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張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記），1925年6月29日。原件藏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縮膠捲。
[62]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7月30、31日，第235—236頁。
[63]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8月3日，第238—239頁。
[64] 胡適：《國際的中國》（1922年10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頁a-i。
[65]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85—86頁。這個自由主義的階段擴充史還要與前引胡適所說「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一語對看。
[66]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8月2日，第238頁。
[67]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7月31日，第235—236頁。
[68]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5頁。
[69] 參見robert c. 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1928-1941，new york，1990，pp.40-43，74-76.
[70]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7月31日，第236頁。按胡適對蘇俄教育的觀察或也有求仁得仁的意味，他幾年前即有「思想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的期許。而有唯物史觀為思想武器的陳獨秀對蘇俄辦教育的認識則遠更「現實」，他說：「歐美資本社會教育進步，完全是工業發達的結果」；蘇俄雖然極力推重教育，「但以物質條件的限製，無論列寧如何熱誠，所謂教育普及，眼前還隻是一句空話」。胡適：《答陳獨秀先生》、陳獨秀：《答適之》，均收入《科學與人生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27—28、31頁。
[71] 胡適日記，1934年5月31日。參見john dewey，「what are the russian schools doing；」 「new schools for a new era，」 in idem，theter works，1925-1953，vol. 3（1927-28），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 &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pp.224-241.
[72]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8—79頁。
[73] 按晚年的胡適已甚溫和，他在1961年說，德國是「狂妄的民族」，而「英、美就好得多了。我們的民族有點像英、美，不會狂妄到了極點」。（《談話錄》，第165頁）這可以說與早年所見截然相反，更能反證他當年追隨世風時的確激進。
[74] 徐誌摩：《一個態度及按語》，《晨報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頁。
[75] 胡適：《漫遊的感想》（1927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61—62頁。
[76]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頁。
[77] 《任鴻雋致胡適》（1926年12月8日），《書信選》上冊，第411—412頁。
[78] 《徐新六致胡適》（1927年1月12日），《書信選》上冊，第419—420頁。不過，任、徐二氏的質疑都隻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適對新俄的讚頌和提倡「幹」的主張卻是公開發表的，這當然會有不同的影響。身在國民政府治下的顧頡剛稍後就告訴胡適：先生最近「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這句話也常稱道於人口」。《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書信選》上冊，第426頁。
[79] 伯山：《與適之先生論「幹」並及新自由主義》，《晨報副刊》1927年1月6日，第3頁。按伯山還挖苦說：「近來青年作文，動輒是手槍炸彈，後麵再寫上幾短行大字，甚至一句話下用三個希望的符號。」這是影射胡適的《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但的確把握到了胡適那時精神上新的興奮。
[80] 胡適日記，1926年10月17日。
[81]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1.
[82] 胡適日記，1921年6月14日。
[83] 胡適日記，1930年3月5日。
[84] 胡適日記，1930年3月5日。
[85] 張忠棟：《胡適五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37頁。
[86] 《獨立評論》第77號，1933年11月19日，第2—7頁；第49號，1933年5月7日，第6頁。
[87] 胡適日記，1926年9月23日。可對比陳獨秀概括的西洋近代文化：人權論、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第136頁。
[88] 參見胡適1926年11月25日在利物浦大學的演講、1926年11月26日在曼徹斯特大學的演講，均為當地報紙報導，收在胡適同日的日記中。更詳細的論述見前引胡適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的演講及胡適的英文論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插rles a. beard，ed.，wither mankind，new york，1929，pp.37-41.
[89] 陶履恭：《歐遊的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第49—55頁。
[90]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pp.42-43.
[91] 《東方雜誌》第32卷第1號，1935年1月1日。
[92]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第49頁；《胡適致周鯁生》（1948年1月21日），《書信選》下冊，第316—320頁。
[93] 參見《年譜長編》第6冊，第1981—1987頁。
[94] 胡適：《自由主義是什麽》，轉自《年譜長編》第6冊，第2044—2047頁。
第十一章 諍友：走近國民革命
在胡適的思想向集團主義趨近的同時，他在實踐一麵也曾對北伐時的國民革命寄予厚望，從哪裏看到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可能。這與他對新俄的高度推崇相關，而聯俄正是那時國民黨的一個鮮明特徵。南方的聯俄實踐對北方的思想衝擊極大，1925年時蘇俄問題曾在北方引起一場大爭論，也就是前引胡適說他拒絕參與的那次關於「赤化」的辯論。那次辯論實際是以親國民黨的知識人為一方，以所有其他各種「溫和」派別的為另一方，以《晨報》和《京報》的副刊為主要陣地，基本是在高層次的知識人中間進行；與當時北洋軍人的「反赤」雖然同時，思想上也有關聯，卻不是一回事。[1]
[62]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7月30、31日，第235—236頁。
[63]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8月3日，第238—239頁。
[64] 胡適：《國際的中國》（1922年10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頁a-i。
[65]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85—86頁。這個自由主義的階段擴充史還要與前引胡適所說「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一語對看。
[66]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8月2日，第238頁。
[67]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7月31日，第235—236頁。
[68]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5頁。
[69] 參見robert c. tucker，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1928-1941，new york，1990，pp.40-43，74-76.
