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麽樣兒。你有空到宮裏來，叫我瞅瞅吧。」[12]
這段對話的後半截回憶不是很準確。因為據胡適1922年5月17日的日記，宣統帝來電話的當時就約次日談話。胡以有課不空，因宮中逢二放假，就改約陰曆五月初二（5月30日）。所以見麵的時間是當時就約定了的。1924年「北京政變」，馮玉祥將宣統帝逐出皇宮後，由易培基等人組織了一個故宮博物院。胡適回憶說：「他們一班人都是反對我的，要在故宮裏找尋我的劣跡，說我私通宣統。他們搜查的結果，發現我給宣統的一張片子，上麵寫了『我今天上午有課，不能進宮，乞恕』幾個字。他們配起一個鏡框，掛在故宮裏作為展覽品。」那個片子，或者就是一向客氣的胡適在這次寫去的。後來胡適也「曾到故宮博物院去看過」，並「問可以照相嗎？他們說不可以」。[13]
到5月24日，胡適在日記中說：「我因為宣統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問他宮中情形。他說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般老太婆的牽製。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這一次他要見我，完全不同人商量，莊士敦也不知道。」溥儀本是臨時起意打電話玩，當然沒有人事先知道。由此可見胡適用心之細。一則了解背景，恐為人所利用。二也要為自己的行動找點合理的依據。據溥儀的回憶，胡適此次見莊士敦也澄清了勿須磕頭這一「進宮的規矩」。這大約也是訪問的一個重要目的。[14]
5月30日，宣統帝派了一個太監用車到胡家接胡適。他其實仍有課，但「今日因與宣統帝約了去見他，故未上課」。可知頗重視。這個事件曾引起軒然大波，最好還是仔細看看胡適自己的記述：「太監們掀起簾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先在麵前放了一張藍緞墊子的大方凳子，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的很；他雖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幾上擺著今天的報十餘種，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報，中有《晨報》、英文《快報》。幾上又擺著白情的《草兒》，亞東的《西遊記》。他問起白情、平伯；還問及《詩》雜誌，近來也試作新詩。他說他也贊成白話。他談及他出洋留學的事，他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他說有許多新書找不著。我請他以後如有找不著的書，可以告訴我。我談了二十分鍾，就出來了。」[15]
這個記述，與溥儀後來的回憶大體一致。我們看這裏的宣統帝，衣服已不穿黃色了，可證其已平民化，胡適的觀察真是細心。特別是宣統帝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他本想謀獨立生活而不得支持，都是很知道理而確實值得同情的。胡適在兩個月後公開發表的那篇《宣統與胡適》的短文中也特別強調這是「那一天最要緊的談話」。而宣統帝所讀的東西又不夠好，也正需有人指點。胡適以為：「清宮裏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胡適觀察到的情形，是很能支持他這個看法的。[16]
但是新人物的代表胡適居然見舊傳統的一個象徵遜清皇帝，確曾引起很多人的非議。除了個別報紙外，大部分的輿論用胡適的話說都是「猜謎的記載，輕薄的言論」。約兩個月後還有人在傳播什麽「胡適為帝者師」和「胡適請求免跪拜」的說法。其實在溥儀一邊，情形也大致相似。他回憶說：「王公大臣們，特別是師傅們，聽說我和這個『新人物』私自見了麵，又像炸了油鍋似地背地吵鬧起來了。」可知這事還真有點兩邊不得人心，民初時新舊之間的成見，的確不淺。據溥儀的回憶，胡適見他後曾給莊士敦一信，稱「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麵前，占一席地位」。[17]從行文看，確很像胡適的手筆。後來許多人據此攻擊胡適，不知他這不過是對洋人玩一下「洋規矩」，洋人才講究初次見麵後寫些客套話寄去。其針對的是莊士敦而非宣統，而且那些客氣的應酬話也是不算數的，因為英美人如果講套話而又不是客氣之意時，講完後要特別申明我這不是當客套話講的。
後來馮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變」後將清帝逐出故宮，對「孤兒寡母」的受氣深有體會的胡適曾大打抱不平，並曾親到溥儀的住處看他，當麵重申馮玉祥的行為「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這正是胡適最主要的考慮，即中國在洋人那裏的麵子問題。在那時，胡適的所作所為在政治上恐怕是很不能算「明智」的，連他一些相當「溫和」的朋友如周作人、李書華和李宗侗等人都寫信表示反對。但對於落難者來說，想必是溫暖的。這也是胡適特立獨行、講義氣的表現。溥儀後來的回憶，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將此事說得很近情理，不過他還是婉轉說出了胡適那時與一般人的單純慰問不一樣，還多了一層「關心」，即為他打算今後的出路，特別是鼓勵「皇上自己下決心」出國去留學。[18]
