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洪捷的《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分為兩部分，上篇主要討論德國古典大學觀的產生經過，介紹洪堡、施萊爾馬赫和費希特的大學觀，並說明古典大學觀在19世紀的影響；下篇則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改革為例，探討德國古典大學觀對中國的影響，通過討論蔡氏留學德國的原因和經過，解釋其大學思想與中國學術傳統的關係、接受德國大學觀的情況，以及他對中國大學的影響，藉此了解德國大學觀通過蔡氏對北京大學的改革從而使中國學術得以轉型——確立了學術的自主性，產生了新學術觀念，並樹立了學術平等觀念。
在眾多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還有以「蔡元培研究會」名義出版的一係列論文集。蔡元培研究會成立於1986年3月，在組織上掛靠在北京大學，北大校長丁石孫為首任會長。1988年5月4日至7日，蔡元培研究會在北京大學舉辦「紀念蔡元培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後主辦者把大部分論文結集成《論蔡元培》一書。這次討論會將蔡元培思想研究向前推動了一步，不再單單是發表紀念性文章，而是從學術層麵重估蔡元培在近代中國學術文化中的地位和貢獻。書中對蔡元培東西文化交流觀的討論，也反映出當時以「中西文化交流」為熱點的研究動態。此後的1998年及2008年，蔡元培研究會均在北京大學舉辦誕辰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主題分別為「蔡元培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及「蔡元培與現代中國」，會後均有論文集出版。
從大陸的蔡元培研究和史料輯錄的整體狀況來看，1949年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對蔡元培的評價完全呈一邊倒的趨勢，一改新中國成立前一味稱頌的狀況，把蔡元培劃歸為「資產階級教育家」，「將教育問題與政治問題混為一談」。[69]進入1980年代之後，對蔡元培的研究工作得以真正展開，也漸成研究熱點。[70]研究的規模和範圍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主要內容除了以往所討論的蔡元培的教育方針、「五育」思想、對北大改革的理論及實踐外，還討論了蔡元培的人才思想、高等教育思想、美育思想、教育獨立論、科學教育思想、軍國民教育思想及實踐、教育管理思想等。討論的重點則在於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兼容並包方針、教授治校、教育獨立，以及對蔡元培歷史地位的基本估計。[71]近年來，特別是以北大百年校慶為契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重新思考蔡元培思想研究以及校史研究的敘述框架問題，嚐試從蔡元培自身思想發展的脈絡以及大學發展的內在理路來進行考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四 研究方法與思路
美國歷史哲學家阿蘭·梅吉爾（an megill）指出，「歷史記憶」中也包含著體驗性的意味，是親歷者將經歷復原和轉換為敘事的過程。[72]可以說，這種「體驗性」來源於記憶的各個主題，是記憶主體立足於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具體到本書的論題來說，蔡元培在革新北大的同時，與北大就已經開始作為一種「歷史」或「記憶」存在了。蔡元培革新北大的過程，也是相關歷史記憶形成的過程。試舉一例。1924年，因「羅文幹案」赴歐留學的蔡元培以個人學術研究難以中斷為理由，婉言拒絕返校的請求。他在回復傅斯年、羅家倫的信中說：
校中同人往往誤以「天之功」一部分歸諸弟，而視弟之進退為有重要之關係。在弟個人觀察實並不如此，就既往歷史而言，六七年前，國內除教會大學而外，財力較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國立而住在首都，自然優秀之教員、優秀之學生較他校為多，重以時勢所迫，激刺較多，遂有向各方麵發展之勢力。然弟始終注重在「研究學術」方麵之提倡，於其他對外發展諸端，純然由若幹教員與若幹學生隨其個性所趨而自由申張，弟不過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學術」方麵而論，弟旁通多，可實未曾為一種有係統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設。現在如國學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芻形者，仍恃有幾許教員、幾許學生循其個性所趨而自由申張，弟亦非有所助力也。[73]
蔡元培的這段話頗堪玩味。一直以來，他都被視為北京大學的締造者，而他「個人觀察實並不如此」。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無疑需要再進一步探究。
從某種程度上說，歷史也是一種選擇性記憶和記錄的過程。其中既包括由不斷重複追憶而保有的連續性，又包括無意或刻意規避而呈現出的斷裂性。哈布瓦赫曾言：「我們關於過去的概念，是受我們用來解決現在問題的心智意象影響的，因此，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74]客觀地說，作為北大校長，蔡元培並未過多直接參與北大所謂「新舊之爭」，更多的是盡自己做校長的職責，從北大發展的大局著眼，營造一種風氣與氛圍。開風氣之事並非人人皆可為之，非有大見識、大氣度不可。蔡元培本人的品格與德行也有頗為人所折服之處，他能得到眾人的一致讚譽並非偶然。自京師大學堂創辦起，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京大學一直處於學界獨尊的特殊地位。這其中有歷史積澱的基礎，也得益於蔡元培的用心營造，還要加上北大之外包括學界、政界在內不斷積累起的對北大負擔起國家民族命運的使命感和承擔意識的認識。特別是在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民族危機加劇之後，蔡元培所營造的五四以來北大的學術繁榮也就成為近代中國大學的一種精神上的寄託與追求。可以說，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並不僅僅是教育領域內的事件。它不斷地被提及、被追憶、被紀念，皆是親歷者、追慕者或是當權者在各自立場與現實情境下選擇的結果，包含著以個人記憶重構社會記憶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同時又被賦予接續北大傳統、重建「北大精神」以及近代中國「大學精神」的意義。因此，要考察關於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不能僅僅以蔡氏生卒年代為限，而是需要以更開闊的視野勾連歷史與當下，既能藉助後見之明以期更貼近歷史的真實，同時也能歷史地看待當下問題的形成與發展。
