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胡適來說，初到美國學習的困難與其所選專業也有關係。胡適學的是過去全無基礎的農科，以前的積累沒有多少用處，自然辛苦。開始時大約是努力要想集中精力學好，因此決定「此後不復作詩」，但到1911年2月初已不能堅持。胡適決定不做詩，很可能是受他二哥的影響，因為二哥在1911年3月還來信勸胡適不要太著力於舊學。二哥以為，經學知大意已足，詩詞則更是無用之學。這個觀點明顯表述在胡適歸國前總結他留學生活的一首詩中。他在那裏麵說，初來美國時，認為「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因此才「所誌在耕種」。[13]
但胡適對農科了解越多，就越發現他實在不適於學農科。快讀完第一學年時，就寫信給二哥，說他想轉係，請其「代決」。胡適以為，西方農業重利用機器，「非千畝百畝不為功」，而中國「地多零畸」，所以「不甚合宜」。同時，他領悟到「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終希微」。於是他向二哥強調自己的天性「於文學為近」，擬轉讀文學。二哥是反對的，他的意思，「文學在西洋各國，固為可貴而難能，然在中國則明珠暗投，無所見長。以實際言，似農學較為切用，且於將來生計，亦易為力。」他並指出胡適關於中國土地的見解，是「拘於家鄉山僻之情形」，而黃河以北，沃野千裏，地廣人稀，正需要機器耕作才能發展。不過二哥大約很了解他的小弟，同時他自己或者也是讀過《學為人詩》的，知道「率性」與「作聖」很難兩全。所以他承認天性對所學專業的重要，魚與熊掌，「隻有任弟自行決擇耳」。[14]
此時恰逢中國辛亥革命起，引起了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的興趣，結果將胡適引入演講界，而胡適因演講的需要又對中國政治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這大概有助於胡適下決心率其性以順從個人的興趣和素養，終於決定「從此改所業，講學複議政」。以後胡適有數次長信給他二哥，告之決從事於文學哲學，欲「以文學發揮哲學之精神」；到1912年春季學期，即改入文學院哲學係了。二哥回信，也隻有贊同說他「立誌未嚐不是」，同時建議道：「以文學發揮哲學之精神，其功緩而微；不如以文學發揮政治之真理，其功速而大。」而且，中國「今日尤以此為急務」，故他頗希望胡適能注意於此。胡適具體寫下「講學複議政」已在即將回國之時，這個誌向應當也有二哥的影響。不過，二哥也先警告他，既然改學文科，將來「恐寂寞無所見用於世耳」。[15]
胡適留學時，家中境況已甚困難，二哥雖在上海當差，到1912年漸漸也不能寄錢回家。胡母告訴胡適：「餘每年家用總要洋二百元之左，此款全要坐靠吾男匯來。」胡適那時每月有八十美元的津貼，當時的匯率一美元約值洋二元五，則每年寄一月之津貼回家，即足家用，壓力應不算太大。但1912年初轉係，不但要交納學費，而且要補交以前的學費，每月被扣去十五元，實則等於少了差不多三十元；三分天下去其一，自然不免要叫窮，也就難以像以前那樣寄錢了。結果胡母不得不寫信去催。次年胡適與上海《大共和報》達成定期撰文換錢的約定，該報每月寄鷹洋二十元到胡家，才基本解決了此問題。但此事也維持得不久。據胡適的自述，到美國之初，「尚能節學費，賣文字，略助家用。其後學課益繁，乃並此亦不能得。家中日用，皆取於借貸」。[16]
賣文及胡適時常外出演講都對他的功課有所耽誤。觀胡適轉係後的家信，裏麵常常說到要賣文和有「外事」，甚忙，則學習多少要受耽擱，自不言而喻。胡適1914年7月給母親的信中說：「兒在此演說頗有名，故不時有人招請演說，演說愈多，工夫愈有長進，兒故樂此不疲也。」但下麵接著說暑假中已演說兩次，「當不再有他約矣」，是或已有所覺，並非真的樂此不疲。他同時收到好朋友許怡蓀來信，非常擔心他「一身常羈數事，奔走外務」，恐怕沒有多少時間讀書。因對胡適有「發心造因」的厚望，許氏囑咐他「宜多讀書」。不知是否因胡適去信時提到學位不足慮一類的客氣話，許特意指出：「於學位亦宜留意圖之。」[17]胡適一向說唯有許怡蓀是他的諍友，信然。
