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早年那幾篇關於文字的考據文章，就是調和漢宋的產物。其所用的方法，他自己以為也頗受益於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和西方實證史學。所以，胡適一生在學術上所為，基本上是清儒中漢學一派所做的考據，但胡適喜歡的卻是宋儒中較近人情並能做哲學性詮釋的朱熹，他不得不在二者間有所「調和」，然其貢獻又遠不止於「調和」漢宋。他不僅能在具體方麵掌握借鑑價值已經「估定」的西方治學方法，同時對漢學、宋學和《馬氏文通》都不止是中國傳統治學所謂的「有所法而後能」，而幾乎是一開始就「有所變而後大」了。這是胡適一生治學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孔恩在論述科學典範的轉移時，曾說到專業訓練不深的新入門者有時往往容易起到「開來」的作用，正因其訓練不深而約束較少也。[34]這就很適合胡適的情形。
胡適從小所受的「國學」訓練，雖然比上海新學堂的同輩人要多，但終不係統，在一些基本訓練上不免有所不足。這也是他不能認同「太注重功力」的漢學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因為如此，他才敢於一開始就往求變的路子上走。講文字音韻訓詁的小學本非胡適所長，在其開始努力「調和」漢宋時，連清儒的主要小學著作都基本沒有接觸過；但他早年的幾篇論文，恰都是在小學的範圍之內。他自己也說，1914年以前治學頗靠「大膽臆測」。胡適因一開始就求變，沒有經過「有所法而後能」的階段，許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他到北大後雖然努力惡補，更一生以「小心求證」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謹和緩」四字訣補之，但遇到關節處，仍有打不通之時。這大約就是他後來不得不時常轉換治學方向的一個原因了。
胡適既然搞考據，小學又是弱項，所以在這方麵指責胡適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強調胡適與漢學的關係，有意無意中是慮及此點的。後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出來，陳寅恪、金嶽霖等都借寫審查報告之機，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適的中西學都大有問題。特別是金嶽霖所說的「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一句，最多為人引用。如果說金或有門戶之見，胡的朋友和安徽同鄉劉文典就曾對唐德剛先生說，胡適什麽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學」。[35]
這幾位專家是有資格說這樣的話的，其見解應該說都不無根據。但正如毛以亨所說：「胡先生所治，通學也。通學者總要受專家批評的，又豈止不懂小學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廣度與有裨人生日用之處，殊非專家們所可望其項背。」[36]胡適的學問是不一定很深，若說每一門具體的學問，胡適的貢獻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專業領域裏恐怕都有超過他的同時代人。但其學術兼容的廣大，確遠非時輩所能比擬。有其寬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難找到。而復有其膽量和際遇的，近代以來實無其人。根據孔恩上述的觀點，膽大與學問的不深，恰有直接的關聯。
胡適的膽大和敢於懷疑，正是他另一點與人大不同之處。他的疑古意識及要翻案、要革命的主動性都非常之強。早在1908年，他寫的詩中就有「從來桀紂多材武，未必武湯皆聖賢」這樣的句子，已頗有疑古之意。但此時隻是「恨無仲馬為稱冤」，到1916年9月修改此詩時，即將最後一句改為「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從懷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37]胡適以後一生為學，都以翻案為主，如給王莽翻案、給神會和尚翻案等等，不一而足。因為翻案的結果就是重寫或改寫歷史，這正是胡適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
他晚年自稱，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方式來「整理國故」，「就是把千百年來一向被人輕視的東西，在學術研究上恢復它們應有的地位」（此時已放棄傳教士的自定位了）。這接近於哥白尼以日心說取代地心說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義。「在中國文化史上我們真也是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來。」胡適又說，他不分經學和子學，把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把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1919年的中國學術界「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他還指出，他主編北大的《國學季刊》，用橫排及新式標點，這又「是個小小的革命了」。[38]處處在革命，可知其主動要想「革命」的意識的確很強。胡適的懷疑、翻案、「截斷眾流」及以平等眼光對待經學和子學等之所以為「革命」，就在於他和以前學者的一個根本區別：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識地主動為之。
所以餘英時師指出，胡適的基本貢獻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他能在國故研究上建立新典範、開闢新風氣，正因為「他的舊學和新知配合運用得恰到好處」。若隻及一麵，則不但舊學方麵超過胡適的人不少，就是西學，當時一些留學生也實在他之上。但這些人所知雖深，卻很少能以淺顯出之，其實際的影響，隻在很窄的範圍內。胡適對西學的態度可以說是「弱水三千，我隻取一瓢飲」。他服膺杜威的實驗主義就主要是在方法論的層麵。餘先生說，正因為胡適沒有深入西學，「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這是見道之解。
