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胡適致汪孟鄒》（1923年夏），《胡適研究叢錄》，第234頁；胡適日記，1923年12月12日。
[36] 胡適日記，1923年所附《山中雜記》，8月17日詩。
[37] 徐誌摩日記，1923年10月1、11、13日。
[38] 《任白濤致胡適》（1927年5月23日），《書信選》上冊，第432—433頁；徐誌摩日記，1923年10月21日。
[39] 《胡適詩存》，第277頁。
[40] 按此詩原稿收《後嚐試集》，出版時編輯僅疑為徐作，經請方家辨認筆跡，確為徐的字。有學者以為是胡適做，不僅字不像，意思更不妥。以民初的世風和學者的素養，此類話若出自事主，太陋。
[41] 石原皋：《閑話胡適》，第38—39頁。
[42] 石原皋：《閑話胡適》，第56—57頁。
[43] 分別轉引自顏非《胡適與徽州文化》，收在耿雲誌、聞黎明編《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三聯書店，1993，第92頁；石原皋《閑話胡適》，第57—59頁。
[44] 《四十自述》，第62頁。
[45] 周策縱：《論胡適的詩》，收在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76頁。
[46] 《張奚若致某人（殘信）》（約1920年），《書信選》下冊，第516—517頁；《錢玄同致胡適》（1919年2月）、《湯爾和致胡適》（1929年9月29日），《書信選》上冊，第25、545頁。
[47] 石原皋：《閑話胡適》，第73頁。
[48] 梁叔瑩：《思想上的新時代》，《晨報副刊》1927年2月14日，第13—14頁。
[49] 胡適：《老章又反叛了》，《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第164—168頁。
[50]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重印本，第354頁。
[51] 《胡適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書信選》中冊，第297頁。
[52] 《口述自傳》，第80頁注22、第130—33頁注2；《任鴻雋致胡適》（1926年12月8日），《書信選》上冊，第411—12頁。
第十章 轉折：新俄與社會主義
按照胡適自己在1933年對中國現代思想的分期，約以1923年為界分成兩段：前一段是「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後一段則是「集團主義時代，一九二三年以後，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革命運動，皆屬於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1]此一分期全以英美思想為依據，而其中區分的要點，就是曾對西方自由主義造成困擾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很能反映立說者當時之所思所慮。有意思的是，胡適自己同一時段的思想發展，似乎也有著類似的軌跡。
1923年及前後的一兩年，確實是中國思想的轉變時期。胡適那時也正在調整自己與時代思想言說的位置。五四運動後學生輩中多數人顯然是向著集團主義在走，胡適有意無意間也在不斷跟進。他開始讚揚王莽的社會主義，就是在1922年，還略早於其自劃的分界線。此後胡適的思想在這一路向上走得越來越疾，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對新俄和社會主義的嚮往。對一個不久前還在出席善後會議的人來說，這個步子邁得好像很大，也顯得太突然，其實這應該是他經過反思和斟酌的謀定而後動。
基本上，胡適的步子也是隨著中國形勢的演變一步步逐漸邁出的。但正像他當年「暴得大名」是因其填補了中國思想界典範危機的空白一樣，胡適這次謀定而後動的整體轉變幅度雖大，每一步邁得卻不算大，而他變化的速度又未必趕得上中國激進化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往激進方向去的領導空間已被新文化諸人中的「急進派」捷足先占了，則胡適所能做的隻是認同於既存的集團主義勢力。在胡適個人，步子或已邁到最大，而在許多激進的青年看來，則或許還不夠「時髦」吧！
或正因此，在當時及以後，胡適的調整和轉變都沒有引起許多人的注意。然而像胡適這樣一個已確立社會地位的知識精英能往這個方向努力，固然受到激進世風的影響，同時也更進一步推動了這一激進化的進程。在此進展中，深受外在大趨勢影響的胡適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製造者。要了解胡適讚頌新俄與社會主義的個人心路，還要回頭看看中國當時的思想環境。
一 從威爾遜到列寧
中國自主動「麵向西方」以來，最初提出來要學習的就是日本與俄國。因為這兩國的情形究竟比歐美更接近中國。中日有所謂「同文同種」之說，情形相近是無需說的。中俄相近，也是時人的認知。胡適在1911年「觀演俄劇『inspector-general』［果戈裏的《欽差大臣》？］」，就大有中俄如「魯、衛之政兄弟也」之感。可知在胡適心目中，中俄政治情形至少在負麵是相近的。周作人也認為「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2]日本在「二十一條」之後已無人主張再學，俄國卻並未排除在可學之外。
特別是俄國1917年的兩次革命，給中國人印象頗深（中國人當時並不一定將俄國兩次革命區別看待，後來才漸有區分）。俄國的二月革命一起，立刻引起胡適的注意。他推測，「俄國或終成民主耳。此近來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記」。到十月革命起，也是留美的張奚若即認為，如果德國與俄國的和議成功，「俄新政府或有機會將其社會革命政策從容實施」，這將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歷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響何可限量。即不幸而失敗，亦是政治學社會學上一大『嚐試』，向前看者不必稍挫其氣也」。如果說這些年輕人還算是激進派，則溫和穩健之老一輩如黃炎培也主張中國人應將「俄國精神、德國科學、美國資本這三樣集中起來」。[3]
