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有點「轉學癖」，且素不重文憑。他在上海就轉了好幾次學，無一畢業。小有不如意，就要走路。到美國後又思重來，胡適1911年6月17日致章希呂的信中，已提到「有去cornell之誌，不知能實行否？」不知因為什麽，已對康乃爾不喜歡。可知胡適對此校有某些不滿意，很早就有轉學校的念頭。如果成功，則至少在康乃爾又不會畢業。後雖堅持到畢業並繼續念研究院，終不能久留，到底還是轉走了。他在1915年3月22日給母親的信和4月25日的日記中，都詳細談到演說過多之事，三年中演說已超過七十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然荒廢日力亦不少，故以後決意不再受演說之招矣」。那時大約已知停獎學金了。那年7月11日胡適給母親的信中，列舉了七條轉學的理由，其中有的顯然是信口開河（如說「德國學生半年易一校」），可知其轉學確有不得不為之意。7月下旬起，日記中已多離別之言，但並不說要走；要到8月21日，才說「餘已決計往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一年」。胡適的日記本是寫給人看的，所以不得意事常委婉出之。[19]
但這次轉學對胡適的學業未必真好。胡適本來是隻準備念兩年博士班就畢業拿學位的，若留在康乃爾，並非不可能。他雖因演說而丟掉了獎學金，但既然在康大入選全美優秀大學生聯誼會，在該校終是一個已建立名聲的學生，美國大學是頗重此點的。到哥大則一切都要重來，特別是名聲要重建，而他似乎也並未成功地樹立起優等生的聲譽。且胡適在康校所修多為哲學史，正與其後來所做論文近。他在哥大所修的課，好像有不少與他的論文關係不大。胡適在哥大主修哲學，副修漢學，寫出來的論文實則更多是在副修而不是在主修裏，要一舉通過，的確有些困難。杜威的名頭誠大，在那時肯定是壓倒康大哲學係的。但杜威並不做哲學史，大牌教授與一個隻修過兩門課、平時過從也不多的外國學生之間，不會有太多的思想交流。既無名聲，又乏交流，到校不過兩年，突然送上一本對美國人來說簡直幾乎是史前時代的關於「化外之民」的思想史研究，又怎能引起杜老先生的重視呢？胡適在其博士論文的序言中說，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出發點，是與傳統的中國學術截然不同的」。這種說法並不能說服洋人，尤其未必說服杜威。因為他對「傳統的中國學術」既不了解，恐怕也沒有多大興趣。
其實博士論文是小事，關鍵是胡適這兩年間大概沒有讀多少書。胡適在轉學時心已較花，旁騖確實太多。他雖自解說轉學是因在康大應酬多，實則在哥大應酬比在康大時更多。胡適到哥大一年，自己統計收信999封，發信874封，平均每日要寫兩至三封信。觀其摘錄在日記上的信件，許多都還相當長。唐德剛先生注意到，胡適與陳衡哲通信五個月，便發出四十多封信；在哥大讀書將近兩年期間，給韋蓮司的信有一百多封，而與另一洋女子瘦琴女士通信也頗多。其間胡適還在搞他的「文學革命」（詳後）。胡明復那時寫「寶塔詩」贈胡適，就婉言說他整日不讀書而專作白話詩。[20]這種情形下，如何寫得好論文。難怪胡適的博士論文答辯要出點問題。但有「轉學癖」而又素不重文憑的胡適，大約也不是十分在乎，當著北大的聘書一到，就又像以前一樣開步走路了。
不過，拿文憑的遲早並不十分重要，關鍵是胡適的學業確實完成了。這與他家庭的支持和督促是分不開的。胡適讀完第一學年後，寫信給二哥，說他想在第二學年完後的暑假回國一趟。可是二哥「甚不以為然」，他肯定了胡適想念家人的「天性之敦厚」，但認為「學未成而歸，豈不有負初誌？」二哥特別舉日本維新誌士出外遊學，立誌「學若無成死不還」的例子，要胡適「務其大者遠者，毋效婦人女子之所謂孝也」。[21]可知二哥自己雖然已不能奮進，對自己的小弟弟卻有著厚望，也以成大器者勉之，與胡母的一貫想法頗接近。胡適曾說，家人中於他有恩者是母親與二哥，是有深切體會的。
胡適在美讀書期間的轉學和續讀，家人都頗能識大體，支持胡適自己的決定，不堅持自己一方的意見，這是胡適能夠比較專心地讀好書的重要條件。他的二哥雖不贊成他轉讀文科，但在表明自己的意見後仍讓胡適自己決定。胡適在康乃爾大學得學士學位後，擬續讀碩士、博士，須再留三四年。胡母雖思念兒子，特別想他回家完婚，但也考慮到他是公費，「將來回國必以畢業文憑位置錄用」，不再念下去自然可惜；頗感躊躇之餘，還是讓胡適「自為決定，餘不遙製也」。1913年，胡母病重，恐怕不治，吩咐家人說，如果真的不起，仍每月請人給胡適去信，免其掛念，影響學業；同時請人到家照相，以留給胡適回國時一見。到1917年，胡母或覺身體不行了，才開始有信促胡適早些歸國。[22]
