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胡適在1934年曾慨嘆說：辛亥時的革命者就「夢想一個自由、平等、繁榮強盛的國家。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們還隻是一個抬不起頭來的三等國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少從名義上改變了這一狀況，部分出於牽製英國和法國的考慮，美國在處理戰時和戰後事宜中，把中國拉入了世界四強的行列。久處邊緣的中國忽然成了世界「四大國」的一員，胡適對此十分珍視，他曾致電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中共能放下武裝，學美國革命時的傑弗遜與國民黨一起搞兩黨政治。這個建議未被接受。胡適也就一步步地站到國民黨政府一邊。
到1947年，胡適已可以強調，貧弱的中國已躋身世界四強，政府當然要維持這難得的「國際威望」。對始終著眼於「世界」的胡適來說，從「抬不起頭來的三等國家」到「世界四強」，這無疑是幾代中國人期盼已久的質的轉變。豈止國民黨政府希望維持，胡適更希望其能夠維持，他不能不支持「國際」承認的中央政府。隻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中央政府存在，中國的「四大國」地位才不致為其他三大國所否認。所以，胡適公開宣布擁護國民黨政府的「戡亂動員令」，認為政府鎮壓共產黨的「叛亂」既是自衛也有此義務。[86]
正因極為珍重中國來之不易的四大國成員這一地位，過去批判國民黨的胡適就正式認同於國民黨政府，在國共之爭中旗幟鮮明地站在國民黨一邊，後來更追隨國民政府到了台灣。從他不久就支持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看，胡適又何嚐不知道國民政府仍是一黨專政的政府。但為了中國來之不易的「國際威望」，胡適不得不取一種「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態度，終其生維持他對國民政府的認同。然而，胡適晚年最具詭論意義的現象，就是他為反共而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卻不為同樣反共的國民黨所接受。這樣，《自由中國》雜誌的興衰，也就揭示了中國自由主義本身的命運。
* * *
[1] 此事學術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進編《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上），由北新書局於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時出版。
[2] 《錢端升致胡適》（1926年11月4日）、《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書信選》上冊，第406、426頁。
[3]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
[4] 胡適日記，1923年4月3日。
[5] 胡適日記，1917年6—7月之「歸國記」；《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第285頁。
[6] 參見《口述自傳》，第198頁。
[7] 胡適這一整套關於中國文藝復興的階段性係統論述，主要見於其1926—1927年間在英國和美國的演講。最重要也最詳細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和1927年2月26日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前者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後者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該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書中，pp.5-12.
[8] 胡適講、孟侯記《新文學運動之意義》，《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0日，第2—4頁；胡適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
[9] 《年譜》，第112—13、123頁。
[10] 胡適日記，1925年「南行雜記」10月5日條、1926年9月3日。
[11] 胡適日記，1926年8月23日—10月14日；並參見lewis s. gat，young china，rev. ed.，new york：the nation inc.，1927；john ook roots，「chinese head and chinese heart，」 asia（feb. 1927），pp.91-97，157-160，「the canton idea，」 asia（apr. 1927），pp.285-288，346-352，「sun yat-senism，」 asia（may 1927），pp.361-365，436-441.
[12] 胡適日記，1926年10月14日。根內特對鮑羅廷和「清黨」以前的蔣介石的看法都與此相同，特別是對蔣，連提的問題都相同。他認為蔣有理想，有軍事能力，但懷疑蔣能否與人很好地合作，尤其是擔心他能否接受文人領導而不是謀求建立個人權威。這些顧慮，與宋子文頗相同，也很可能是受了宋的影響。隻是在「清黨」之後，根內特才寫過攻擊蔣的文章。不論他和胡適是誰影響誰，他們顯然是討論過這些問題。參見gat，young china，pp.27-31.
