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會場上雖然「十分忍耐」而「不與計較」，實則至為不快，回來即寫一信致吳，自稱「不很明白今日所謂『革命』是怎樣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樣一回事」；要吳氏「顧念一點舊交情」，指示他犯了《反革命治罪條例》的第幾條。此信語氣不太平和，終未寄發。但胡對吳的觀感已甚不好。不久，南京的《民生報》（成舍我辦）發表「北平市民大會」主張通緝「反革命罪魁」的電報，除段祺瑞等北洋當局者外，「附逆黨徒」基本為「東吉祥係」人，而第一名就是胡適。胡適得知此事即請在南京做官的老友朱經農調查，並懷疑是吳稚暉在「背後玩把戲」。[49]可見那時吳稚暉在胡適心裏信譽已差到什麽程度。
同時，胡適在6月15日會後當即給蔡元培連信辭職，宣布「此意十分堅決，絕無可挽回」。蔡也連函挽留，說對胡的辭職「並未默許，仍請繼續擔任」。胡適的第三封辭職信說，不管蔡批準與否，日後他「決不會再列席這種會」。他在此信中指責「吳先生口口聲聲說最大的危險是蜀洛黨爭，然而他說的話無一句不是黨派的話」。胡適自稱：「我雖沒有黨派，卻不能不分個是非。我看不慣這種隻認朋友，不問是非的行為，故決計避去了。」由於胡適辭意甚堅，為此先後共致蔡五信，此事終以準辭了結。[50]
不過，胡適一向主張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所以雖然辭去了大學院的職務，且對許多知識人「迎頭趕上去」的行為甚覺不齒，也還沒有立即公開發表反對國民黨的文字。但是，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不久終使他與其一度試圖認同的國民革命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國民黨要「黨化」一切的政策使他越來越不能忍受，他很快就因此而打破了沉默，出麵做新政權的「諍友」。
實際上，「性好發表意見」的胡適以「當世明哲」的身份，對當下進行中的「黨化政治」不出惡聲也不太可能。前麵說過，當胡適在上海演說人力車不文明時，在北京的朋友周作人立即撰文質問胡適為什麽看不到同樣發生在上海的斬首也不很文明？胡適當然明白斬首更不「文明」，這個問題的答覆其實隻能指向一個方向。他既然以辭職的方式與國民黨「絕交」，其「惡聲」也呼之欲出了。
而擔任「呼」這一角色的也不乏人。當時攻擊國民黨甚力的國家主義派就力促胡適站出來說話。《醒獅周報》第195期的一篇文章對胡適使用激將法，該刊從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因對蔣介石不敬而受辱一事，「聯想」到劉的朋友和同鄉胡適，並「聽說胡先生近來實在忍不住，一定要辦一種什麽刊物來批評黨國」。《醒獅》表麵上還在勸胡適不必說話，因為「說得太軟，有失胡先生的身份，隻足以喪失自己的信用；說得太硬，又適足以取辱」。在國民黨的黨治之下，已成「不聾不啞，不做名流學者」的局麵；該刊並暗諷專講西方文明的胡適實行的仍是「東方文化的所謂『明哲保身』」。這樣處處緊逼，實是非要胡適出頭不可。在上海的李璜也當麵指責胡適「太膽小」。胡適不承認，自稱「隻是害羞，隻是懶散」。但後來胡適不再「害羞」而開口「批評黨國」時，旁觀者即有人認為頗類《醒獅》的言論，可見國家主義派對胡適確有影響。[51]
從胡適的日記可以看出，他在1928年春已在搜集有關資料。3月間馬伯援對他描繪的南京情景是「上焉者日日開會，下焉者分贓吃飯」，幾天後更獲悉國民黨新政權中宋子文、孔祥熙等結夥賣缺，所得印象都不佳。4月初胡適到九江，試圖在街上尋找「革命影響」，結果「除了幾處青天白日旗之外」，隻在「路上見兩個剪了發的女子，這是兩年前沒有的」。新政的形象顯然不能副其所望。同月高夢旦辭商務印書館職，說該館「隻配擺小攤頭，不配開大公司」。胡適認為「此語真說盡一切中國大組織的歷史」，因為中國人歷來善於人自為戰，卻「不能組織大規模的事業」。而「政黨是大規模的組織，需要服從與紀律，故舊式的政黨（如復社）與新式的政黨（如國民黨）都不能維持下去」。[52]可知他此時已認為國民黨不能維持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一年前他正是以國民黨學會了俄式組織方法、既能服從又有紀律而稱讚國民革命。不過一年的時間，是國民黨有本質的大變呢，還是胡適自己的觀念變了？比較接近實際的大概是雙方都已有些「非復當年」了。這在胡適，恐怕是個帶質變性質的轉折：國民黨既然從學西方的典範變為與復社相類的傳統中國式組織，則其已不可能為胡適所推崇。北伐尚未統一，胡適對國民黨的觀感已急轉直下，到北伐獲得名義上的統一後，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就更多是一個知識精英與當國之政黨或中央政府的關係；胡適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因為隻有那樣「國際」的觀感才比較好），其立場不能不朝著「進諫」的方向發展，在「諍臣」與「諍友」間徘徊。[53]
五 「諍臣」與「諍友」之間
1928年5月，胡適在光華大學的五四紀念會上演說，講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時，也提到對國民黨的影響，他舉例說孫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運動以後方有的」。這在胡適，還是承續以前將五四和國民黨連接起來的取向，基本是出於好意。但在國民黨人看來，恐怕就是對孫頗不敬了。當時國民黨四中全會宣言說，學生體力不強、知識不廣、經驗不豐，不應當幹涉政治。胡適有針對性地提出一個「歷史上的公式」，即「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幹涉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這是在變態的國家裏必然的趨勢，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著提出兩個可以免除學生幹涉政治的「希望」：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軌道；二是希望知識高深、體力強健、經驗豐富的中年出來把政治幹好。這樣，學生就可安心讀書，當然不會幹涉政治。[54]這次講話語調尚溫和，但已明確說國民黨的政治尚未「走上軌道」。