在眾多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還有以「蔡元培研究會」名義出版的一係列論文集。蔡元培研究會成立於1986年3月，在組織上掛靠在北京大學，北大校長丁石孫為首任會長。1988年5月4日至7日，蔡元培研究會在北京大學舉辦「紀念蔡元培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後主辦者把大部分論文結集成《論蔡元培》一書。這次討論會將蔡元培思想研究向前推動了一步，不再單單是發表紀念性文章，而是從學術層麵重估蔡元培在近代中國學術文化中的地位和貢獻。書中對蔡元培東西文化交流觀的討論，也反映出當時以「中西文化交流」為熱點的研究動態。此後的1998年及2008年，蔡元培研究會均在北京大學舉辦誕辰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主題分別為「蔡元培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及「蔡元培與現代中國」，會後均有論文集出版。
從大陸的蔡元培研究和史料輯錄的整體狀況來看，1949年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對蔡元培的評價完全呈一邊倒的趨勢，一改新中國成立前一味稱頌的狀況，把蔡元培劃歸為「資產階級教育家」，「將教育問題與政治問題混為一談」。[69]進入1980年代之後，對蔡元培的研究工作得以真正展開，也漸成研究熱點。[70]研究的規模和範圍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主要內容除了以往所討論的蔡元培的教育方針、「五育」思想、對北大改革的理論及實踐外，還討論了蔡元培的人才思想、高等教育思想、美育思想、教育獨立論、科學教育思想、軍國民教育思想及實踐、教育管理思想等。討論的重點則在於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兼容並包方針、教授治校、教育獨立，以及對蔡元培歷史地位的基本估計。[71]近年來，特別是以北大百年校慶為契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重新思考蔡元培思想研究以及校史研究的敘述框架問題，嚐試從蔡元培自身思想發展的脈絡以及大學發展的內在理路來進行考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四 研究方法與思路
美國歷史哲學家阿蘭·梅吉爾（an megill）指出，「歷史記憶」中也包含著體驗性的意味，是親歷者將經歷復原和轉換為敘事的過程。[72]可以說，這種「體驗性」來源於記憶的各個主題，是記憶主體立足於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具體到本書的論題來說，蔡元培在革新北大的同時，與北大就已經開始作為一種「歷史」或「記憶」存在了。蔡元培革新北大的過程，也是相關歷史記憶形成的過程。試舉一例。1924年，因「羅文幹案」赴歐留學的蔡元培以個人學術研究難以中斷為理由，婉言拒絕返校的請求。他在回復傅斯年、羅家倫的信中說：
校中同人往往誤以「天之功」一部分歸諸弟，而視弟之進退為有重要之關係。在弟個人觀察實並不如此，就既往歷史而言，六七年前，國內除教會大學而外，財力較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國立而住在首都，自然優秀之教員、優秀之學生較他校為多，重以時勢所迫，激刺較多，遂有向各方麵發展之勢力。然弟始終注重在「研究學術」方麵之提倡，於其他對外發展諸端，純然由若幹教員與若幹學生隨其個性所趨而自由申張，弟不過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學術」方麵而論，弟旁通多，可實未曾為一種有係統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設。現在如國學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芻形者，仍恃有幾許教員、幾許學生循其個性所趨而自由申張，弟亦非有所助力也。[73]
蔡元培的這段話頗堪玩味。一直以來，他都被視為北京大學的締造者，而他「個人觀察實並不如此」。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無疑需要再進一步探究。
從某種程度上說，歷史也是一種選擇性記憶和記錄的過程。其中既包括由不斷重複追憶而保有的連續性，又包括無意或刻意規避而呈現出的斷裂性。哈布瓦赫曾言：「我們關於過去的概念，是受我們用來解決現在問題的心智意象影響的，因此，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74]客觀地說，作為北大校長，蔡元培並未過多直接參與北大所謂「新舊之爭」，更多的是盡自己做校長的職責，從北大發展的大局著眼，營造一種風氣與氛圍。開風氣之事並非人人皆可為之，非有大見識、大氣度不可。蔡元培本人的品格與德行也有頗為人所折服之處，他能得到眾人的一致讚譽並非偶然。自京師大學堂創辦起，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京大學一直處於學界獨尊的特殊地位。這其中有歷史積澱的基礎，也得益於蔡元培的用心營造，還要加上北大之外包括學界、政界在內不斷積累起的對北大負擔起國家民族命運的使命感和承擔意識的認識。特別是在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民族危機加劇之後，蔡元培所營造的五四以來北大的學術繁榮也就成為近代中國大學的一種精神上的寄託與追求。可以說，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並不僅僅是教育領域內的事件。它不斷地被提及、被追憶、被紀念，皆是親歷者、追慕者或是當權者在各自立場與現實情境下選擇的結果，包含著以個人記憶重構社會記憶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同時又被賦予接續北大傳統、重建「北大精神」以及近代中國「大學精神」的意義。因此，要考察關於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歷史記憶，不能僅僅以蔡氏生卒年代為限，而是需要以更開闊的視野勾連歷史與當下，既能藉助後見之明以期更貼近歷史的真實，同時也能歷史地看待當下問題的形成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