究的目光轉移到教育思想在現實實踐中複雜的過程，以一種立體化的動態方式來進行分析與考察。這或算是溝通教育思想史與教育製度史的一次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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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平叔：《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研究集——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