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公言報》（社論）1919年6月27、28日，轉引自鄧野《王揖唐的「社會主義」演說和「問題與主義」論戰的緣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255—256頁；關於安福係與孫中山的接近和基本接受「孫文學說」，參見李林《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本來麵目》，《二十一世紀》1991年第8期。
[20] 胡適：《問題與主義》（1919年7月），《胡適文存》卷二，第150頁。
[21] 胡適日記，1921年5月19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
[22] 《胡適文存》卷二，第147—198頁；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41—43頁。
[23] 餘英時：《激進與保守》，第191—192頁。
[24] 賈祖麟：《胡適》，第294—295頁。賈書最後一章兩個中譯本都欠佳，有條件的讀者最好看原著。
[25] 《胡適文存》卷四，第14頁。
[26] 陳炯明：《中國統一芻議》，自刊本，1928；周德之：《為迷信「主義」者進一言》，《晨報副刊》1926年11月4日，第1頁。
[27] 馬君武：《讀書與救國》，《晨報副刊》1926年11月20日，第1頁。
[28] 《胡適致郭廷以》（1960年1月），引自《年譜長編》第2冊，第508頁。
[29] 兩文分別刊於《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頁a-i；三集卷九，第1159—1170頁。以下不再注出。
[30] 胡適日記，1921年5月9、7日。
[31] 胡適日記，1921年7月3日、1922年5月19日。
[32] 《與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43頁。
[33] 參見張汝倫等《人文精神尋思錄》，《讀書》1994年3月號，第3—13頁；葛佳淵、羅厚立《誰的人文精神？》，《讀書》1994年8月號，第58—64頁。
[34] 胡適日記，1915年3月22日；《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1925年），《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166—1170頁。
[35] 胡適日記，1921年6月25日。
[36] 胡適日記，1922年4月7日、1921年5月13日。
[37] 胡適日記，1921年9月21日、1922年5月23日。
[38] 《談話錄》，第44、47頁。
[39] 胡適：《編輯後記》，《獨立評論》第142號，1935年3月17日。
[40]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19頁。
[41] 魯迅：《論辯的魂靈》，《魯迅全集》第3卷，第29頁；唐德剛：《胡適雜憶》，第37頁。
[42] 《惲代英致胡適》（約1919年8月21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6冊，第531—532頁。（關於此信的日期，惲代英日記1919年8月21日記其「寫致適之先生信」；次日記其「寫致東蓀先生信，與昨致適之先生信，皆我聯絡善勢力，以得正當助力之企謀」；同年9月8日寫給王光祈的信中，一個重點內容仍是好人應養成善勢力以撲滅惡勢力，與致胡適信內容甚接近，似可暫時將此信繫於此日，參見《惲代英日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第609—610、621—625頁）類似的觀點惲代英至少持續到1923年末。參見代英《怎樣才是好人》，《中國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3—6頁。
[43] 胡適日記，1921年6月18日、8月5日。按胡適的好政府主義更多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而不是針對「壞政府」，這一點非常重要。胡適主要針對的乃是在北大有重要影響的李石曾等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他們稍後反胡適的重要原因。
[44] 胡適日記，1922年4月22日；《年譜》，第95頁。
[45] 胡適日記，1922年4月22日。
[46] 胡適日記，1922年4月27日。
[47] 胡適日記，1922年5月9、14、7日。
[48] 胡適日記，1922年5月11、12日。
[49] 《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27—33頁。
[50] 這些反應的文章收在《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35—90頁；胡適日記，1922年5月25日。
[51] 胡適日記，1922年5月28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39頁。
[52] 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22年5月14、21、27、30日。
[53] 《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1922年5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68頁。關於士大夫一身兼二任，參見《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的《黃梨洲論學生運動》（1921年5月）。
[54] 胡適日記，1921年6月27日。
[55] 關於胡適向王內閣提建議而很少被接受，參見胡適1922年8—11月的日記；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1922年9月），《與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09—128、143頁。
[56] 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6月）、《與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頁。
[57] 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22年2月7日。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後的反思
胡適在1920年前後那段時間的議政，給了他一個深刻的教訓。他發現：「現在最時髦的是攻擊人。凡是攻擊，都是超然的。我們攻擊人，從來沒有受人『懷疑』過。我們偶然表示贊成某人，或替某人說一句公道話，就要引起旁人的『懷疑』了。」胡適這裏的「偶然」用得很精確，新文化諸人那時對中國的各方麵確實都是攻擊多而贊成少。攻擊人就始終受歡迎，隻不過「偶然」不攻擊，馬上就不受歡迎，這最能體現中國的激進化。胡適「因此得一個教訓：大凡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隻可罵人，切不可贊成人」。[1]他這句雖然是說的反話，但有此認知，難保不在潛意識中形成一種「自我禁抑」（self-censorship），不知不覺中說話就會小心許多，很可能仍會攻擊更多而贊成更少。故即使有心不激進的人，也可能在激進大潮的衝擊下無意中仍激進。反過來，在意識的層麵，胡適一直嚮往特立獨行的風貌，此時再堅持而說「贊成」的話或做「贊成」的事，恐怕就隻有「落伍」。而胡適又是要不時「率性」的，所以他真可以說是不得不落伍了。
