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決社會民生問題來防止「赤化」，是當時所謂「英美派」的共識。銀行家陳光甫那時也認為，「赤化」產生於20世紀社會的特殊狀況，「非以兵力所可遏止之者。中國今日欲求補救，其道不在打仗，而在務本。若徒恃強權，必至全國促成赤化之局。因果相隨，無可逃也」。《現代評論》也針對「清黨」指出：「共產黨裏麵雖然有許多極無聊賴的人，可是大部分是青年，而且是有向上的精神、實行的毅力的青年。」「我們希望不要為了殺幾個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我們更希望不要殺幾個共產黨而驅人表同情於共產黨。」[71]
後來的時勢，恰是朝著「英美派」所擔心的方向發展。這是否就因為當政的國民黨未能解決社會民生問題，尚需更深層次的研究；但在邊緣知識青年對政治運動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近代中國，國民黨因「以思想殺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不能不說是其由興盛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正因為有這種釜底抽薪的主張，當知識青年進一步左傾而像《現代評論》撰稿人預計的那樣轉向「表同情於共產黨」時，胡適即使有意追隨也難以跨過這一步。結果，胡適先前主動認同於國民革命並未能得到大量時人「了解的同情」，而他對國民黨的攻擊也引起各種相當不同的反應。
曾入仕北洋政府的湯爾和原以為胡適近年已「論入老朽，非復當年。今乃知賢者之未易測度也」。胡適學生一輩的江紹原認為胡適所發議論，「實在比教功課更有意義和價值」。但親國民黨者則指責「胡適忽變了曾琦一流人物，思想太落伍了」。[72]那些親國民黨者尚且認為他落伍，「表同情於共產黨」的激進邊緣知識青年，當然更不會欣賞主張釜底抽薪的胡適。早年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很感興趣」的張岱年先生，就是在看出胡適寫文章「針對馬克思主義」後，視其為「時代的落伍者」，而放棄了對胡適的追隨。[73]
胡適對宋子文那些「補偏救弊」的諫言，與那時國民黨的「黨治」精神也相去實在太遠，決不可能為當政的國民黨所接受。胡適雖然對宋子文說過，他與《新月》同人持的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隻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74]但這裏仍有個胡適與國民黨雙方認知的差距問題：在國民黨看來，胡適所要「補救」的，已是觸動其統治的根本合法性的問題。這樣，國民黨勢不能不做出強烈的反應。從5月起，國民黨對胡適發起名副其實的文字「圍剿」，並伴以各地黨部對法辦「反革命分子」胡適的紛紛要求。到1929年11月，光明書局出版了《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集，並附有第二集的gg。[75]胡適想要做的「思想諸葛亮」實非國民黨這個「阿鬥」所能接受。
在觀察了相當一段時間後，頗為失望的胡適在1929年11月又寫出《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專門討論「在近年的新文化運動史上國民黨占什麽地位」的問題。他的結論是：「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這樣，幾年前他在歐美強調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之間的關聯如今已被基本劃斷。胡適指出，國民黨已「大失人心」，其原因「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他警告說，這一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盡之時」。[76]
這裏所謂「前進的思想界」，其實多半是胡適自己。因為其他許多知識精英以前「同情」國民黨遠不如他，後來追隨國民黨實超過他。作為新文化運動之父（不是唯一的）的胡適，在這篇文章裏毋寧是學梁啓超與「過去之我」戰，將他此前納入新文化運動的國民黨革除出門（後來到50年代又曾再次納入）。不過兩三年的時間，胡適已從認同於國民革命轉到站出來公開批評「黨化政治」。這看起來像是個突變，其實這一轉變自有其發展衍化的內在理路。
當初胡適將國民黨納入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是基於新舊兩個中國之爭這一大分野。早在1915年，他已肯定地指出：「少年中國一直為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奮鬥；少年中國信奉民主，它相信獲得民主的唯一途徑就是實行民主。」[77]根據這一「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國」思路，胡適的轉變是合乎邏輯的結果。這裏的關鍵，即是胡適的朋友任鴻雋和徐新六在與他討論「新俄」問題時提出的「黨治」之下是否能實行民主的問題。胡適認為蘇俄走的是美國路，其基礎是蘇俄在專心辦教育，可以通過教育從專製走向民主。如果聯俄的國民黨也走同樣的路，則一個由國民黨主政的「新中國」應該可以同樣走向民主。