同時，胡適在6月15日會後當即給蔡元培連信辭職，宣布「此意十分堅決，絕無可挽回」。蔡也連函挽留，說對胡的辭職「並未默許，仍請繼續擔任」。胡適的第三封辭職信說，不管蔡批準與否，日後他「決不會再列席這種會」。他在此信中指責「吳先生口口聲聲說最大的危險是蜀洛黨爭，然而他說的話無一句不是黨派的話」。胡適自稱：「我雖沒有黨派，卻不能不分個是非。我看不慣這種隻認朋友，不問是非的行為，故決計避去了。」由於胡適辭意甚堅，為此先後共致蔡五信，此事終以準辭了結。[50]
不過，胡適一向主張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所以雖然辭去了大學院的職務，且對許多知識人「迎頭趕上去」的行為甚覺不齒，也還沒有立即公開發表反對國民黨的文字。但是，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不久終使他與其一度試圖認同的國民革命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國民黨要「黨化」一切的政策使他越來越不能忍受，他很快就因此而打破了沉默，出麵做新政權的「諍友」。
實際上，「性好發表意見」的胡適以「當世明哲」的身份，對當下進行中的「黨化政治」不出惡聲也不太可能。前麵說過，當胡適在上海演說人力車不文明時，在北京的朋友周作人立即撰文質問胡適為什麽看不到同樣發生在上海的斬首也不很文明？胡適當然明白斬首更不「文明」，這個問題的答覆其實隻能指向一個方向。他既然以辭職的方式與國民黨「絕交」，其「惡聲」也呼之欲出了。
而擔任「呼」這一角色的也不乏人。當時攻擊國民黨甚力的國家主義派就力促胡適站出來說話。《醒獅周報》第195期的一篇文章對胡適使用激將法，該刊從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因對蔣介石不敬而受辱一事，「聯想」到劉的朋友和同鄉胡適，並「聽說胡先生近來實在忍不住，一定要辦一種什麽刊物來批評黨國」。《醒獅》表麵上還在勸胡適不必說話，因為「說得太軟，有失胡先生的身份，隻足以喪失自己的信用；說得太硬，又適足以取辱」。在國民黨的黨治之下，已成「不聾不啞，不做名流學者」的局麵；該刊並暗諷專講西方文明的胡適實行的仍是「東方文化的所謂『明哲保身』」。這樣處處緊逼，實是非要胡適出頭不可。在上海的李璜也當麵指責胡適「太膽小」。胡適不承認，自稱「隻是害羞，隻是懶散」。但後來胡適不再「害羞」而開口「批評黨國」時，旁觀者即有人認為頗類《醒獅》的言論，可見國家主義派對胡適確有影響。[51]
從胡適的日記可以看出，他在1928年春已在搜集有關資料。3月間馬伯援對他描繪的南京情景是「上焉者日日開會，下焉者分贓吃飯」，幾天後更獲悉國民黨新政權中宋子文、孔祥熙等結夥賣缺，所得印象都不佳。4月初胡適到九江，試圖在街上尋找「革命影響」，結果「除了幾處青天白日旗之外」，隻在「路上見兩個剪了發的女子，這是兩年前沒有的」。新政的形象顯然不能副其所望。同月高夢旦辭商務印書館職，說該館「隻配擺小攤頭，不配開大公司」。胡適認為「此語真說盡一切中國大組織的歷史」，因為中國人歷來善於人自為戰，卻「不能組織大規模的事業」。而「政黨是大規模的組織，需要服從與紀律，故舊式的政黨（如復社）與新式的政黨（如國民黨）都不能維持下去」。[52]可知他此時已認為國民黨不能維持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一年前他正是以國民黨學會了俄式組織方法、既能服從又有紀律而稱讚國民革命。不過一年的時間，是國民黨有本質的大變呢，還是胡適自己的觀念變了？比較接近實際的大概是雙方都已有些「非復當年」了。這在胡適，恐怕是個帶質變性質的轉折：國民黨既然從學西方的典範變為與復社相類的傳統中國式組織，則其已不可能為胡適所推崇。北伐尚未統一，胡適對國民黨的觀感已急轉直下，到北伐獲得名義上的統一後，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就更多是一個知識精英與當國之政黨或中央政府的關係；胡適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因為隻有那樣「國際」的觀感才比較好），其立場不能不朝著「進諫」的方向發展，在「諍臣」與「諍友」間徘徊。[53]
五 「諍臣」與「諍友」之間
1928年5月，胡適在光華大學的五四紀念會上演說，講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時，也提到對國民黨的影響，他舉例說孫中山的著作「多半是五四運動以後方有的」。這在胡適，還是承續以前將五四和國民黨連接起來的取向，基本是出於好意。但在國民黨人看來，恐怕就是對孫頗不敬了。當時國民黨四中全會宣言說，學生體力不強、知識不廣、經驗不豐，不應當幹涉政治。胡適有針對性地提出一個「歷史上的公式」，即「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幹涉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而且「這是在變態的國家裏必然的趨勢，禁止是不可能的」。他接著提出兩個可以免除學生幹涉政治的「希望」：一是希望政治早日走上軌道；二是希望知識高深、體力強健、經驗豐富的中年出來把政治幹好。這樣，學生就可安心讀書，當然不會幹涉政治。[54]這次講話語調尚溫和，但已明確說國民黨的政治尚未「走上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