[20] 胡適：《問題與主義》（1919年7月），《胡適文存》卷二，第150頁。
[21] 胡適日記，1921年5月19日、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
[22] 《胡適文存》卷二，第147—198頁；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41—43頁。
[23] 餘英時：《激進與保守》，第191—192頁。
[24] 賈祖麟：《胡適》，第294—295頁。賈書最後一章兩個中譯本都欠佳，有條件的讀者最好看原著。
[25] 《胡適文存》卷四，第14頁。
[26] 陳炯明：《中國統一芻議》，自刊本，1928；周德之：《為迷信「主義」者進一言》，《晨報副刊》1926年11月4日，第1頁。
[27] 馬君武：《讀書與救國》，《晨報副刊》1926年11月20日，第1頁。
[28] 《胡適致郭廷以》（1960年1月），引自《年譜長編》第2冊，第508頁。
[29] 兩文分別刊於《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28頁a-i；三集卷九，第1159—1170頁。以下不再注出。
[30] 胡適日記，1921年5月9、7日。
[31] 胡適日記，1921年7月3日、1922年5月19日。
[32] 《與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43頁。
[33] 參見張汝倫等《人文精神尋思錄》，《讀書》1994年3月號，第3—13頁；葛佳淵、羅厚立《誰的人文精神？》，《讀書》1994年8月號，第58—64頁。
[34] 胡適日記，1915年3月22日；《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1925年），《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166—1170頁。
[35] 胡適日記，1921年6月25日。
[36] 胡適日記，1922年4月7日、1921年5月13日。
[37] 胡適日記，1921年9月21日、1922年5月23日。
[38] 《談話錄》，第44、47頁。
[39] 胡適：《編輯後記》，《獨立評論》第142號，1935年3月17日。
[40]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19頁。
[41] 魯迅：《論辯的魂靈》，《魯迅全集》第3卷，第29頁；唐德剛：《胡適雜憶》，第37頁。
[42] 《惲代英致胡適》（約1919年8月21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6冊，第531—532頁。（關於此信的日期，惲代英日記1919年8月21日記其「寫致適之先生信」；次日記其「寫致東蓀先生信，與昨致適之先生信，皆我聯絡善勢力，以得正當助力之企謀」；同年9月8日寫給王光祈的信中，一個重點內容仍是好人應養成善勢力以撲滅惡勢力，與致胡適信內容甚接近，似可暫時將此信繫於此日，參見《惲代英日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第609—610、621—625頁）類似的觀點惲代英至少持續到1923年末。參見代英《怎樣才是好人》，《中國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3—6頁。
[43] 胡適日記，1921年6月18日、8月5日。按胡適的好政府主義更多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而不是針對「壞政府」，這一點非常重要。胡適主要針對的乃是在北大有重要影響的李石曾等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他們稍後反胡適的重要原因。
[44] 胡適日記，1922年4月22日；《年譜》，第95頁。
[45] 胡適日記，1922年4月22日。
[46] 胡適日記，1922年4月27日。
[47] 胡適日記，1922年5月9、14、7日。
[48] 胡適日記，1922年5月11、12日。
[49] 《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27—33頁。
[50] 這些反應的文章收在《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35—90頁；胡適日記，1922年5月25日。
[51] 胡適日記，1922年5月28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39頁。
[52] 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22年5月14、21、27、30日。
[53] 《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1922年5月），《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68頁。關於士大夫一身兼二任，參見《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的《黃梨洲論學生運動》（1921年5月）。
[54] 胡適日記，1921年6月27日。
[55] 關於胡適向王內閣提建議而很少被接受，參見胡適1922年8—11月的日記；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1922年9月），《與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109—128、143頁。
[56] 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6月）、《與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頁。
[57] 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22年2月7日。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後的反思
胡適在1920年前後那段時間的議政，給了他一個深刻的教訓。他發現：「現在最時髦的是攻擊人。凡是攻擊，都是超然的。我們攻擊人，從來沒有受人『懷疑』過。我們偶然表示贊成某人，或替某人說一句公道話，就要引起旁人的『懷疑』了。」胡適這裏的「偶然」用得很精確，新文化諸人那時對中國的各方麵確實都是攻擊多而贊成少。攻擊人就始終受歡迎，隻不過「偶然」不攻擊，馬上就不受歡迎，這最能體現中國的激進化。胡適「因此得一個教訓：大凡政論者所應取之態度，隻可罵人，切不可贊成人」。[1]他這句雖然是說的反話，但有此認知，難保不在潛意識中形成一種「自我禁抑」（self-censorship），不知不覺中說話就會小心許多，很可能仍會攻擊更多而贊成更少。故即使有心不激進的人，也可能在激進大潮的衝擊下無意中仍激進。反過來，在意識的層麵，胡適一直嚮往特立獨行的風貌，此時再堅持而說「贊成」的話或做「贊成」的事，恐怕就隻有「落伍」。而胡適又是要不時「率性」的，所以他真可以說是不得不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