胡適在寫《四十自述》時，即已認為他比許多人高明處正在跳出了西學「新名詞」的框框。今日海內外學者對西學也有隻取一瓢飲且所知頗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新名詞」的框框，離了這些新名詞便無以言學問。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門的西方理論之中而不能自拔。實際上，對西學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須中學有相當的根基。若無此根基，則「取一瓢飲」也好，一頭栽進去想在「遊泳中學會遊泳」也好，多半都隻會達到一個「邯鄲學步，反失其故」的結局。
胡適從小所受的「國學」訓練，雖然比上海新學堂的同輩人要多，但終不係統，在一些基本訓練上不免有所不足。這也是他不能認同「太注重功力」的漢學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因為如此，他才敢於一開始就往求變的路子上走。講文字音韻訓詁的小學本非胡適所長，在其開始努力「調和」漢宋時，連清儒的主要小學著作都基本沒有接觸過；但他早年的幾篇論文，恰都是在小學的範圍之內。他自己也說，1914年以前治學頗靠「大膽臆測」。胡適因一開始就求變，沒有經過「有所法而後能」的階段，許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他到北大後雖然努力惡補，更一生以「小心求證」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謹和緩」四字訣補之，但遇到關節處，仍有打不通之時。這大約就是他後來不得不時常轉換治學方向的一個原因了。
胡適既然搞考據，小學又是弱項，所以在這方麵指責胡適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強調胡適與漢學的關係，有意無意中是慮及此點的。後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出來，陳寅恪、金嶽霖等都借寫審查報告之機，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適的中西學都大有問題。特別是金嶽霖所說的「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一句，最多為人引用。如果說金或有門戶之見，胡的朋友和安徽同鄉劉文典就曾對唐德剛先生說，胡適什麽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學」。[35]
這幾位專家是有資格說這樣的話的，其見解應該說都不無根據。但正如毛以亨所說：「胡先生所治，通學也。通學者總要受專家批評的，又豈止不懂小學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廣度與有裨人生日用之處，殊非專家們所可望其項背。」[36]胡適的學問是不一定很深，若說每一門具體的學問，胡適的貢獻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專業領域裏恐怕都有超過他的同時代人。但其學術兼容的廣大，確遠非時輩所能比擬。有其寬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難找到。而復有其膽量和際遇的，近代以來實無其人。根據孔恩上述的觀點，膽大與學問的不深，恰有直接的關聯。
胡適的膽大和敢於懷疑，正是他另一點與人大不同之處。他的疑古意識及要翻案、要革命的主動性都非常之強。早在1908年，他寫的詩中就有「從來桀紂多材武，未必武湯皆聖賢」這樣的句子，已頗有疑古之意。但此時隻是「恨無仲馬為稱冤」，到1916年9月修改此詩時，即將最後一句改為「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從懷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37]胡適以後一生為學，都以翻案為主，如給王莽翻案、給神會和尚翻案等等，不一而足。因為翻案的結果就是重寫或改寫歷史，這正是胡適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
他晚年自稱，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方式來「整理國故」，「就是把千百年來一向被人輕視的東西，在學術研究上恢復它們應有的地位」（此時已放棄傳教士的自定位了）。這接近於哥白尼以日心說取代地心說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義。「在中國文化史上我們真也是企圖搞出個具體而微的哥白尼革命來。」胡適又說，他不分經學和子學，把各家思想，一視同仁，把墨子與孔子並列，這在1919年的中國學術界「便是一項小小的革命」。他還指出，他主編北大的《國學季刊》，用橫排及新式標點，這又「是個小小的革命了」。[38]處處在革命，可知其主動要想「革命」的意識的確很強。胡適的懷疑、翻案、「截斷眾流」及以平等眼光對待經學和子學等之所以為「革命」，就在於他和以前學者的一個根本區別：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識地主動為之。
所以餘英時師指出，胡適的基本貢獻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他能在國故研究上建立新典範、開闢新風氣，正因為「他的舊學和新知配合運用得恰到好處」。若隻及一麵，則不但舊學方麵超過胡適的人不少，就是西學，當時一些留學生也實在他之上。但這些人所知雖深，卻很少能以淺顯出之，其實際的影響，隻在很窄的範圍內。胡適對西學的態度可以說是「弱水三千，我隻取一瓢飲」。他服膺杜威的實驗主義就主要是在方法論的層麵。餘先生說，正因為胡適沒有深入西學，「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這是見道之解。
胡適在寫《四十自述》時，即已認為他比許多人高明處正在跳出了西學「新名詞」的框框。今日海內外學者對西學也有隻取一瓢飲且所知頗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新名詞」的框框，離了這些新名詞便無以言學問。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門的西方理論之中而不能自拔。實際上，對西學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須中學有相當的根基。若無此根基，則「取一瓢飲」也好，一頭栽進去想在「遊泳中學會遊泳」也好，多半都隻會達到一個「邯鄲學步，反失其故」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