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知其信不會受歡迎，結尾時特地提醒說，要罵我之前請先細讀我書。結果如他所料，這封公開信激起了許多留學生對他猛烈攻擊。也如他所料，並沒有多少人細讀他的信。大家的批判集中於他的態度而不是信的內容，總的精神是大家認為他不夠愛國。不過也有一些批評頗能擊中胡適的要害。一位學生批評說：「一旦日本控製了中國，則要驅逐他們勢必使用武力」；而且，「去使中國起死回生要遠比在日本入侵之前進行抵抗要困難得多。」另一位學生雖然接受學生的本分是讀書學習，但他也提醒胡適，一個國民有責任在國家陷入危機時去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胡適的確早就在思考一個「真正的最後解決」。他以為那不能是對日作戰，因為中國的軍力不足以戰；他也知道那不能是像袁世凱政府正在進行的那樣將中日問題國際化以尋求列強的支持。「真正的最後解決必須往其他方麵探尋——他遠較吾人今日所猜想者更為深奧。餘亦不知其在何處；餘隻知其不在何處。」[34]
實際上，胡適是有意不「逐諸少年之後」而「作駭人之壯語」，以體現其特立獨行之處。胡適後天修養使他頗能折衷，天性卻不喜調和。他以為，「調和者，苟且遷就之謂也。」張奚若曾對胡適說：「凡人之情，自趨於遷就折衷一方麵。有非常之人出，而後敢獨立直行，無所低徊瞻顧。如此，猶恐不能勝人性遷就苟且之趨勢。若吾輩自命狂狷者亦隨波逐流，則天下事安可為耶？」胡適以為，「此言甚痛，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35]胡適一向推贊其女友韋蓮司的「狂狷」，原來他自己也是「自命狂狷者」中的一個，則其在韋女士那裏，或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這就是他「率性」的一麵了。
胡適下意識中頗欣賞自己少時的「先生」認同和讀大學二年級時同學所贈的「博士」綽號，在四十歲寫中英文自傳時猶不能忘。那兩者的共同點，其實主要不在胡適自己說的不愛遊戲，而在其「異於群兒」。他這種從小由母親著意培養出的與眾不同之處，更由於父親關於做人要「率其性」的教導而增強。胡適有意無意間總愛維持之。他的朋友說他「好立異以為高」，喜歡「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等等，都是這個傾向的發展。且胡適的立異是要立大異，他認為，在小事上自表與人異，而臨大節則不知所措，隻是「下焉者」。他所嚮往的，是「不苟同於流俗，不隨波逐流，不人雲亦雲。非吾心所謂是，雖斧斤在頸，不謂之是。行吾心所安，雖舉世非之而不顧」。[36]胡適對中日關係本有些與人不同的觀念，但他做人要「率性」，要與眾大不同的傾向也是清楚明確的。
不過，胡適雖然認為在中國人內部「作駭人之壯語」於事無補，但他自己暗中已定下「執筆報國」的計劃，即對美國報刊上不利於中國的「不堪入耳之輿論」，要予以「斥駁」。在2月初的《新共和》雜誌上，曾刊有「中國一友」的來信，說中國人不適於自治，其共和製已失敗，故日本的幹涉，對中國對西方都有好處。此信的觀點不久又為美國另一大雜誌《展望》吸收進其社論。胡適「讀之大不滿意」，分別做書駁之。他在信中提醒那位中國之友，現在的時代是一個「民族覺醒的時代」。胡適肯定，已經推翻了滿人統治的中國民族之覺醒，也一定會永遠憎恨任何外國外族的統治或「指導」。他強調，任何旨在使日本控製或「指導」中國的嚐試都隻會在中國播下騷亂和流血的種子。中國眼下確實無力抗拒日本武力脅迫下的要求，但中國青年的英雄熱血，盡管未必當下見效，必會灑遍共和之神州。胡適指出，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中國實行共和不過三年，要判斷其成敗尚為時太早。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威爾遜的觀點說，每個民族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個民族都有權不受幹涉地尋求自救之路。中國有權決定自己的發展。[37]
這正是胡適在實行他以個人名義「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的主張，也就是以西方之理論來駁斥西方強權主義。對胡適來說，「執筆報國」的戰場不在中國同學會裏，而在美國的輿論界。胡適在這兩封信中表現出他對西方有關政治理論的熟悉已達如數家珍的程度，這正是他長期「預備」的結果，也是他高於其大部分中國同學之處，頗能體現「大國國民的風度」。這裏表現出的民族主義，其誠摯不下於《留美學生月報》上的那些文章，而在理論表述上則過之。胡適提倡「不爭」本是不得已，他其實就很讚賞孔子表揚執幹戈以衛社稷的「國家思想」。胡適以為，「國家思想惟列國對峙時乃有之。孔子之國家思想，乃春秋時代之產兒；正如今人之國家思想，乃今日戰國之產兒。」[38]一次大戰時代既與戰國時代相類，則正宜有國家思想。胡適又何曾例外呢！