這段對話的後半截回憶不是很準確。因為據胡適1922年5月17日的日記，宣統帝來電話的當時就約次日談話。胡以有課不空，因宮中逢二放假，就改約陰曆五月初二（5月30日）。所以見麵的時間是當時就約定了的。1924年「北京政變」，馮玉祥將宣統帝逐出皇宮後，由易培基等人組織了一個故宮博物院。胡適回憶說：「他們一班人都是反對我的，要在故宮裏找尋我的劣跡，說我私通宣統。他們搜查的結果，發現我給宣統的一張片子，上麵寫了『我今天上午有課，不能進宮，乞恕』幾個字。他們配起一個鏡框，掛在故宮裏作為展覽品。」那個片子，或者就是一向客氣的胡適在這次寫去的。後來胡適也「曾到故宮博物院去看過」，並「問可以照相嗎？他們說不可以」。[13]
到5月24日，胡適在日記中說：「我因為宣統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問他宮中情形。他說宣統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受一般老太婆的牽製。前次他把辮子剪去，即是一例……這一次他要見我，完全不同人商量，莊士敦也不知道。」溥儀本是臨時起意打電話玩，當然沒有人事先知道。由此可見胡適用心之細。一則了解背景，恐為人所利用。二也要為自己的行動找點合理的依據。據溥儀的回憶，胡適此次見莊士敦也澄清了勿須磕頭這一「進宮的規矩」。這大約也是訪問的一個重要目的。[14]
5月30日，宣統帝派了一個太監用車到胡家接胡適。他其實仍有課，但「今日因與宣統帝約了去見他，故未上課」。可知頗重視。這個事件曾引起軒然大波，最好還是仔細看看胡適自己的記述：「太監們掀起簾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先在麵前放了一張藍緞墊子的大方凳子，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他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的很；他雖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穿藍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幾上擺著今天的報十餘種，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報，中有《晨報》、英文《快報》。幾上又擺著白情的《草兒》，亞東的《西遊記》。他問起白情、平伯；還問及《詩》雜誌，近來也試作新詩。他說他也贊成白話。他談及他出洋留學的事，他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他說有許多新書找不著。我請他以後如有找不著的書，可以告訴我。我談了二十分鍾，就出來了。」[15]
這個記述，與溥儀後來的回憶大體一致。我們看這裏的宣統帝，衣服已不穿黃色了，可證其已平民化，胡適的觀察真是細心。特別是宣統帝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他本想謀獨立生活而不得支持，都是很知道理而確實值得同情的。胡適在兩個月後公開發表的那篇《宣統與胡適》的短文中也特別強調這是「那一天最要緊的談話」。而宣統帝所讀的東西又不夠好，也正需有人指點。胡適以為：「清宮裏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胡適觀察到的情形，是很能支持他這個看法的。[16]
但是新人物的代表胡適居然見舊傳統的一個象徵遜清皇帝，確曾引起很多人的非議。除了個別報紙外，大部分的輿論用胡適的話說都是「猜謎的記載，輕薄的言論」。約兩個月後還有人在傳播什麽「胡適為帝者師」和「胡適請求免跪拜」的說法。其實在溥儀一邊，情形也大致相似。他回憶說：「王公大臣們，特別是師傅們，聽說我和這個『新人物』私自見了麵，又像炸了油鍋似地背地吵鬧起來了。」可知這事還真有點兩邊不得人心，民初時新舊之間的成見，的確不淺。據溥儀的回憶，胡適見他後曾給莊士敦一信，稱「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麵前，占一席地位」。[17]從行文看，確很像胡適的手筆。後來許多人據此攻擊胡適，不知他這不過是對洋人玩一下「洋規矩」，洋人才講究初次見麵後寫些客套話寄去。其針對的是莊士敦而非宣統，而且那些客氣的應酬話也是不算數的，因為英美人如果講套話而又不是客氣之意時，講完後要特別申明我這不是當客套話講的。
後來馮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變」後將清帝逐出故宮，對「孤兒寡母」的受氣深有體會的胡適曾大打抱不平，並曾親到溥儀的住處看他，當麵重申馮玉祥的行為「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這正是胡適最主要的考慮，即中國在洋人那裏的麵子問題。在那時，胡適的所作所為在政治上恐怕是很不能算「明智」的，連他一些相當「溫和」的朋友如周作人、李書華和李宗侗等人都寫信表示反對。但對於落難者來說，想必是溫暖的。這也是胡適特立獨行、講義氣的表現。溥儀後來的回憶，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將此事說得很近情理，不過他還是婉轉說出了胡適那時與一般人的單純慰問不一樣，還多了一層「關心」，即為他打算今後的出路，特別是鼓勵「皇上自己下決心」出國去留學。[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