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由於激進趨新的中國士人要學「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國，似乎還未達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有前述陳獨秀喊出的「拿英美作榜樣」。那時陳獨秀與胡適思想接近，他所說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華演講而發，故實指的是美國。這正是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後美國在華影響上升的巔峰。特別是威爾遜在大約同時提出的主張各民族自主的「十四點計劃」，在中國甚得人心。
但列寧也在基本同時提出了民族自決的思想。一次大戰時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國際秩序新觀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對既存的帝國主義國際秩序，所以兩者對被壓迫被侵略國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們學民初人將世界也劃分新舊，則至少在國際秩序方麵，威、列二氏同屬新的一邊。張奚若就提醒胡適說，《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奧之敗，謂敗於bol射viki之公理或威爾遜之公理則可，謂敗於英、法、日、意之公理則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與德、奧之公理無大別也」。[4]但在新派範圍之內，雙方也存在對追隨者的爭奪問題，其關鍵就在於誰能真正實行民族自決的思想，或至少推動其實行。
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老師輩比較傾向於美國的取向，俄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青年學生發生的影響則顯然更強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認為「俄之兼併世界，將不在土地國權，而在思想也」。而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上對中國的「背叛」，恰摧毀了幾年間美國在中國的影響。以前頗吹捧威爾遜的陳獨秀也不得不認為他「好發理想的大議論」，其實又「不可實行」，決定送他一個諢名，「叫作威大炮」。此時正值新俄（新字要緊）發布放棄條約權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國各界引起極大的好感。進步黨的《時事新報》在社論中說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爾遜的和平原則之上，「隻是威爾遜自己卻不能把他實現」。這很能表現中國士人學西方由美往俄的轉移進程。[5]
陳獨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周評論》的《發刊詞》中，還曾稱威爾遜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進行民意測量，投票選舉世界第一偉人，497票中列寧獨得227票居第一，威爾遜則得51票居第二。威爾遜從「第一好人」變為「第二偉人」，正是由美到俄這個榜樣的典範轉移趨於完成的象徵。故吳宓慨嘆道，幾千年來孔夫子在中國人心中的神聖地位，「已讓位於馬克思和列寧」。若僅言新文化運動那幾年，則把孔夫子換為威爾遜倒更貼切。[6]重要的是率先轉過去的是五四的學生一輩。餘英時師說，馬克思主義一類思想在中國社會上的廣泛傳播，「最先是大學生受到感染，然後再一步一步地影響到教授階層」。[7]新文化運動的老師輩由威爾遜向列寧的轉移，恰證明這樣一個學生影響教授的過程。
五四人，包括共產主義者，對中國現社會或主張改良再生，或主張從根推翻而再生，其著眼點都在再造的一麵，根本目的是相通的。這一點胡適講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給陳獨秀的信中明確地將《新青年》同人劃為「我們」，把梁啓超及《改造》同人劃為「他們」，界限甚清。[8]
一年後，他將中共《對於時局的主張》所提出的十一條原則全部轉載於《努力》，並評論說：「這十一條並無和我們的政治主張絕對不相容的地方。他們和我們的區別隻在步驟先後的問題」。換言之，胡適認為中共的主張與他們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可以相通，所以他對中共《主張》的唯一答案是：「我們並不非薄你們的理想和主張，你們也不必非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這裏的「我們」和「你們」，顯然都屬於前麵的「我們」之中。[9]
共產黨人對胡的說法顯然有正麵的回應。中國共產黨二大發出的宣言中就表示「願意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胡適在《國際的中國》一文中首先肯定「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10]他在那篇文章中也對中共的國際形勢觀進行了攻擊，但前提是願意聯合，因為他是把中共劃在「我們」一邊的。我們不要忘記胡適與陳獨秀的特殊關係，他說中共在某種程度上是說陳獨秀，關係不同，故可以直接而不客氣。
陳獨秀本人到1923年夏還認為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方麵，唯物史觀派和實驗主義派應結成聯合戰線。如果說陳或因老朋友的關係，不免有些劃不清界限。鄧中夏在幾乎同時對中國思想界的劃分，竟然與胡適完全相同。鄧把梁啓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樑漱溟、章士釗等新文化運動的對立派劃為「東方文化派」，把胡適等人劃為「科學方法派」，再把共產黨人劃為「唯物史觀派」，然後指出，後兩派都是科學的；故在思想鬥爭中，應是後兩派「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鄧中夏與胡適所用詞語標籤雖不一樣，其所想的和所說的其實是一回事。[11]
