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後一點或者還可商榷。因為胡適在中國本來就是鼓吹「引車賣漿者流」的文學的，反推到美國，當然正是那排行榜上的暢銷小說。夏先生以為胡適的外行話有失「我國新文學開山祖師的身份」，殊不知對胡適來說，這不是「文壇」還能是什麽？美國人本未把一向替他們大說好話的胡適十分看得起，當然也不曾接受胡適的文學革命觀念。但胡適有時也能鬥膽指出洋人的不足（比如他就曾以為社會主義代表世界新潮流而洋人竟然沒有看出來，詳後），何況他最講究「前後一致」，此時是否恰以中國「新文學開山祖師」的眼光在看美國文壇，亦未可知。有可能反是夏先生誤解了胡適呢。
不過，胡適雖好名但有分寸。他留學時在牆上掛有「汝果不敢高聲言之，則不如閉口勿言也」的英文條幅。他以為這與孔子所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同義。胡適自謂他演說論學，都以此為準。「雖有時或不能做到，然終未敢妄言無當，尤不敢大言不慚。」可知胡適即使在「有時或不能做到」時，也還是有分寸的。大致如提前使用博士名銜，與實際也差不了太多。唐德剛先生在談到胡適不能從政時，曾「坦白」地說：「胡先生也並不就那樣老實，不過他始終沒有不老實到做政客的程度罷了。」的確，民初的中國，因為傳統的道德節操等俱在批判之列，政界的風氣每下愈況，在那樣的情形下，議政還可以，直接幹預政治實非胡適所能。若與許多時賢相比，胡適的風範，「也就是百年難一遇的了」。[8]
1961年，胡頌平奉承胡適說真正夠得上當他秘書的隻有兩個人，即丁文江和傅斯年。胡適說：「這都是瞎說。他們兩位的學問比我好，可以當我的老師。」[9]就學問的深度言，這大致是實話，但他早年處於防守之時大約就不會說。就實際辦事能力，二人也遠過胡適。不過，胡適學問的廣博和治學的大膽，都在二人之上。他更另有一的確超過兩人之處，那就是他具備荀子所說的君子善假於物的特殊本領。丁、傅二人，都是長於組織能力的，特別對於中央研究院和其中最副盛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治理，都有極大貢獻。但兩人（特別是傅）或者因為太能幹，有時不免偏於專斷，恰缺乏胡適那種親和力及善於吸收他人意見觀念的本領。
與晚年胡適有長期而且密切過從的唐德剛先生認為，胡適先天具有「一種西方人所說的『磁性人格』」。這或者就是後來讀韋伯的人喜歡說的插risma，不過是屬於親和性的那一種，容易使人感到親近。但胡適待人最主要的還是靠其從少年時即開始的「做人的訓練」，用唐先生的話說，就是「常人莫及的修養功夫」。而胡適也的確善假於物。他在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說，青年時如無蔡的提攜，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應該說，陳獨秀的《新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學都為胡適的興起提供了根本條件。[10]這一點胡適自己很清楚，所以他雖對二人都有不滿處，卻能終生保持友好。而胡適又最善於挖人弟子，如把傅斯年從黃侃那裏挖過來成新派健將，把丁文江從梁啓超那裏挖過來反攻進步黨，都是顯例。胡適一生所靠，為安徽人、留學生和北大人三大群體。這些人中許多人的才能學問都在特定的具體方麵超過他，而仍肯為他所用，充分體現了胡適善假於物的過人之處，這顯然是沒有幾個人能辦得到的。
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的常態下，胡適能得名並基本維持之，說明他確有一些過人之處；特別是他有意識地為個人也為社會維護自己「具社會領袖地位」的形象，其「作聖」的本領遠過常人。但是，胡適愛與人周旋和不時要「率性」的兩大習性，有時卻與其名聲的維持有直接的妨礙。特別是在激進的民初，與「舊勢力」周旋太多，必然「落伍」。可是當胡適要「率性」時，他也不怕「落伍」。這又可見胡適雖然好名，但也並非事事為名。他那時去見早已為人冷落的清廢帝宣統，就是其「率性」之一例。
二 我稱他皇上
胡適是希望影響所有能影響的人的。恰好宣統的老師莊士敦又是他的朋友。胡適的日記說，某次「莊士敦說起宣統曾讀我的《嚐試集》，故我送莊士敦一部《文存》時，也送了宣統一部。」在胡適的意思，不過多影響一人。這是他與宣統先已有的聯絡，而主動者還是胡適。實際上，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的莊士敦對胡適那種「匹克尼克來江邊」的白話詩的嚐試並不佩服（兩人的真共識是反傳教事業），不過胡在那時的中國已有相當地位，為宣統計，聯絡一下當無壞處。故莊士敦確向宣統說起「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並勸宣統不妨讀一下胡適的東西。可是莊士敦也曾將反胡適的《學衡》呈宣統「禦覽」，恐怕他內心還更喜歡後者。[11]
不過，十五歲的宣統到底「動了瞧一瞧這個新人物的念頭」。當他安裝了電話後，四處給人打電話玩，後來想起胡適，便撥通了胡的號碼。恰好是胡自己接的電話。溥儀自己回憶的通話是這樣的：
