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思想心緒動盪後，胡適似乎比以前自信更強。而且自覺「胸襟魄力，較前闊大，頗能獨立矣」。可以看出，他的觀念有一個大的改變：以前常為中國各種風俗製度等辯護，此後則開始較多看到西方的好處和中國的不如人處；以前論事還多出於中國的傳統觀念，此後則漸偏向西方的思路。胡適以前一直極不喜歡西人到中國傳教，但在那年8月卻說，雖然「前此頗反對此舉」，近來則覺得傳教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為其所信足以濟人淑世也，故必欲與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42]胡適對傳教這種寬容念頭持續得並不久遠，後來他仍時時攻擊在華傳教士和傳教事業，終生以未讀過教會學校而自豪，但此時的觀念轉變是明顯的。
不久，胡適開始懷疑中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他也進一步發現了美國道德高出中國的地方。曾經做過狎邪遊的胡適發現美國上流人士視嫖為「大惡」，而中國人士從無此念。他認為，隻有知此為大惡，以後才可能有絕跡之一日。故中國「今日急務，在於一種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使人人知這是大惡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胡適也自誓，今後不但不再做此事，而且要「提倡禁嫖之論」。這一點，他隻大致做到了。胡適在「暴得大名」之後的反思期間，就曾於1925年在武漢「把周老先生（鯁生）拉去看漢口的窯子生活」，又於次年在上海時帶他的老朋友根內特去見識上海風月。根氏為哈佛大學高才生，那時已是美國名記者，正所謂上流人士。他果然把胡適狠狠教訓一通。胡適也深自悔悟，向根內特保證「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番事業」。[43]但胡適明知根氏為上流人士而要帶其去嫖妓，可知他已忘了當年的想法，又可見當年觀念不過是一時心煩所致。
那年7月，胡適在美國政治漫畫中看到「風趣」的表達，立即認為「西洋政爭之態度非東方政客所能夢見」。褒貶甚明。不過，胡適歷來思慮周密。他雖然在往西方觀念一邊偏，但也知道有一點是根本不能變的：美國終非吾土。胡適在思鄉之念「往來胸中」時，想起了王粲（仲宣）《登樓賦》裏的「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美國再好，終非吾土，胡適的憂思又「何可任耶」？[44]
* * *
有沒有對自己所要扮演的歷史角色的自覺是極為重要的。胡適在其《易卜生主義》中曾說，要「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這句話他一生常掛在口上，用以引導青年（雖然在不同時期說此話意思也有變化），其實也以此自勉。而《易卜生主義》恰是在康大時即以英文先寫出，回國後又改寫成中文發表的。胡適在留美幾年中有意識地往此方向努力的那種「自覺」，的確很明顯。他的朋友鄭萊曾稱讚他為「留美學界中之最有學者氣象者」。胡適聽了，暗中下決心「自勵以求能消受此譽也，否則真盜虛聲矣」。這與胡適少年時受傅君劍誇獎一樣，又給他加一層「超我」的壓力。但「超我」也就是「自覺」的一部分。鄭萊所言不虛。君不見當年《競業旬報》先後三個編輯傅君劍、張丹斧和胡適，前兩人後來都成報人，獨「以輿論家自任」的胡適成了學者。[45]所以胡適後來說沒有蔡元培他就會成為一個三流編輯，的確是有所感而發自內心的話。
在「超我」壓力下的胡適暗中在與所有的留美學生比。1915年初訪紐約時，知友人張仲述（彭春）已著短劇數篇，頗不錯，不禁嘆謂：「吾讀劇甚多，而未嚐敢操觚自為之，遂令祖生先我著鞭。」這正說明他自己是有意要事事先人著鞭的。同時，胡適又有君子善假於物的大優點。他說，與朋友討論，「本期收觀摩之益也，若固執而不肯細察他人之觀點，則又何必辯也。」不管爭論討論，胡適都最善於整合別人觀點，據為己有。留學生許肇南主張一國命脈在中等社會，特別倡社會改良。胡適有詩記許氏的觀念說：「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國之主……願集誌力相夾輔，誓為宗國去陳腐。」[46]這些後來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胡適自己的意見。觀胡適許多書信文章中的新觀點，常常能在其日記中發現不久前恰與人討論或爭論過。但有時胡適的整合也不一定成功，如他受傅斯年文章《周東封與殷遺民》影響所寫的《說儒》，自己雖頗滿意，其實凡傅文未言及者，多半都長於見識而證據不足。
胡適不但自己在為「他日為國人導師」做預備工作，而且也期之於他人。1916年6月他在紐約接待了九年不見的老師馬君武，「先生留此五日，聚談之時甚多」。日記裏說是「相見甚歡」。但晚年回憶說，「那時我很忙，我還陪他吃飯，出去玩玩談談」，微露一點勉強。這心情，很可能是因他對老師有點失望而生。日記中說他與老師聚談之後，發現馬氏「於歐洲之思想文學似亦無所心得」，故「頗覺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來似無甚進步」。胡適以為：「先生負國中重望，大有可為，顧十年之預備不過如此，吾不獨為先生惜，亦為社會國家惜也。」胡在日記中這樣寫老師，後來出版時又不刪去，「君武先生當然有介意」。但正如餘英時師指出的，馬氏既然決心以工科為業，「也許根本便不發生什麽『預備』的問題」，胡適不過是把他對自己的期待「不知不覺地」轉投射到馬君武身上了。[47]
