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大學院會議上的一件事，頗能體現胡適與國民黨認知的根本差別。在討論學生軍訓法案時，胡適提出增加「有正當主張不願加入者」可不軍訓的內容（所根據的是美國有些反戰的和平教派可不服兵役），因為，「愛國固重要，但個人自由亦不宜太抹殺」。代表軍方出席會議的何應欽則對於「良心上的自由，全不承認」；他根本以為「中國人自由太多了，須加嚴格訓練」。[78]中國人自由太多本是孫中山的見解，何的話尤其能體現那些「馬上打天下」的國民黨軍人對孫氏建國理論中「訓政時期」的理解。
而蔣介石更認為，「今日黨員與政府軍隊及社會組織之唯一要素」是軍隊要黨化，而黨、行政機關、社會以至全民都要「軍隊化」。[79]這一觀念連宋子文和國民黨內許多「英美派」都不能接受，且最能證明蔣介石並不會向胡適所希望的「政治家」方向發展。新當政的國民黨顯然仍欲維持其「革命黨」的認同，尚看不出其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實行胡適嚮往的「有計劃的政治」。
所以，胡適在1932年總結說，在北伐時曾得多數人心擁戴的國民黨「這個新重心，因為缺乏活的領袖，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與計劃，能唱高調而不能做實事，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鉗製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這四五年來，又漸漸失去做社會重心的資格了」。[80]這開始失去資格的日子，大約即在1928—1929年間，其實就是胡適自己態度轉變之時。
不過，促使胡適站出來批評「黨治」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他要「澄清天下」或做「社會的良心」的那種新舊讀書人都有的責任心。也就是他後來所說的「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中國「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故雖然知道未必就能救火，仍希望「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81]
胡適一生，實際是能談政治時就談政治，到政治談不下去之時，才又轉回來「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築一個可靠的基礎」。在上海的那幾年，恰是胡適在「暴得大名」後聲譽漸落，左右不甚逢源的時候。當時他想去北京去不成，留上海又不自在，隻好到光華大學一類尚未充分樹立其名聲地位的民辦大學去教課和演講，實甚感寂寞。用胡適自己的話說，那三年半「是我一生最閑暇的時候」。這裏所謂的「閑暇」，是特有所指。因為胡適接著就說那也是他「最努力寫作的時期」，總共「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稿子」。[82]可知這裏的「閑暇」，正是指學術以外的寂寞。
後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總結胡適在上海的一段經歷說，他出任中國公學的校長，「更主編《新月》雜誌，放言怪論，詆毀總理，狂評主義，誣衊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黨國之論，無所不用其極」。[83]如果去除其情緒化的偏見成分，國民黨的總結倒還把胡適這段時間非學術的所作所為概括得大致不差。特別是該黨部指出這一切的發生都是「自胡適潦倒海上」而「野心之未逞」的結果，亦不無所見。
向有「覘國」習慣的胡適，即使不身與治國平天下的實際政治，也有「為國人之導師」以澄清天下的素誌，其實從來就不曾僅以學術為他的誌業。從前引他給丁文江的信中提出的三條路看，胡適早已決意不參與「反動的政治」，而最初兩三年的「黨治」經歷使他認識到，他實在也「不能加入急進派」；這樣，胡適就隻能回到學術思想上的緩進之路，從「人權」這一半政治半思想的長遠和廣義層麵向新政權進「諍言」。在這樣的行為也不能為國民黨所容忍後，胡適幹脆以《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將國民黨革出新文化運動的教門。
問題在於，這樣的劃斷幹係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心安，卻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胡適在一年多前就領悟到，雖然中華民族不能組織大規模的事業，而運會和時勢卻使中國這樣一個20世紀的大國不得不組織大規模的事業。新當政的國民黨所麵臨的，其實也就是這樣一種「不能卻又不得不」的窘境。[84]胡適可以不做國民黨「政府的諍友」，但他不能不做「國家的諍臣」。且正如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這篇文章中所說：「一個當國的政黨的主張便成了一國政策的依據，便是一國的公器。」除非放棄士人澄清天下之誌，真的像國家主義派諷刺的那樣做一個「聾啞」的學者，否則與「一國之公器」又怎麽可能劃清界限呢？從這個角度言，「諍友」與「諍臣」實難以區分，胡適仍不得不在此間徘徊。
進而言之，不論從中國的傳統原則還是西方的近代理論看，一國的中央政府顯然是「國家」的主要象徵之一。在實際政治層麵，要將「政府」和「國家」區分開來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時候。結果，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外患造成的危急時局又把胡適逐步推向當政的國民黨，他又不得不在國難的壓迫下逐漸維護他所不欣賞的中央政府，逐步緩和了他對國民黨當局的對立，先從講「人權」退到講「民權」，後來連「民權」也不講了。