「你是胡博士嗬？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嗬？怎麽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嗬！」
「宣統？……是皇上？」
不過，胡適雖好名但有分寸。他留學時在牆上掛有「汝果不敢高聲言之，則不如閉口勿言也」的英文條幅。他以為這與孔子所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同義。胡適自謂他演說論學，都以此為準。「雖有時或不能做到，然終未敢妄言無當，尤不敢大言不慚。」可知胡適即使在「有時或不能做到」時，也還是有分寸的。大致如提前使用博士名銜，與實際也差不了太多。唐德剛先生在談到胡適不能從政時，曾「坦白」地說：「胡先生也並不就那樣老實，不過他始終沒有不老實到做政客的程度罷了。」的確，民初的中國，因為傳統的道德節操等俱在批判之列，政界的風氣每下愈況，在那樣的情形下，議政還可以，直接幹預政治實非胡適所能。若與許多時賢相比，胡適的風範，「也就是百年難一遇的了」。[8]
1961年，胡頌平奉承胡適說真正夠得上當他秘書的隻有兩個人，即丁文江和傅斯年。胡適說：「這都是瞎說。他們兩位的學問比我好，可以當我的老師。」[9]就學問的深度言，這大致是實話，但他早年處於防守之時大約就不會說。就實際辦事能力，二人也遠過胡適。不過，胡適學問的廣博和治學的大膽，都在二人之上。他更另有一的確超過兩人之處，那就是他具備荀子所說的君子善假於物的特殊本領。丁、傅二人，都是長於組織能力的，特別對於中央研究院和其中最副盛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治理，都有極大貢獻。但兩人（特別是傅）或者因為太能幹，有時不免偏於專斷，恰缺乏胡適那種親和力及善於吸收他人意見觀念的本領。
與晚年胡適有長期而且密切過從的唐德剛先生認為，胡適先天具有「一種西方人所說的『磁性人格』」。這或者就是後來讀韋伯的人喜歡說的插risma，不過是屬於親和性的那一種，容易使人感到親近。但胡適待人最主要的還是靠其從少年時即開始的「做人的訓練」，用唐先生的話說，就是「常人莫及的修養功夫」。而胡適也的確善假於物。他在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說，青年時如無蔡的提攜，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應該說，陳獨秀的《新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學都為胡適的興起提供了根本條件。[10]這一點胡適自己很清楚，所以他雖對二人都有不滿處，卻能終生保持友好。而胡適又最善於挖人弟子，如把傅斯年從黃侃那裏挖過來成新派健將，把丁文江從梁啓超那裏挖過來反攻進步黨，都是顯例。胡適一生所靠，為安徽人、留學生和北大人三大群體。這些人中許多人的才能學問都在特定的具體方麵超過他，而仍肯為他所用，充分體現了胡適善假於物的過人之處，這顯然是沒有幾個人能辦得到的。
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時，小成即墮」的常態下，胡適能得名並基本維持之，說明他確有一些過人之處；特別是他有意識地為個人也為社會維護自己「具社會領袖地位」的形象，其「作聖」的本領遠過常人。但是，胡適愛與人周旋和不時要「率性」的兩大習性，有時卻與其名聲的維持有直接的妨礙。特別是在激進的民初，與「舊勢力」周旋太多，必然「落伍」。可是當胡適要「率性」時，他也不怕「落伍」。這又可見胡適雖然好名，但也並非事事為名。他那時去見早已為人冷落的清廢帝宣統，就是其「率性」之一例。
二 我稱他皇上
胡適是希望影響所有能影響的人的。恰好宣統的老師莊士敦又是他的朋友。胡適的日記說，某次「莊士敦說起宣統曾讀我的《嚐試集》，故我送莊士敦一部《文存》時，也送了宣統一部。」在胡適的意思，不過多影響一人。這是他與宣統先已有的聯絡，而主動者還是胡適。實際上，欣賞中國傳統文化的莊士敦對胡適那種「匹克尼克來江邊」的白話詩的嚐試並不佩服（兩人的真共識是反傳教事業），不過胡在那時的中國已有相當地位，為宣統計，聯絡一下當無壞處。故莊士敦確向宣統說起「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並勸宣統不妨讀一下胡適的東西。可是莊士敦也曾將反胡適的《學衡》呈宣統「禦覽」，恐怕他內心還更喜歡後者。[11]
不過，十五歲的宣統到底「動了瞧一瞧這個新人物的念頭」。當他安裝了電話後，四處給人打電話玩，後來想起胡適，便撥通了胡的號碼。恰好是胡自己接的電話。溥儀自己回憶的通話是這樣的：
「你是胡博士嗬？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嗬？怎麽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嗬！」
「宣統？……是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