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歸國後，顯然以事業為重，在母親前承歡之時不多。在他或者以為將來盡孝之日還長，但母親身體已垮。不久冬秀也離鄉赴京，胡母雖不十分高興，仍促成之。結果胡母身邊無人伺奉，終於病發辭世。據說是醫生用藥有誤，則如在北京，或能延壽。但初到北大的胡適要打天下，尚未將接母親到京同住提上日程。中國傳統的孝道，重在傳宗和立名以振家聲，這兩點胡適都做到了。以事業為重也是胡家的一貫思想，故胡母雖未能享到什麽福，但已看到家聲的重振，應能含笑九泉。
胡適在歸國之前，反思他在美國的七年生活，心情十分複雜。總的來說，他認為美國是他所「自造之鄉」，其重要決不在真正的故鄉之下。胡適說：「吾嚐謂朋友所在即是吾鄉。吾生朋友之多無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鄉而歸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樂，正難自決也。」他在歸國的船上做有《百字令》，其中說：「憑欄自語，吾鄉真在何處？」並解釋說，他的意思也就是陸遊詞所說的「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卻恐他鄉勝故鄉」。[24]他鄉是否勝故鄉呢？至少在意識的層麵，胡適的答案是肯定的。
胡適一向說綺色佳是他的第二故鄉。但到將告別綺城去紐約時，「乃知綺之於我，雖第一故鄉又何以過之？」他離家日久，已十一年多，「今心中之故鄉，但有模糊之溪山，依稀之人麵而已。老母，諸姐，一師，一友，此外別無所戀。」反觀綺城，則山水師友，「歷歷在心目中。此五年之歲月，在吾生為最有關係之時代。其間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結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閱歷，所求學問，皆吾所自為，與自外來之梓桑觀念不可同日而語。其影響於將來之行實，亦當較兒時閱歷更大。」一言以蔽之，這個「吾所自為」之鄉對胡適的重要勝過了他兒時的故鄉。胡適特別珍重的，是「綺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餘」，所以他也「自視幾如綺之一分子矣」。[25]
這最後一點是重要的，因為上海就確曾把他視為外人，他對上海的感受也就不甚佳。綺城是大學城，康大是該城的重要成分，康大的學生當然也是。等胡適到了紐約的哥大，就決不可能有這樣的感受了。後來他因博士頭銜的原因，每將哥大掛在口上，多少有些一廂情願的意思，也就是周明之先生所說的「有幾分做作」。[26]實際上，紐約這樣的城市既不曾對哥大情有獨鍾，也不會把哥大的學生特別對待。所以胡適雖然常將哥大掛在口上，其實隻能將感情寄託給紐約旁邊的赫貞江（今譯哈得遜河）。觀其詩文中對紐約地區所回想的，實在也隻有這條江。
在即將離美的那幾個月，胡適已經在「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了。在他告別朋友並總結其學習經歷的一首詩中，曾說他從農科轉到哲學是要從此「講學複議政」。這大約就是他此時所想的建設事業的一個註腳了。在這一建設事業中，胡適自己居於何種地位，他將要扮演一個什麽樣的角色呢？餘英時師以為，胡適「對自己所要扮演的歷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覺，而且也進行了長期的準備」。[27]這個歷史角色就是要做「國人之導師」。下文即探討胡適這一「長期準備」的進程，以期為理解胡適後來怎樣進行他的建設事業打點基礎。
二 為國人導師之預備
試圖「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是胡適「返觀國勢」，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之後立下的誌向，後來的變化隻是將「周知博覽」的單向發展改為要集博大精深於一體的雙向發展。同時，胡適雖是典型的現代知識人，卻以傳統的士自居。他曾引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一段話為「自課」之宗旨，並具體計劃道：「任重道遠，不可不早為之計。第一，須有健全之身體；第二，須有不撓不屈之精神；第三，須有博大高深之學問。」[28]他入學後三個月已在體育上有大進，而且從小在母親培養下早已具不撓不屈之精神，故其主要的預備，實際是在第三點上。
同時，胡適在「率性」與「作聖」之間的遊移，也涉及他究竟是要做一個通才還是一個專家。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特別是在他完成本科學業之後。1914年初他已在自省近來讀書「多所涉獵而不專精，泛濫無方而無所專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可以用世，可以欺人而無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後此宜痛改之」。觀此可知胡適讀書的近期目的或在「爭名」，而長遠目的是用世益人，故對於自己的不能專精似深有所痛。但到那年的11月，他又在提倡「博」，因為「專」就像「終身守一物，雖有所成，譬之能行之書廚，無有生趣矣」。他認為中國學者多是往專精一麵發展，於所學之外幾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這一點胡適曾屢向他人言及，但效果不佳。這裏所透露的，不僅要博，還要變，即不擬「終身守一物」。要講「生趣」，當然是想「率性」了。但胡適的思想始終在搖擺，到1915年2月，他又發現自己終「失之淺」，故「不可不以高深矯正之」。不過，這次他已認為博與精應「相輔而行」。[29]
博與精應「相輔而行」，透露出胡適在這方麵也有魚與熊掌俱得之意。1915年2月18日，他在日記中主張「須有博大高深之學問」，並決定自己「讀書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輔焉」。雖已有中堅，仍圖博覽。此時已是既博大又高深了。但魚與熊掌俱得究竟不容易，到那年5月28日，胡適在日記中說：「吾騖外太甚，其失在於膚淺。今當以專一矯正之。吾生平大過，在於求博而不務精。蓋吾返觀國勢，每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不知此謬想也。吾讀書十餘年，乃猶不明分功易事之義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萬知而萬能。吾所貢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業耳。吾之天職，吾對於社會之責任，唯在竭吾所能，為吾所能為。吾所不能，人其舍諸？」故他決定「自今以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以此為擇定之業。
