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胡適做了一首詩《一個人的話》：「忍了好幾天的眼淚，總沒有哭的機會。今天好容易沒有人了，我要哭他一個痛快。」哭完之後，才一切輕鬆。當年胡適的母親解決家庭糾紛的辦法就首先是忍；實在忍不住時，就哭，也並不罵一個人；哭到把年齡相仿的媳婦們折服為止。[44]這大約就是胡適這首關於哭的詩的出處。旁人隻見胡適少年得誌，不知他一向與舊勢力周旋，在社會壓力下賠笑臉，也有許多的苦處。
1922年6月，胡適有一首詩《有感》，結語是「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那天的日記中稱「忽然想做詩紀一件事」。三十多年後，又自己加注說是紀清宣統帝。這是徐誌摩所說應該注意的那一類詩了。的確，在胡家住過幾年的鄉親石原皋即直指此詩是為曹珮聲所做。無論為誰所做，少年要衝破的，是千年的禮教。1936年胡適做有一首《無心肝的月亮》，自述是取明人小說中「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的意思。周策縱先生說，「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兩句詩，本是《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六寫女子企圖私奔的故事。周先生確是胡適詩的真正解人，他雖不知胡適那段時間頗涉一些情緣，仍看出胡適《無心肝的月亮》所寫的主角「對感情壓抑得很厲害」。[45]胡適在詩中自白道：「孩子，你要可憐他，可憐他跳不出他的軌道。」那年曹珮聲恰從美國歸國，此詩大約不是為珮聲而作，卻表述著某種持續的無奈——禮教雖然鎖不住少年的心，少年也終於跳不出他的軌道！在一定程度上，胡、江、曹三人，其實不也都是殉道的犧牲嗎！
* * *
在日新月異的中國激進趨新進程中，胡適自「暴得大名」後不過數年，即因其「好邀眾譽」，且「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而被許多人視為落伍，後來更因參加善後會議而被認為是認同於北洋政府。重要的是，說胡適落伍不隻是激進派的看法，曾任北洋政府部長、比胡適還更「落伍」的湯爾和，也認為胡適那幾年「論入老朽，非復當年」。[46]而且，因為哲學史有點寫不下去，談政治又談到「向壁」的地步，胡適在一定程度上也真是不知何去何從。一向不習慣寂寞和閑散的胡適，在那段時間裏確有點像他1923年在索克思家養病時所說，是「寂寞和閑散同時來」，對他來說，那的確「是很苦的」！
有時胡適的落伍其實是吃了朋友的虧。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第二天，石原皋本人在胡適家聽到王世傑大罵國民黨和共產黨是「有意叫學生去送死」，而學生則真是受騙送死。胡適聽了一言不發。[47]可知當日「英美派」心中的確有此認知。但此話在家罵是可以的，一公開發表，客觀上就是為殺人的軍閥政府開脫，所以魯迅等就不能不出來說話了。而《現代評論》派在進步青年心目中的地位當然也就要大降。胡適既然一言不發，對此也許還有點保留，但一般的認知，他當然是《現代評論》派的，所以他也隻能跟著「落伍」了。
到北伐時，胡適明確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徵是明顯的。新文化運動的追隨者責備胡適一輩說：「這些老少年們還沒有做完他們前驅的工作，還沒有把一班人帶上了新時代的坦途上，他們便撒手不管了。」這與胡適當年責備梁啓超未盡帶路之責如出一轍。而新一代人也像胡適一代一樣，沒有人帶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帶路者已不再前進，新一代便明確宣布：「新時代……這個責任便擔承在我們青年人的兩個肩膀上邊。」其認帶路者已落伍而要疏離於他們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48]本來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不脛而走、風行全國城鎮區域，其思想以外的最主要的社會原因就在有大批知識青年的追隨。今追隨者既離異，從社會的角度看，胡適的確有些落伍了。
民初士人在激進的大潮流下，許多人的思想可以說是數年一變，速者一年數變。因為「潮流」本身變得太快，不如此即趕不上「潮流」。而由於思想的追隨者有意無意間漸據主動地位，立說者要跟上「潮流」，實際上就必須跟著聽眾變。胡適曾以龔自珍的「但開風氣不為師」與章士釗共勉，因為他們「同是曾開風氣人」。但是，這些「曾開風氣人」都在開風氣之後不久就「落伍」，因而必須「跟著少年人跑」。胡適就認為，梁啓超和章士釗都曾不甘心，梁「這幾年頗能努力跟著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差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章則不然，他是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所以不得不站到反對的一邊去做首領。[49]
但是民初世風的轉變太快，梁啓超個人的轉變可謂快而頻，仍跟不上，在壯年即不得不「功成身退」，不再占據時代思想言說的中心。跟了而沒跟上，那不跟著少年跑的章士釗就攻擊梁說：「梁任公獻媚小生，從風而靡，天下病之。」其實，錢基博認為，梁啓超雖樂於引胡適之說以自張，但他「出其所學，亦時有不『跟著少年跑』而思調節其橫流者」。[50]這就提示了一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現象：在「跟著少年跑」已成時代風尚的語境下，要想「調節其橫流」，也必須先「跟著少年跑」；如果不「跟著少年跑」，也根本就無法「調節其橫流」；但既然先有了要想「調節其橫流」之心，往往也就隻能得一個跟而跟不上的結局。