胡適後來在1930年說：「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則他是記得共產黨人的表態的。那時他已認為陳的「這個希望是錯誤的」。[12]但他或者忘記了陳獨秀之所以有這樣的希望，其實很可能正是受了胡適劃分的「我們」與「他們」那條線的啟發。胡適1930年這段話，常為人所引用，其實最多隻能算後見之明，並不代表他20年代的想法。
但列寧也在基本同時提出了民族自決的思想。一次大戰時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國際秩序新觀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對既存的帝國主義國際秩序，所以兩者對被壓迫被侵略國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我們學民初人將世界也劃分新舊，則至少在國際秩序方麵，威、列二氏同屬新的一邊。張奚若就提醒胡適說，《新青年》等「看事太不critical。德、奧之敗，謂敗於bol射viki之公理或威爾遜之公理則可，謂敗於英、法、日、意之公理則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與德、奧之公理無大別也」。[4]但在新派範圍之內，雙方也存在對追隨者的爭奪問題，其關鍵就在於誰能真正實行民族自決的思想，或至少推動其實行。
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的老師輩比較傾向於美國的取向，俄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青年學生發生的影響則顯然更強烈。傅斯年在1919年初已認為「俄之兼併世界，將不在土地國權，而在思想也」。而威爾遜在凡爾賽和會上對中國的「背叛」，恰摧毀了幾年間美國在中國的影響。以前頗吹捧威爾遜的陳獨秀也不得不認為他「好發理想的大議論」，其實又「不可實行」，決定送他一個諢名，「叫作威大炮」。此時正值新俄（新字要緊）發布放棄條約權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國各界引起極大的好感。進步黨的《時事新報》在社論中說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爾遜的和平原則之上，「隻是威爾遜自己卻不能把他實現」。這很能表現中國士人學西方由美往俄的轉移進程。[5]
陳獨秀在1918年底所做的《每周評論》的《發刊詞》中，還曾稱威爾遜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進行民意測量，投票選舉世界第一偉人，497票中列寧獨得227票居第一，威爾遜則得51票居第二。威爾遜從「第一好人」變為「第二偉人」，正是由美到俄這個榜樣的典範轉移趨於完成的象徵。故吳宓慨嘆道，幾千年來孔夫子在中國人心中的神聖地位，「已讓位於馬克思和列寧」。若僅言新文化運動那幾年，則把孔夫子換為威爾遜倒更貼切。[6]重要的是率先轉過去的是五四的學生一輩。餘英時師說，馬克思主義一類思想在中國社會上的廣泛傳播，「最先是大學生受到感染，然後再一步一步地影響到教授階層」。[7]新文化運動的老師輩由威爾遜向列寧的轉移，恰證明這樣一個學生影響教授的過程。
五四人，包括共產主義者，對中國現社會或主張改良再生，或主張從根推翻而再生，其著眼點都在再造的一麵，根本目的是相通的。這一點胡適講得很清楚。他在1921年初給陳獨秀的信中明確地將《新青年》同人劃為「我們」，把梁啓超及《改造》同人劃為「他們」，界限甚清。[8]
一年後，他將中共《對於時局的主張》所提出的十一條原則全部轉載於《努力》，並評論說：「這十一條並無和我們的政治主張絕對不相容的地方。他們和我們的區別隻在步驟先後的問題」。換言之，胡適認為中共的主張與他們自由主義者的主張可以相通，所以他對中共《主張》的唯一答案是：「我們並不非薄你們的理想和主張，你們也不必非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這裏的「我們」和「你們」，顯然都屬於前麵的「我們」之中。[9]
共產黨人對胡的說法顯然有正麵的回應。中國共產黨二大發出的宣言中就表示「願意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胡適在《國際的中國》一文中首先肯定「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10]他在那篇文章中也對中共的國際形勢觀進行了攻擊，但前提是願意聯合，因為他是把中共劃在「我們」一邊的。我們不要忘記胡適與陳獨秀的特殊關係，他說中共在某種程度上是說陳獨秀，關係不同，故可以直接而不客氣。
陳獨秀本人到1923年夏還認為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方麵，唯物史觀派和實驗主義派應結成聯合戰線。如果說陳或因老朋友的關係，不免有些劃不清界限。鄧中夏在幾乎同時對中國思想界的劃分，竟然與胡適完全相同。鄧把梁啓超等《改造》同人加上樑漱溟、章士釗等新文化運動的對立派劃為「東方文化派」，把胡適等人劃為「科學方法派」，再把共產黨人劃為「唯物史觀派」，然後指出，後兩派都是科學的；故在思想鬥爭中，應是後兩派「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鄧中夏與胡適所用詞語標籤雖不一樣，其所想的和所說的其實是一回事。[11]
胡適後來在1930年說：「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則他是記得共產黨人的表態的。那時他已認為陳的「這個希望是錯誤的」。[12]但他或者忘記了陳獨秀之所以有這樣的希望，其實很可能正是受了胡適劃分的「我們」與「他們」那條線的啟發。胡適1930年這段話，常為人所引用，其實最多隻能算後見之明，並不代表他20年代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