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新文化諸人既然要找革命對象，就不能放過林紓。讀過一百多本林譯小說的胡適即曾主動攻擊林紓那篇主張古文不宜廢的文章，其本身的古文就做得不通。林紓在論古文不宜廢時，曾老實地說「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適據此指出：「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仿效，卻實不明其『所以然』也。」其實這未必是古文家不通處。桐城派學習作文，本主張「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由爛熟而能仿效，就是前一階段。林紓雖被視為桐城派的殿軍，或者還未達後一層次，「能」而不「大」，也就說不出什麽「所以然」來。這可能是桐城派式微的內因。不過林氏隻是桐城派以至「古文」的一個載體。據新文化人的觀念，載體的高明與否，不應累及其所載之體以至所載之道。陳獨秀在1920年就講到白話詩文質量不高是因作者「藝術不精」和「真的白話文學年月還淺」，與「白話文體本身沒有關係」。[70]而他們卻不能用同理來對待「古文」，多半也是其「正義的火氣」太甚的緣故。
關於整個事件，這裏不能詳論。無論如何，在一般人眼裏，林紓是失敗者。鄭振鐸說，這次爭論之後，在一般青年看來，林紓「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已完全動搖了」。鄭想要給林氏「平反」，於是指出林的「主張」雖然失敗，但不能「完全推倒他的在文壇上的地位」。[71]實際上，林的失敗恰是在「地位」上而不是在「主張」上。蔡元培的答書集中在否認北大存在林所指責的「覆孔孟，鏟倫常」和「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兩點上。但蔡絲毫沒有提到林的觀念本身有何不妥。假如蔡的辯駁是成立的，則北大所為正是在林所希望的方向上，隻是程度還不夠罷了。所以，如果從觀念上看，應該說是林紓的主張取勝才對。
林紓在1919年給蔡元培的信中曾攻擊新文學是「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到次年9月，胡適在北大的開學演講《普及與提高》中，說新文化運動已成「新名詞運動」，則胡適已認同於論敵了。陳獨秀在年底的《新青年》上寫了一篇《提高與普及》的短文，似乎不太同意胡適關於北大學生應側重提高的手段，但他在學生水平一點上，與胡的意見並無兩樣。陳說：蔡元培長北大後，「理科方麵並不比從前發展，文科方麵號稱發展一點，其實也是假的，因為沒有基礎學的緣故。沒有基礎學又不能讀西文書，仍舊拿中國舊哲學舊文學中混亂的思想，來高談哲學文學。」[72]用中國「舊思想」談西方「新學問」，正是名副其實的「新名詞運動」。兩位老朋友雖然主張採取不同的對付手段，看法卻是一致的。新文化人或者有意無意間已接受了林紓的觀念，或者因其與林氏本是一條戰壕裏的戰友，觀念本相近。這樣看來，民初的新舊之分，恐怕更多是在態度上而不是觀念上。林紓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過是中國思想激進化的一個「受害者」。
* * *
胡適曾終生取笑林紓論古文不當廢時所說的不知其所以然那句老實話。但胡適等人提出的解決辦法，其實也同樣太計及長遠而失之簡單空疏，無法與再年輕一輩人所嚮往——且為蘇俄革命成功的榜樣所支持——而理論又成體係的馬克思主義競爭。郭沫若一學到馬克思主義那種框架完整、解釋明確的社會發展理論，就毫不猶豫地指出胡適過去的研究也是隻「知其然」，而他則要「知其所以然」。[73]不同意馬克思主義解釋的梁漱溟在這一點上與郭類似，也指出胡適對中國社會未能提出係統和具體的論斷。[74]林紓是自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胡適的自信超過林氏，以為他已能知其所以然；但比胡更激進也更「新」的郭氏卻主動置胡適於當年林紓類似的位置，這大約就非胡適始料所能及了。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的確是日新月異！
同盟會時代的廣東革命黨人鍾榮光曾對胡適說，他那一輩人，「力求破壞」，也是不得已。因為中國政象，本已是大廈將傾，故他那一輩人「欲乘此未覆之時，將此屋全行拆毀，以為重造新屋之計」。而重造之責任，就在胡適這一輩人。所以他主張胡適等「不宜以國事分心，且努力向學，為他日造新屋之計」。如果胡適這輩人也隨鍾氏一輩之潮流而漂流，「則再造之責，將誰賴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胡適本是想要進行建設的，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輩新文化人一樣，不久仍以破壞責任自居，而且總覺破壞得還不夠。1921年5月，胡適曾對吳虞說，「吾輩建設雖不足，搗亂總有餘」，希望吳在教書時能引起多數學生研究之興味。是又將建設的責任，留給了下一代。十五年後，到1936年，胡適更對湯爾和說，「打破枷鎖，吐棄國渣」是他在「國中的事業」的「最大功績，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夠，吐棄的尚不夠耳」。[75]