不久，胡適開始懷疑中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他也進一步發現了美國道德高出中國的地方。曾經做過狎邪遊的胡適發現美國上流人士視嫖為「大惡」，而中國人士從無此念。他認為，隻有知此為大惡，以後才可能有絕跡之一日。故中國「今日急務，在於一種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使人人知這是大惡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胡適也自誓，今後不但不再做此事，而且要「提倡禁嫖之論」。這一點，他隻大致做到了。胡適在「暴得大名」之後的反思期間，就曾於1925年在武漢「把周老先生（鯁生）拉去看漢口的窯子生活」，又於次年在上海時帶他的老朋友根內特去見識上海風月。根氏為哈佛大學高才生，那時已是美國名記者，正所謂上流人士。他果然把胡適狠狠教訓一通。胡適也深自悔悟，向根內特保證「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番事業」。[43]但胡適明知根氏為上流人士而要帶其去嫖妓，可知他已忘了當年的想法，又可見當年觀念不過是一時心煩所致。
那年7月，胡適在美國政治漫畫中看到「風趣」的表達，立即認為「西洋政爭之態度非東方政客所能夢見」。褒貶甚明。不過，胡適歷來思慮周密。他雖然在往西方觀念一邊偏，但也知道有一點是根本不能變的：美國終非吾土。胡適在思鄉之念「往來胸中」時，想起了王粲（仲宣）《登樓賦》裏的「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美國再好，終非吾土，胡適的憂思又「何可任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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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對自己所要扮演的歷史角色的自覺是極為重要的。胡適在其《易卜生主義》中曾說，要「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這句話他一生常掛在口上，用以引導青年（雖然在不同時期說此話意思也有變化），其實也以此自勉。而《易卜生主義》恰是在康大時即以英文先寫出，回國後又改寫成中文發表的。胡適在留美幾年中有意識地往此方向努力的那種「自覺」，的確很明顯。他的朋友鄭萊曾稱讚他為「留美學界中之最有學者氣象者」。胡適聽了，暗中下決心「自勵以求能消受此譽也，否則真盜虛聲矣」。這與胡適少年時受傅君劍誇獎一樣，又給他加一層「超我」的壓力。但「超我」也就是「自覺」的一部分。鄭萊所言不虛。君不見當年《競業旬報》先後三個編輯傅君劍、張丹斧和胡適，前兩人後來都成報人，獨「以輿論家自任」的胡適成了學者。[45]所以胡適後來說沒有蔡元培他就會成為一個三流編輯，的確是有所感而發自內心的話。
在「超我」壓力下的胡適暗中在與所有的留美學生比。1915年初訪紐約時，知友人張仲述（彭春）已著短劇數篇，頗不錯，不禁嘆謂：「吾讀劇甚多，而未嚐敢操觚自為之，遂令祖生先我著鞭。」這正說明他自己是有意要事事先人著鞭的。同時，胡適又有君子善假於物的大優點。他說，與朋友討論，「本期收觀摩之益也，若固執而不肯細察他人之觀點，則又何必辯也。」不管爭論討論，胡適都最善於整合別人觀點，據為己有。留學生許肇南主張一國命脈在中等社會，特別倡社會改良。胡適有詩記許氏的觀念說：「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國之主……願集誌力相夾輔，誓為宗國去陳腐。」[46]這些後來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胡適自己的意見。觀胡適許多書信文章中的新觀點，常常能在其日記中發現不久前恰與人討論或爭論過。但有時胡適的整合也不一定成功，如他受傅斯年文章《周東封與殷遺民》影響所寫的《說儒》，自己雖頗滿意，其實凡傅文未言及者，多半都長於見識而證據不足。
胡適不但自己在為「他日為國人導師」做預備工作，而且也期之於他人。1916年6月他在紐約接待了九年不見的老師馬君武，「先生留此五日，聚談之時甚多」。日記裏說是「相見甚歡」。但晚年回憶說，「那時我很忙，我還陪他吃飯，出去玩玩談談」，微露一點勉強。這心情，很可能是因他對老師有點失望而生。日記中說他與老師聚談之後，發現馬氏「於歐洲之思想文學似亦無所心得」，故「頗覺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來似無甚進步」。胡適以為：「先生負國中重望，大有可為，顧十年之預備不過如此，吾不獨為先生惜，亦為社會國家惜也。」胡在日記中這樣寫老師，後來出版時又不刪去，「君武先生當然有介意」。但正如餘英時師指出的，馬氏既然決心以工科為業，「也許根本便不發生什麽『預備』的問題」，胡適不過是把他對自己的期待「不知不覺地」轉投射到馬君武身上了。[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