[13] 本段及下多段均參見胡適1926—1927年在英國和美國的演講，最詳細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的演講，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和前引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並參見胡適日記，1926年10月8、14，11月2、4、26日。以下凡有關胡適在英美演講的內容不再注出。
[14] 胡適日記，1928年3月24日。
[15] 信的摘要見胡適日記，1926年11月25日。
[16] 胡適1926年9月的日記中收藏有一份以《警告旅歐華僑同胞》為題的傳單，落款是「中國旅歐巴黎國民黨支部」。
[17] 《高夢旦致胡適》（1927年4月26日）、《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4月28日），《書信選》上冊，第427、430頁。
[18] 《任白濤致胡適》（1927年5月23日），《書信選》上冊，第433頁。
[19] 《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書信選》上冊，第426頁。
[20] 《高夢旦致胡適》（1927年4月26日），《書信選》上冊，第427頁。
[21] 斯特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china’s millions，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斯特朗文集》第2卷，新華出版社，1988，第30—31頁。
胡適在1934年曾慨嘆說：辛亥時的革命者就「夢想一個自由、平等、繁榮強盛的國家。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們還隻是一個抬不起頭來的三等國家」。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少從名義上改變了這一狀況，部分出於牽製英國和法國的考慮，美國在處理戰時和戰後事宜中，把中國拉入了世界四強的行列。久處邊緣的中國忽然成了世界「四大國」的一員，胡適對此十分珍視，他曾致電中共領袖毛澤東，希望中共能放下武裝，學美國革命時的傑弗遜與國民黨一起搞兩黨政治。這個建議未被接受。胡適也就一步步地站到國民黨政府一邊。
到1947年，胡適已可以強調，貧弱的中國已躋身世界四強，政府當然要維持這難得的「國際威望」。對始終著眼於「世界」的胡適來說，從「抬不起頭來的三等國家」到「世界四強」，這無疑是幾代中國人期盼已久的質的轉變。豈止國民黨政府希望維持，胡適更希望其能夠維持，他不能不支持「國際」承認的中央政府。隻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中央政府存在，中國的「四大國」地位才不致為其他三大國所否認。所以，胡適公開宣布擁護國民黨政府的「戡亂動員令」，認為政府鎮壓共產黨的「叛亂」既是自衛也有此義務。[86]
正因極為珍重中國來之不易的四大國成員這一地位，過去批判國民黨的胡適就正式認同於國民黨政府，在國共之爭中旗幟鮮明地站在國民黨一邊，後來更追隨國民政府到了台灣。從他不久就支持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看，胡適又何嚐不知道國民政府仍是一黨專政的政府。但為了中國來之不易的「國際威望」，胡適不得不取一種「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態度，終其生維持他對國民政府的認同。然而，胡適晚年最具詭論意義的現象，就是他為反共而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卻不為同樣反共的國民黨所接受。這樣，《自由中國》雜誌的興衰，也就揭示了中國自由主義本身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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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事學術界尚乏研究，原始材料都收在章進編《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上），由北新書局於1927年在北京和上海同時出版。
[2] 《錢端升致胡適》（1926年11月4日）、《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書信選》上冊，第406、426頁。
[3]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
[4] 胡適日記，1923年4月3日。
[5] 胡適日記，1917年6—7月之「歸國記」；《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第285頁。
[6] 參見《口述自傳》，第198頁。
[7] 胡適這一整套關於中國文藝復興的階段性係統論述，主要見於其1926—1927年間在英國和美國的演講。最重要也最詳細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和1927年2月26日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前者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後者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該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書中，pp.5-12.
[8] 胡適講、孟侯記《新文學運動之意義》，《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0日，第2—4頁；胡適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
[9] 《年譜》，第112—13、123頁。
[10] 胡適日記，1925年「南行雜記」10月5日條、1926年9月3日。
[11] 胡適日記，1926年8月23日—10月14日；並參見lewis s. gat，young china，rev. ed.，new york：the nation inc.，1927；john ook roots，「chinese head and chinese heart，」 asia（feb. 1927），pp.91-97，157-160，「the canton idea，」 asia（apr. 1927），pp.285-288，346-352，「sun yat-senism，」 asia（may 1927），pp.361-365，436-441.
[12] 胡適日記，1926年10月14日。根內特對鮑羅廷和「清黨」以前的蔣介石的看法都與此相同，特別是對蔣，連提的問題都相同。他認為蔣有理想，有軍事能力，但懷疑蔣能否與人很好地合作，尤其是擔心他能否接受文人領導而不是謀求建立個人權威。這些顧慮，與宋子文頗相同，也很可能是受了宋的影響。隻是在「清黨」之後，根內特才寫過攻擊蔣的文章。不論他和胡適是誰影響誰，他們顯然是討論過這些問題。參見gat，young china，pp.27-31.
[13] 本段及下多段均參見胡適1926—1927年在英國和美國的演講，最詳細的是1926年11月9日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的演講，刊在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i：6（1926），pp.265-279，和前引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並參見胡適日記，1926年10月8、14，11月2、4、26日。以下凡有關胡適在英美演講的內容不再注出。
[14] 胡適日記，1928年3月24日。
[15] 信的摘要見胡適日記，1926年11月25日。
[16] 胡適1926年9月的日記中收藏有一份以《警告旅歐華僑同胞》為題的傳單，落款是「中國旅歐巴黎國民黨支部」。
[17] 《高夢旦致胡適》（1927年4月26日）、《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4月28日），《書信選》上冊，第427、430頁。
[18] 《任白濤致胡適》（1927年5月23日），《書信選》上冊，第433頁。
[19] 《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書信選》上冊，第426頁。
[20] 《高夢旦致胡適》（1927年4月26日），《書信選》上冊，第427頁。
[21] 斯特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china’s millions，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斯特朗文集》第2卷，新華出版社，1988，第30—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