到抗戰爆發，在真正的國難麵前，胡適完全放棄了他年輕時所說的可以讓國亡了再來救的觀念，他的愛國觀已從理想轉到現實層麵。此後他更打破不做官的誓言，出任駐美大使。用他受命出使美國時的話說：「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了。」[85]
而蔣介石更認為，「今日黨員與政府軍隊及社會組織之唯一要素」是軍隊要黨化，而黨、行政機關、社會以至全民都要「軍隊化」。[79]這一觀念連宋子文和國民黨內許多「英美派」都不能接受，且最能證明蔣介石並不會向胡適所希望的「政治家」方向發展。新當政的國民黨顯然仍欲維持其「革命黨」的認同，尚看不出其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實行胡適嚮往的「有計劃的政治」。
所以，胡適在1932年總結說，在北伐時曾得多數人心擁戴的國民黨「這個新重心，因為缺乏活的領袖，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與計劃，能唱高調而不能做實事，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鉗製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這四五年來，又漸漸失去做社會重心的資格了」。[80]這開始失去資格的日子，大約即在1928—1929年間，其實就是胡適自己態度轉變之時。
不過，促使胡適站出來批評「黨治」的最主要因素，還是他要「澄清天下」或做「社會的良心」的那種新舊讀書人都有的責任心。也就是他後來所說的「嚐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中國「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實在不忍袖手旁觀」。故雖然知道未必就能救火，仍希望「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譴責」。[81]
胡適一生，實際是能談政治時就談政治，到政治談不下去之時，才又轉回來「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築一個可靠的基礎」。在上海的那幾年，恰是胡適在「暴得大名」後聲譽漸落，左右不甚逢源的時候。當時他想去北京去不成，留上海又不自在，隻好到光華大學一類尚未充分樹立其名聲地位的民辦大學去教課和演講，實甚感寂寞。用胡適自己的話說，那三年半「是我一生最閑暇的時候」。這裏所謂的「閑暇」，是特有所指。因為胡適接著就說那也是他「最努力寫作的時期」，總共「寫了約莫有一百萬字的稿子」。[82]可知這裏的「閑暇」，正是指學術以外的寂寞。
後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總結胡適在上海的一段經歷說，他出任中國公學的校長，「更主編《新月》雜誌，放言怪論，詆毀總理，狂評主義，誣衊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黨國之論，無所不用其極」。[83]如果去除其情緒化的偏見成分，國民黨的總結倒還把胡適這段時間非學術的所作所為概括得大致不差。特別是該黨部指出這一切的發生都是「自胡適潦倒海上」而「野心之未逞」的結果，亦不無所見。
向有「覘國」習慣的胡適，即使不身與治國平天下的實際政治，也有「為國人之導師」以澄清天下的素誌，其實從來就不曾僅以學術為他的誌業。從前引他給丁文江的信中提出的三條路看，胡適早已決意不參與「反動的政治」，而最初兩三年的「黨治」經歷使他認識到，他實在也「不能加入急進派」；這樣，胡適就隻能回到學術思想上的緩進之路，從「人權」這一半政治半思想的長遠和廣義層麵向新政權進「諍言」。在這樣的行為也不能為國民黨所容忍後，胡適幹脆以《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將國民黨革出新文化運動的教門。
問題在於，這樣的劃斷幹係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心安，卻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胡適在一年多前就領悟到，雖然中華民族不能組織大規模的事業，而運會和時勢卻使中國這樣一個20世紀的大國不得不組織大規模的事業。新當政的國民黨所麵臨的，其實也就是這樣一種「不能卻又不得不」的窘境。[84]胡適可以不做國民黨「政府的諍友」，但他不能不做「國家的諍臣」。且正如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這篇文章中所說：「一個當國的政黨的主張便成了一國政策的依據，便是一國的公器。」除非放棄士人澄清天下之誌，真的像國家主義派諷刺的那樣做一個「聾啞」的學者，否則與「一國之公器」又怎麽可能劃清界限呢？從這個角度言，「諍友」與「諍臣」實難以區分，胡適仍不得不在此間徘徊。
進而言之，不論從中國的傳統原則還是西方的近代理論看，一國的中央政府顯然是「國家」的主要象徵之一。在實際政治層麵，要將「政府」和「國家」區分開來更非易事，尤其是在遇到外患的時候。結果，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外患造成的危急時局又把胡適逐步推向當政的國民黨，他又不得不在國難的壓迫下逐漸維護他所不欣賞的中央政府，逐步緩和了他對國民黨當局的對立，先從講「人權」退到講「民權」，後來連「民權」也不講了。
到抗戰爆發，在真正的國難麵前，胡適完全放棄了他年輕時所說的可以讓國亡了再來救的觀念，他的愛國觀已從理想轉到現實層麵。此後他更打破不做官的誓言，出任駐美大使。用他受命出使美國時的話說：「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了。」[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