而胡適的下一代也漸有同樣的認知。比胡適小八歲但屬於五四時學生一代的聞一多，以前民族主義情緒最強，認為中國隻有造槍炮不如西方，文化卻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戰末期，聞氏「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自以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敢於開方了。他開出的方子，就是「革命」；在文化領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口號。[76]這已是在五四之後二十多年了，仍然從書中讀出破壞的需要來。代代均以破壞自居，而代代均覺破壞得還不夠，近代中國的激進化，也就如洪水泛濫，一波蓋過一波，而不知所止。
關於整個事件，這裏不能詳論。無論如何，在一般人眼裏，林紓是失敗者。鄭振鐸說，這次爭論之後，在一般青年看來，林紓「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已完全動搖了」。鄭想要給林氏「平反」，於是指出林的「主張」雖然失敗，但不能「完全推倒他的在文壇上的地位」。[71]實際上，林的失敗恰是在「地位」上而不是在「主張」上。蔡元培的答書集中在否認北大存在林所指責的「覆孔孟，鏟倫常」和「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兩點上。但蔡絲毫沒有提到林的觀念本身有何不妥。假如蔡的辯駁是成立的，則北大所為正是在林所希望的方向上，隻是程度還不夠罷了。所以，如果從觀念上看，應該說是林紓的主張取勝才對。
林紓在1919年給蔡元培的信中曾攻擊新文學是「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到次年9月，胡適在北大的開學演講《普及與提高》中，說新文化運動已成「新名詞運動」，則胡適已認同於論敵了。陳獨秀在年底的《新青年》上寫了一篇《提高與普及》的短文，似乎不太同意胡適關於北大學生應側重提高的手段，但他在學生水平一點上，與胡的意見並無兩樣。陳說：蔡元培長北大後，「理科方麵並不比從前發展，文科方麵號稱發展一點，其實也是假的，因為沒有基礎學的緣故。沒有基礎學又不能讀西文書，仍舊拿中國舊哲學舊文學中混亂的思想，來高談哲學文學。」[72]用中國「舊思想」談西方「新學問」，正是名副其實的「新名詞運動」。兩位老朋友雖然主張採取不同的對付手段，看法卻是一致的。新文化人或者有意無意間已接受了林紓的觀念，或者因其與林氏本是一條戰壕裏的戰友，觀念本相近。這樣看來，民初的新舊之分，恐怕更多是在態度上而不是觀念上。林紓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過是中國思想激進化的一個「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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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曾終生取笑林紓論古文不當廢時所說的不知其所以然那句老實話。但胡適等人提出的解決辦法，其實也同樣太計及長遠而失之簡單空疏，無法與再年輕一輩人所嚮往——且為蘇俄革命成功的榜樣所支持——而理論又成體係的馬克思主義競爭。郭沫若一學到馬克思主義那種框架完整、解釋明確的社會發展理論，就毫不猶豫地指出胡適過去的研究也是隻「知其然」，而他則要「知其所以然」。[73]不同意馬克思主義解釋的梁漱溟在這一點上與郭類似，也指出胡適對中國社會未能提出係統和具體的論斷。[74]林紓是自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胡適的自信超過林氏，以為他已能知其所以然；但比胡更激進也更「新」的郭氏卻主動置胡適於當年林紓類似的位置，這大約就非胡適始料所能及了。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的確是日新月異！
同盟會時代的廣東革命黨人鍾榮光曾對胡適說，他那一輩人，「力求破壞」，也是不得已。因為中國政象，本已是大廈將傾，故他那一輩人「欲乘此未覆之時，將此屋全行拆毀，以為重造新屋之計」。而重造之責任，就在胡適這一輩人。所以他主張胡適等「不宜以國事分心，且努力向學，為他日造新屋之計」。如果胡適這輩人也隨鍾氏一輩之潮流而漂流，「則再造之責，將誰賴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胡適本是想要進行建設的，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輩新文化人一樣，不久仍以破壞責任自居，而且總覺破壞得還不夠。1921年5月，胡適曾對吳虞說，「吾輩建設雖不足，搗亂總有餘」，希望吳在教書時能引起多數學生研究之興味。是又將建設的責任，留給了下一代。十五年後，到1936年，胡適更對湯爾和說，「打破枷鎖，吐棄國渣」是他在「國中的事業」的「最大功績，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夠，吐棄的尚不夠耳」。[75]
而胡適的下一代也漸有同樣的認知。比胡適小八歲但屬於五四時學生一代的聞一多，以前民族主義情緒最強，認為中國隻有造槍炮不如西方，文化卻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戰末期，聞氏「經過十餘年故紙堆中的生活」，自以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症」，敢於開方了。他開出的方子，就是「革命」；在文化領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口號。[76]這已是在五四之後二十多年了，仍然從書中讀出破壞的需要來。代代均以破壞自居，而代代均覺破壞得還不夠，近代中國的激進化，也就如洪水泛濫，一波蓋過一波，而不知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