母親的教導，也是胡適在這七年中進一步成長和成熟起來的重要因素。胡適出國前的大醉，頗引起胡母的注意。她每次去信，都要胡適注意戒酒，並堅持到底。胡適雖遠在海外，胡母仍隨時教導胡適要謙虛。1912年胡適加入世界學生會後，寫信回家，自以為增長見聞不少，或微露得意之色。胡母即去信，指出機會既然難得，「吾兒就宜謙遜，不可滿足為是」。胡適後來在致江冬秀信中說：「天下事全靠機會。比如我的機會好，能出洋留學，我決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沒有機會出洋的男女同胞。」足見他很能記得母教。[23]
但這次轉學對胡適的學業未必真好。胡適本來是隻準備念兩年博士班就畢業拿學位的，若留在康乃爾，並非不可能。他雖因演說而丟掉了獎學金，但既然在康大入選全美優秀大學生聯誼會，在該校終是一個已建立名聲的學生，美國大學是頗重此點的。到哥大則一切都要重來，特別是名聲要重建，而他似乎也並未成功地樹立起優等生的聲譽。且胡適在康校所修多為哲學史，正與其後來所做論文近。他在哥大所修的課，好像有不少與他的論文關係不大。胡適在哥大主修哲學，副修漢學，寫出來的論文實則更多是在副修而不是在主修裏，要一舉通過，的確有些困難。杜威的名頭誠大，在那時肯定是壓倒康大哲學係的。但杜威並不做哲學史，大牌教授與一個隻修過兩門課、平時過從也不多的外國學生之間，不會有太多的思想交流。既無名聲，又乏交流，到校不過兩年，突然送上一本對美國人來說簡直幾乎是史前時代的關於「化外之民」的思想史研究，又怎能引起杜老先生的重視呢？胡適在其博士論文的序言中說，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出發點，是與傳統的中國學術截然不同的」。這種說法並不能說服洋人，尤其未必說服杜威。因為他對「傳統的中國學術」既不了解，恐怕也沒有多大興趣。
其實博士論文是小事，關鍵是胡適這兩年間大概沒有讀多少書。胡適在轉學時心已較花，旁騖確實太多。他雖自解說轉學是因在康大應酬多，實則在哥大應酬比在康大時更多。胡適到哥大一年，自己統計收信999封，發信874封，平均每日要寫兩至三封信。觀其摘錄在日記上的信件，許多都還相當長。唐德剛先生注意到，胡適與陳衡哲通信五個月，便發出四十多封信；在哥大讀書將近兩年期間，給韋蓮司的信有一百多封，而與另一洋女子瘦琴女士通信也頗多。其間胡適還在搞他的「文學革命」（詳後）。胡明復那時寫「寶塔詩」贈胡適，就婉言說他整日不讀書而專作白話詩。[20]這種情形下，如何寫得好論文。難怪胡適的博士論文答辯要出點問題。但有「轉學癖」而又素不重文憑的胡適，大約也不是十分在乎，當著北大的聘書一到，就又像以前一樣開步走路了。
不過，拿文憑的遲早並不十分重要，關鍵是胡適的學業確實完成了。這與他家庭的支持和督促是分不開的。胡適讀完第一學年後，寫信給二哥，說他想在第二學年完後的暑假回國一趟。可是二哥「甚不以為然」，他肯定了胡適想念家人的「天性之敦厚」，但認為「學未成而歸，豈不有負初誌？」二哥特別舉日本維新誌士出外遊學，立誌「學若無成死不還」的例子，要胡適「務其大者遠者，毋效婦人女子之所謂孝也」。[21]可知二哥自己雖然已不能奮進，對自己的小弟弟卻有著厚望，也以成大器者勉之，與胡母的一貫想法頗接近。胡適曾說，家人中於他有恩者是母親與二哥，是有深切體會的。
胡適在美讀書期間的轉學和續讀，家人都頗能識大體，支持胡適自己的決定，不堅持自己一方的意見，這是胡適能夠比較專心地讀好書的重要條件。他的二哥雖不贊成他轉讀文科，但在表明自己的意見後仍讓胡適自己決定。胡適在康乃爾大學得學士學位後，擬續讀碩士、博士，須再留三四年。胡母雖思念兒子，特別想他回家完婚，但也考慮到他是公費，「將來回國必以畢業文憑位置錄用」，不再念下去自然可惜；頗感躊躇之餘，還是讓胡適「自為決定，餘不遙製也」。1913年，胡母病重，恐怕不治，吩咐家人說，如果真的不起，仍每月請人給胡適去信，免其掛念，影響學業；同時請人到家照相，以留給胡適回國時一見。到1917年，胡母或覺身體不行了，才開始有信促胡適早些歸國。[22]
母親的教導，也是胡適在這七年中進一步成長和成熟起來的重要因素。胡適出國前的大醉，頗引起胡母的注意。她每次去信，都要胡適注意戒酒，並堅持到底。胡適雖遠在海外，胡母仍隨時教導胡適要謙虛。1912年胡適加入世界學生會後，寫信回家，自以為增長見聞不少，或微露得意之色。胡母即去信，指出機會既然難得，「吾兒就宜謙遜，不可滿足為是」。胡適後來在致江冬秀信中說：「天下事全靠機會。比如我的機會好，能出洋留學，我決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沒有機會出洋的男女同胞。」足見他很能記得母教。[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