1922年6月，胡適有一首詩《有感》，結語是「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那天的日記中稱「忽然想做詩紀一件事」。三十多年後，又自己加注說是紀清宣統帝。這是徐誌摩所說應該注意的那一類詩了。的確，在胡家住過幾年的鄉親石原皋即直指此詩是為曹珮聲所做。無論為誰所做，少年要衝破的，是千年的禮教。1936年胡適做有一首《無心肝的月亮》，自述是取明人小說中「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的意思。周策縱先生說，「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兩句詩，本是《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六寫女子企圖私奔的故事。周先生確是胡適詩的真正解人，他雖不知胡適那段時間頗涉一些情緣，仍看出胡適《無心肝的月亮》所寫的主角「對感情壓抑得很厲害」。[45]胡適在詩中自白道：「孩子，你要可憐他，可憐他跳不出他的軌道。」那年曹珮聲恰從美國歸國，此詩大約不是為珮聲而作，卻表述著某種持續的無奈——禮教雖然鎖不住少年的心，少年也終於跳不出他的軌道！在一定程度上，胡、江、曹三人，其實不也都是殉道的犧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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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新月異的中國激進趨新進程中，胡適自「暴得大名」後不過數年，即因其「好邀眾譽」，且「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而被許多人視為落伍，後來更因參加善後會議而被認為是認同於北洋政府。重要的是，說胡適落伍不隻是激進派的看法，曾任北洋政府部長、比胡適還更「落伍」的湯爾和，也認為胡適那幾年「論入老朽，非復當年」。[46]而且，因為哲學史有點寫不下去，談政治又談到「向壁」的地步，胡適在一定程度上也真是不知何去何從。一向不習慣寂寞和閑散的胡適，在那段時間裏確有點像他1923年在索克思家養病時所說，是「寂寞和閑散同時來」，對他來說，那的確「是很苦的」！
有時胡適的落伍其實是吃了朋友的虧。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第二天，石原皋本人在胡適家聽到王世傑大罵國民黨和共產黨是「有意叫學生去送死」，而學生則真是受騙送死。胡適聽了一言不發。[47]可知當日「英美派」心中的確有此認知。但此話在家罵是可以的，一公開發表，客觀上就是為殺人的軍閥政府開脫，所以魯迅等就不能不出來說話了。而《現代評論》派在進步青年心目中的地位當然也就要大降。胡適既然一言不發，對此也許還有點保留，但一般的認知，他當然是《現代評論》派的，所以他也隻能跟著「落伍」了。
到北伐時，胡適明確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徵是明顯的。新文化運動的追隨者責備胡適一輩說：「這些老少年們還沒有做完他們前驅的工作，還沒有把一班人帶上了新時代的坦途上，他們便撒手不管了。」這與胡適當年責備梁啓超未盡帶路之責如出一轍。而新一代人也像胡適一代一樣，沒有人帶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帶路者已不再前進，新一代便明確宣布：「新時代……這個責任便擔承在我們青年人的兩個肩膀上邊。」其認帶路者已落伍而要疏離於他們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48]本來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不脛而走、風行全國城鎮區域，其思想以外的最主要的社會原因就在有大批知識青年的追隨。今追隨者既離異，從社會的角度看，胡適的確有些落伍了。
民初士人在激進的大潮流下，許多人的思想可以說是數年一變，速者一年數變。因為「潮流」本身變得太快，不如此即趕不上「潮流」。而由於思想的追隨者有意無意間漸據主動地位，立說者要跟上「潮流」，實際上就必須跟著聽眾變。胡適曾以龔自珍的「但開風氣不為師」與章士釗共勉，因為他們「同是曾開風氣人」。但是，這些「曾開風氣人」都在開風氣之後不久就「落伍」，因而必須「跟著少年人跑」。胡適就認為，梁啓超和章士釗都曾不甘心，梁「這幾年頗能努力跟著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差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章則不然，他是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所以不得不站到反對的一邊去做首領。[49]
但是民初世風的轉變太快，梁啓超個人的轉變可謂快而頻，仍跟不上，在壯年即不得不「功成身退」，不再占據時代思想言說的中心。跟了而沒跟上，那不跟著少年跑的章士釗就攻擊梁說：「梁任公獻媚小生，從風而靡，天下病之。」其實，錢基博認為，梁啓超雖樂於引胡適之說以自張，但他「出其所學，亦時有不『跟著少年跑』而思調節其橫流者」。[50]這就提示了一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現象：在「跟著少年跑」已成時代風尚的語境下，要想「調節其橫流」，也必須先「跟著少年跑」；如果不「跟著少年跑」，也根本就無法「調節其橫流」；但既然先有了要想「調節其橫流」之心，往往也就隻能得一個跟而跟不上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