但胡適雖然一度主動認同於國民黨，國民黨卻未必認同於他那新文化運動。從北伐一開始，胡適就擔心能打仗的蔣介石能否成為「政治家」，他一直關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國民黨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實行他希望的「有計劃的政治」。「黨治」初期的經歷已表明，國民黨政府不僅不曾專心辦教育，而且還要「黨化」教育，這樣當然無法朝著胡適希望的民主方向發展。後來的發展說明，國民黨實際是想要「黨化」一切，這個政策與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相距越來越遠，他終於不得不與其一度試圖認同的國民革命發生了尖銳的衝突，站出來做「諍友」，專門講人權問題。
後來的時勢，恰是朝著「英美派」所擔心的方向發展。這是否就因為當政的國民黨未能解決社會民生問題，尚需更深層次的研究；但在邊緣知識青年對政治運動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近代中國，國民黨因「以思想殺人」而「失去一般青年的同情」，恐怕不能不說是其由興盛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正因為有這種釜底抽薪的主張，當知識青年進一步左傾而像《現代評論》撰稿人預計的那樣轉向「表同情於共產黨」時，胡適即使有意追隨也難以跨過這一步。結果，胡適先前主動認同於國民革命並未能得到大量時人「了解的同情」，而他對國民黨的攻擊也引起各種相當不同的反應。
曾入仕北洋政府的湯爾和原以為胡適近年已「論入老朽，非復當年。今乃知賢者之未易測度也」。胡適學生一輩的江紹原認為胡適所發議論，「實在比教功課更有意義和價值」。但親國民黨者則指責「胡適忽變了曾琦一流人物，思想太落伍了」。[72]那些親國民黨者尚且認為他落伍，「表同情於共產黨」的激進邊緣知識青年，當然更不會欣賞主張釜底抽薪的胡適。早年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很感興趣」的張岱年先生，就是在看出胡適寫文章「針對馬克思主義」後，視其為「時代的落伍者」，而放棄了對胡適的追隨。[73]
胡適對宋子文那些「補偏救弊」的諫言，與那時國民黨的「黨治」精神也相去實在太遠，決不可能為當政的國民黨所接受。胡適雖然對宋子文說過，他與《新月》同人持的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隻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74]但這裏仍有個胡適與國民黨雙方認知的差距問題：在國民黨看來，胡適所要「補救」的，已是觸動其統治的根本合法性的問題。這樣，國民黨勢不能不做出強烈的反應。從5月起，國民黨對胡適發起名副其實的文字「圍剿」，並伴以各地黨部對法辦「反革命分子」胡適的紛紛要求。到1929年11月，光明書局出版了《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集，並附有第二集的gg。[75]胡適想要做的「思想諸葛亮」實非國民黨這個「阿鬥」所能接受。
在觀察了相當一段時間後，頗為失望的胡適在1929年11月又寫出《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專門討論「在近年的新文化運動史上國民黨占什麽地位」的問題。他的結論是：「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這樣，幾年前他在歐美強調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之間的關聯如今已被基本劃斷。胡適指出，國民黨已「大失人心」，其原因「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他警告說，這一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盡之時」。[76]
這裏所謂「前進的思想界」，其實多半是胡適自己。因為其他許多知識精英以前「同情」國民黨遠不如他，後來追隨國民黨實超過他。作為新文化運動之父（不是唯一的）的胡適，在這篇文章裏毋寧是學梁啓超與「過去之我」戰，將他此前納入新文化運動的國民黨革除出門（後來到50年代又曾再次納入）。不過兩三年的時間，胡適已從認同於國民革命轉到站出來公開批評「黨化政治」。這看起來像是個突變，其實這一轉變自有其發展衍化的內在理路。
當初胡適將國民黨納入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是基於新舊兩個中國之爭這一大分野。早在1915年，他已肯定地指出：「少年中國一直為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奮鬥；少年中國信奉民主，它相信獲得民主的唯一途徑就是實行民主。」[77]根據這一「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新中國」思路，胡適的轉變是合乎邏輯的結果。這裏的關鍵，即是胡適的朋友任鴻雋和徐新六在與他討論「新俄」問題時提出的「黨治」之下是否能實行民主的問題。胡適認為蘇俄走的是美國路，其基礎是蘇俄在專心辦教育，可以通過教育從專製走向民主。如果聯俄的國民黨也走同樣的路，則一個由國民黨主政的「新中國」應該可以同樣走向民主。
但胡適雖然一度主動認同於國民黨，國民黨卻未必認同於他那新文化運動。從北伐一開始，胡適就擔心能打仗的蔣介石能否成為「政治家」，他一直關心的也是能「革命」的國民黨是否有眼光和能力實行他希望的「有計劃的政治」。「黨治」初期的經歷已表明，國民黨政府不僅不曾專心辦教育，而且還要「黨化」教育，這樣當然無法朝著胡適希望的民主方向發展。後來的發展說明，國民黨實際是想要「黨化」一切，這個政策與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相距越來越遠，他終於不得不與其一度試圖認同的國民革命發生了尖銳的衝突，站出來做「諍友」，專門講人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