胡適在歸國之前，反思他在美國的七年生活，心情十分複雜。總的來說，他認為美國是他所「自造之鄉」，其重要決不在真正的故鄉之下。胡適說：「吾嚐謂朋友所在即是吾鄉。吾生朋友之多無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鄉而歸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樂，正難自決也。」他在歸國的船上做有《百字令》，其中說：「憑欄自語，吾鄉真在何處？」並解釋說，他的意思也就是陸遊詞所說的「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卻恐他鄉勝故鄉」。[24]他鄉是否勝故鄉呢？至少在意識的層麵，胡適的答案是肯定的。
胡適一向說綺色佳是他的第二故鄉。但到將告別綺城去紐約時，「乃知綺之於我，雖第一故鄉又何以過之？」他離家日久，已十一年多，「今心中之故鄉，但有模糊之溪山，依稀之人麵而已。老母，諸姐，一師，一友，此外別無所戀。」反觀綺城，則山水師友，「歷歷在心目中。此五年之歲月，在吾生為最有關係之時代。其間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結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閱歷，所求學問，皆吾所自為，與自外來之梓桑觀念不可同日而語。其影響於將來之行實，亦當較兒時閱歷更大。」一言以蔽之，這個「吾所自為」之鄉對胡適的重要勝過了他兒時的故鄉。胡適特別珍重的，是「綺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餘」，所以他也「自視幾如綺之一分子矣」。[25]
這最後一點是重要的，因為上海就確曾把他視為外人，他對上海的感受也就不甚佳。綺城是大學城，康大是該城的重要成分，康大的學生當然也是。等胡適到了紐約的哥大，就決不可能有這樣的感受了。後來他因博士頭銜的原因，每將哥大掛在口上，多少有些一廂情願的意思，也就是周明之先生所說的「有幾分做作」。[26]實際上，紐約這樣的城市既不曾對哥大情有獨鍾，也不會把哥大的學生特別對待。所以胡適雖然常將哥大掛在口上，其實隻能將感情寄託給紐約旁邊的赫貞江（今譯哈得遜河）。觀其詩文中對紐約地區所回想的，實在也隻有這條江。
在即將離美的那幾個月，胡適已經在「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了。在他告別朋友並總結其學習經歷的一首詩中，曾說他從農科轉到哲學是要從此「講學複議政」。這大約就是他此時所想的建設事業的一個註腳了。在這一建設事業中，胡適自己居於何種地位，他將要扮演一個什麽樣的角色呢？餘英時師以為，胡適「對自己所要扮演的歷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覺，而且也進行了長期的準備」。[27]這個歷史角色就是要做「國人之導師」。下文即探討胡適這一「長期準備」的進程，以期為理解胡適後來怎樣進行他的建設事業打點基礎。
二 為國人導師之預備
試圖「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是胡適「返觀國勢」，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之後立下的誌向，後來的變化隻是將「周知博覽」的單向發展改為要集博大精深於一體的雙向發展。同時，胡適雖是典型的現代知識人，卻以傳統的士自居。他曾引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一段話為「自課」之宗旨，並具體計劃道：「任重道遠，不可不早為之計。第一，須有健全之身體；第二，須有不撓不屈之精神；第三，須有博大高深之學問。」[28]他入學後三個月已在體育上有大進，而且從小在母親培養下早已具不撓不屈之精神，故其主要的預備，實際是在第三點上。
同時，胡適在「率性」與「作聖」之間的遊移，也涉及他究竟是要做一個通才還是一個專家。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特別是在他完成本科學業之後。1914年初他已在自省近來讀書「多所涉獵而不專精，泛濫無方而無所專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可以用世，可以欺人而無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後此宜痛改之」。觀此可知胡適讀書的近期目的或在「爭名」，而長遠目的是用世益人，故對於自己的不能專精似深有所痛。但到那年的11月，他又在提倡「博」，因為「專」就像「終身守一物，雖有所成，譬之能行之書廚，無有生趣矣」。他認為中國學者多是往專精一麵發展，於所學之外幾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這一點胡適曾屢向他人言及，但效果不佳。這裏所透露的，不僅要博，還要變，即不擬「終身守一物」。要講「生趣」，當然是想「率性」了。但胡適的思想始終在搖擺，到1915年2月，他又發現自己終「失之淺」，故「不可不以高深矯正之」。不過，這次他已認為博與精應「相輔而行」。[29]
博與精應「相輔而行」，透露出胡適在這方麵也有魚與熊掌俱得之意。1915年2月18日，他在日記中主張「須有博大高深之學問」，並決定自己「讀書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輔焉」。雖已有中堅，仍圖博覽。此時已是既博大又高深了。但魚與熊掌俱得究竟不容易，到那年5月28日，胡適在日記中說：「吾騖外太甚，其失在於膚淺。今當以專一矯正之。吾生平大過，在於求博而不務精。蓋吾返觀國勢，每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不知此謬想也。吾讀書十餘年，乃猶不明分功易事之義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萬知而萬能。吾所貢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業耳。吾之天職，吾對於社會之責任，唯在竭吾所能，為吾所能為。吾所不能，人其舍諸？」故他決定「自今以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以此為擇定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