[36] 胡適日記，1923年所附《山中雜記》，8月17日詩。
[37] 徐誌摩日記，1923年10月1、11、13日。
[38] 《任白濤致胡適》（1927年5月23日），《書信選》上冊，第432—433頁；徐誌摩日記，1923年10月21日。
[39] 《胡適詩存》，第277頁。
[40] 按此詩原稿收《後嚐試集》，出版時編輯僅疑為徐作，經請方家辨認筆跡，確為徐的字。有學者以為是胡適做，不僅字不像，意思更不妥。以民初的世風和學者的素養，此類話若出自事主，太陋。
[41] 石原皋：《閑話胡適》，第38—39頁。
[42] 石原皋：《閑話胡適》，第56—57頁。
[43] 分別轉引自顏非《胡適與徽州文化》，收在耿雲誌、聞黎明編《現代學術史上的胡適》，三聯書店，1993，第92頁；石原皋《閑話胡適》，第57—59頁。
[44] 《四十自述》，第62頁。
[45] 周策縱：《論胡適的詩》，收在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76頁。
[46] 《張奚若致某人（殘信）》（約1920年），《書信選》下冊，第516—517頁；《錢玄同致胡適》（1919年2月）、《湯爾和致胡適》（1929年9月29日），《書信選》上冊，第25、545頁。
[47] 石原皋：《閑話胡適》，第73頁。
[48] 梁叔瑩：《思想上的新時代》，《晨報副刊》1927年2月14日，第13—14頁。
[49] 胡適：《老章又反叛了》，《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第164—168頁。
[50]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重印本，第354頁。
[51] 《胡適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書信選》中冊，第297頁。
[52] 《口述自傳》，第80頁注22、第130—33頁注2；《任鴻雋致胡適》（1926年12月8日），《書信選》上冊，第411—12頁。
第十章 轉折：新俄與社會主義
按照胡適自己在1933年對中國現代思想的分期，約以1923年為界分成兩段：前一段是「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後一段則是「集團主義時代，一九二三年以後，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革命運動，皆屬於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1]此一分期全以英美思想為依據，而其中區分的要點，就是曾對西方自由主義造成困擾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很能反映立說者當時之所思所慮。有意思的是，胡適自己同一時段的思想發展，似乎也有著類似的軌跡。
1923年及前後的一兩年，確實是中國思想的轉變時期。胡適那時也正在調整自己與時代思想言說的位置。五四運動後學生輩中多數人顯然是向著集團主義在走，胡適有意無意間也在不斷跟進。他開始讚揚王莽的社會主義，就是在1922年，還略早於其自劃的分界線。此後胡適的思想在這一路向上走得越來越疾，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對新俄和社會主義的嚮往。對一個不久前還在出席善後會議的人來說，這個步子邁得好像很大，也顯得太突然，其實這應該是他經過反思和斟酌的謀定而後動。
基本上，胡適的步子也是隨著中國形勢的演變一步步逐漸邁出的。但正像他當年「暴得大名」是因其填補了中國思想界典範危機的空白一樣，胡適這次謀定而後動的整體轉變幅度雖大，每一步邁得卻不算大，而他變化的速度又未必趕得上中國激進化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往激進方向去的領導空間已被新文化諸人中的「急進派」捷足先占了，則胡適所能做的隻是認同於既存的集團主義勢力。在胡適個人，步子或已邁到最大，而在許多激進的青年看來，則或許還不夠「時髦」吧！
或正因此，在當時及以後，胡適的調整和轉變都沒有引起許多人的注意。然而像胡適這樣一個已確立社會地位的知識精英能往這個方向努力，固然受到激進世風的影響，同時也更進一步推動了這一激進化的進程。在此進展中，深受外在大趨勢影響的胡適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製造者。要了解胡適讚頌新俄與社會主義的個人心路，還要回頭看看中國當時的思想環境。
一 從威爾遜到列寧
中國自主動「麵向西方」以來，最初提出來要學習的就是日本與俄國。因為這兩國的情形究竟比歐美更接近中國。中日有所謂「同文同種」之說，情形相近是無需說的。中俄相近，也是時人的認知。胡適在1911年「觀演俄劇『inspector-general』［果戈裏的《欽差大臣》？］」，就大有中俄如「魯、衛之政兄弟也」之感。可知在胡適心目中，中俄政治情形至少在負麵是相近的。周作人也認為「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2]日本在「二十一條」之後已無人主張再學，俄國卻並未排除在可學之外。
特別是俄國1917年的兩次革命，給中國人印象頗深（中國人當時並不一定將俄國兩次革命區別看待，後來才漸有區分）。俄國的二月革命一起，立刻引起胡適的注意。他推測，「俄國或終成民主耳。此近來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記」。到十月革命起，也是留美的張奚若即認為，如果德國與俄國的和議成功，「俄新政府或有機會將其社會革命政策從容實施」，這將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歷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響何可限量。即不幸而失敗，亦是政治學社會學上一大『嚐試』，向前看者不必稍挫其氣也」。如果說這些年輕人還算是激進派，則溫和穩健之老一輩如黃炎培也主張中國人應將「俄國精神、德國科學、美國資本這三樣集中起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