同時，胡適雖然提倡大家對中日爭端以鎮靜處之，其實他自己的心情又哪裏有那麽容易平靜。胡適在1915年5月29日給韋蓮司的信（見日記）中承認，他本來已經意識到自己騖外太甚，正擬糾正，結果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攪亂了」。可知胡適再三勸大家要以鎮靜處之，恐怕也有自戒之意，他大約知道自己就未必做得到。在國家民族處於危機之時，胡適與其他人一樣，心中是極不平靜的。心既不寧靜，胡適就實行他要「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耶教之道」的主張，直接以斥罵傳教士紓解其憤懣。
實際上，胡適是有意不「逐諸少年之後」而「作駭人之壯語」，以體現其特立獨行之處。胡適後天修養使他頗能折衷，天性卻不喜調和。他以為，「調和者，苟且遷就之謂也。」張奚若曾對胡適說：「凡人之情，自趨於遷就折衷一方麵。有非常之人出，而後敢獨立直行，無所低徊瞻顧。如此，猶恐不能勝人性遷就苟且之趨勢。若吾輩自命狂狷者亦隨波逐流，則天下事安可為耶？」胡適以為，「此言甚痛，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35]胡適一向推贊其女友韋蓮司的「狂狷」，原來他自己也是「自命狂狷者」中的一個，則其在韋女士那裏，或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這就是他「率性」的一麵了。
胡適下意識中頗欣賞自己少時的「先生」認同和讀大學二年級時同學所贈的「博士」綽號，在四十歲寫中英文自傳時猶不能忘。那兩者的共同點，其實主要不在胡適自己說的不愛遊戲，而在其「異於群兒」。他這種從小由母親著意培養出的與眾不同之處，更由於父親關於做人要「率其性」的教導而增強。胡適有意無意間總愛維持之。他的朋友說他「好立異以為高」，喜歡「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等等，都是這個傾向的發展。且胡適的立異是要立大異，他認為，在小事上自表與人異，而臨大節則不知所措，隻是「下焉者」。他所嚮往的，是「不苟同於流俗，不隨波逐流，不人雲亦雲。非吾心所謂是，雖斧斤在頸，不謂之是。行吾心所安，雖舉世非之而不顧」。[36]胡適對中日關係本有些與人不同的觀念，但他做人要「率性」，要與眾大不同的傾向也是清楚明確的。
不過，胡適雖然認為在中國人內部「作駭人之壯語」於事無補，但他自己暗中已定下「執筆報國」的計劃，即對美國報刊上不利於中國的「不堪入耳之輿論」，要予以「斥駁」。在2月初的《新共和》雜誌上，曾刊有「中國一友」的來信，說中國人不適於自治，其共和製已失敗，故日本的幹涉，對中國對西方都有好處。此信的觀點不久又為美國另一大雜誌《展望》吸收進其社論。胡適「讀之大不滿意」，分別做書駁之。他在信中提醒那位中國之友，現在的時代是一個「民族覺醒的時代」。胡適肯定，已經推翻了滿人統治的中國民族之覺醒，也一定會永遠憎恨任何外國外族的統治或「指導」。他強調，任何旨在使日本控製或「指導」中國的嚐試都隻會在中國播下騷亂和流血的種子。中國眼下確實無力抗拒日本武力脅迫下的要求，但中國青年的英雄熱血，盡管未必當下見效，必會灑遍共和之神州。胡適指出，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中國實行共和不過三年，要判斷其成敗尚為時太早。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威爾遜的觀點說，每個民族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個民族都有權不受幹涉地尋求自救之路。中國有權決定自己的發展。[37]
這正是胡適在實行他以個人名義「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的主張，也就是以西方之理論來駁斥西方強權主義。對胡適來說，「執筆報國」的戰場不在中國同學會裏，而在美國的輿論界。胡適在這兩封信中表現出他對西方有關政治理論的熟悉已達如數家珍的程度，這正是他長期「預備」的結果，也是他高於其大部分中國同學之處，頗能體現「大國國民的風度」。這裏表現出的民族主義，其誠摯不下於《留美學生月報》上的那些文章，而在理論表述上則過之。胡適提倡「不爭」本是不得已，他其實就很讚賞孔子表揚執幹戈以衛社稷的「國家思想」。胡適以為，「國家思想惟列國對峙時乃有之。孔子之國家思想，乃春秋時代之產兒；正如今人之國家思想，乃今日戰國之產兒。」[38]一次大戰時代既與戰國時代相類，則正宜有國家思想。胡適又何曾例外呢！
同時，胡適雖然提倡大家對中日爭端以鎮靜處之，其實他自己的心情又哪裏有那麽容易平靜。胡適在1915年5月29日給韋蓮司的信（見日記）中承認，他本來已經意識到自己騖外太甚，正擬糾正，結果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攪亂了」。可知胡適再三勸大家要以鎮靜處之，恐怕也有自戒之意，他大約知道自己就未必做得到。在國家民族處於危機之時，胡適與其他人一樣，心中是極不平靜的。心既不寧靜，胡適就實行他要「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耶教之道」的主張，直接以斥罵傳教士紓解其憤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