[70] 《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6年7月31日，第236頁。按胡適對蘇俄教育的觀察或也有求仁得仁的意味，他幾年前即有「思想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的期許。而有唯物史觀為思想武器的陳獨秀對蘇俄辦教育的認識則遠更「現實」，他說：「歐美資本社會教育進步，完全是工業發達的結果」；蘇俄雖然極力推重教育，「但以物質條件的限製，無論列寧如何熱誠，所謂教育普及，眼前還隻是一句空話」。胡適：《答陳獨秀先生》、陳獨秀：《答適之》，均收入《科學與人生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27—28、31頁。
[71] 胡適日記，1934年5月31日。參見john dewey，「what are the russian schools doing；」 「new schools for a new era，」 in idem，theter works，1925-1953，vol. 3（1927-28），ed. by 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 &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pp.224-241.
[72]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8—79頁。
[73] 按晚年的胡適已甚溫和，他在1961年說，德國是「狂妄的民族」，而「英、美就好得多了。我們的民族有點像英、美，不會狂妄到了極點」。（《談話錄》，第165頁）這可以說與早年所見截然相反，更能反證他當年追隨世風時的確激進。
[74] 徐誌摩：《一個態度及按語》，《晨報副刊》1926年9月11日，第17頁。
[75] 胡適：《漫遊的感想》（1927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61—62頁。
[76]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1926年），《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76—77頁。
[77] 《任鴻雋致胡適》（1926年12月8日），《書信選》上冊，第411—412頁。
[78] 《徐新六致胡適》（1927年1月12日），《書信選》上冊，第419—420頁。不過，任、徐二氏的質疑都隻是私下的交流，而胡適對新俄的讚頌和提倡「幹」的主張卻是公開發表的，這當然會有不同的影響。身在國民政府治下的顧頡剛稍後就告訴胡適：先生最近「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這句話也常稱道於人口」。《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書信選》上冊，第426頁。
[79] 伯山：《與適之先生論「幹」並及新自由主義》，《晨報副刊》1927年1月6日，第3頁。按伯山還挖苦說：「近來青年作文，動輒是手槍炸彈，後麵再寫上幾短行大字，甚至一句話下用三個希望的符號。」這是影射胡適的《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但的確把握到了胡適那時精神上新的興奮。
[80] 胡適日記，1926年10月17日。
[81]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11.
[82] 胡適日記，1921年6月14日。
[83] 胡適日記，1930年3月5日。
[84] 胡適日記，1930年3月5日。
[85] 張忠棟：《胡適五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第37頁。
[86] 《獨立評論》第77號，1933年11月19日，第2—7頁；第49號，1933年5月7日，第6頁。
[87] 胡適日記，1926年9月23日。可對比陳獨秀概括的西洋近代文化：人權論、生物進化論、社會主義。《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第136頁。
[88] 參見胡適1926年11月25日在利物浦大學的演講、1926年11月26日在曼徹斯特大學的演講，均為當地報紙報導，收在胡適同日的日記中。更詳細的論述見前引胡適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的演講及胡適的英文論文「civilization of east and west，」 in 插rles a. beard，ed.，wither mankind，new york，1929，pp.37-41.
[89] 陶履恭：《歐遊的感想》，《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第49—55頁。
[90] 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1934，pp.42-43.
[91] 《東方雜誌》第32卷第1號，1935年1月1日。
[92]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第49頁；《胡適致周鯁生》（1948年1月21日），《書信選》下冊，第316—320頁。
[93] 參見《年譜長編》第6冊，第1981—1987頁。
[94] 胡適：《自由主義是什麽》，轉自《年譜長編》第6冊，第2044—2047頁。
第十一章 諍友：走近國民革命
在胡適的思想向集團主義趨近的同時，他在實踐一麵也曾對北伐時的國民革命寄予厚望，從哪裏看到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的可能。這與他對新俄的高度推崇相關，而聯俄正是那時國民黨的一個鮮明特徵。南方的聯俄實踐對北方的思想衝擊極大，1925年時蘇俄問題曾在北方引起一場大爭論，也就是前引胡適說他拒絕參與的那次關於「赤化」的辯論。那次辯論實際是以親國民黨的知識人為一方，以所有其他各種「溫和」派別的為另一方，以《晨報》和《京報》的副刊為主要陣地，基本是在高層次的知識人中間進行；與當時北洋軍人的「反赤」雖然同時，思想上也有關聯，卻不是一回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