胡適的大量外出講演，終致耽誤功課，一個直接的後果便是他在給母親的信中提到他所得的「榮譽津貼」，即今天所說的獎學金，不久就被中止。胡適入研究院繼續學哲學時，本拿到獎學金，大約每年要覆審一次。1915年初，胡適申請續領，卻被拒絕。主管教授「坦白相告，說我在講演上荒時廢業太多，所以哲學係不讓我繼續領取該項獎金」。此事顯然對胡適轉學有影響。因他既然先申請續領獎學金，當然是打算繼續念下去，而且很可能是同時申請續讀（許多常春藤盟校通常每年要走一次辦續讀手續的過場）。當年秋，胡適卻轉入了哥倫比亞大學。他自述的轉學原因之一，便是「經過一係列的公開講演之後……使我在該校弄得盡人皆知……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胡適本是最重人緣的，怎麽會因人緣好而不舒服？但其轉學顯然是因為有什麽地方不舒服，卻是無疑的。而這不舒服，正在講演這造成熟人太多的起因之上。熟人太多而知其獎學金被中止，自非美事。因此而「頗思舍此他適，擇一大城如紐約，如芝加哥，居民數百萬，可以藏吾身」。這希望「不受別人注意」的「心境」，據胡適自述，就是「促成我轉學的原因之一」。[18]
但胡適對農科了解越多，就越發現他實在不適於學農科。快讀完第一學年時，就寫信給二哥，說他想轉係，請其「代決」。胡適以為，西方農業重利用機器，「非千畝百畝不為功」，而中國「地多零畸」，所以「不甚合宜」。同時，他領悟到「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終希微」。於是他向二哥強調自己的天性「於文學為近」，擬轉讀文學。二哥是反對的，他的意思，「文學在西洋各國，固為可貴而難能，然在中國則明珠暗投，無所見長。以實際言，似農學較為切用，且於將來生計，亦易為力。」他並指出胡適關於中國土地的見解，是「拘於家鄉山僻之情形」，而黃河以北，沃野千裏，地廣人稀，正需要機器耕作才能發展。不過二哥大約很了解他的小弟，同時他自己或者也是讀過《學為人詩》的，知道「率性」與「作聖」很難兩全。所以他承認天性對所學專業的重要，魚與熊掌，「隻有任弟自行決擇耳」。[14]
此時恰逢中國辛亥革命起，引起了美國人對中國事務的興趣，結果將胡適引入演講界，而胡適因演講的需要又對中國政治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這大概有助於胡適下決心率其性以順從個人的興趣和素養，終於決定「從此改所業，講學複議政」。以後胡適有數次長信給他二哥，告之決從事於文學哲學，欲「以文學發揮哲學之精神」；到1912年春季學期，即改入文學院哲學係了。二哥回信，也隻有贊同說他「立誌未嚐不是」，同時建議道：「以文學發揮哲學之精神，其功緩而微；不如以文學發揮政治之真理，其功速而大。」而且，中國「今日尤以此為急務」，故他頗希望胡適能注意於此。胡適具體寫下「講學複議政」已在即將回國之時，這個誌向應當也有二哥的影響。不過，二哥也先警告他，既然改學文科，將來「恐寂寞無所見用於世耳」。[15]
胡適留學時，家中境況已甚困難，二哥雖在上海當差，到1912年漸漸也不能寄錢回家。胡母告訴胡適：「餘每年家用總要洋二百元之左，此款全要坐靠吾男匯來。」胡適那時每月有八十美元的津貼，當時的匯率一美元約值洋二元五，則每年寄一月之津貼回家，即足家用，壓力應不算太大。但1912年初轉係，不但要交納學費，而且要補交以前的學費，每月被扣去十五元，實則等於少了差不多三十元；三分天下去其一，自然不免要叫窮，也就難以像以前那樣寄錢了。結果胡母不得不寫信去催。次年胡適與上海《大共和報》達成定期撰文換錢的約定，該報每月寄鷹洋二十元到胡家，才基本解決了此問題。但此事也維持得不久。據胡適的自述，到美國之初，「尚能節學費，賣文字，略助家用。其後學課益繁，乃並此亦不能得。家中日用，皆取於借貸」。[16]
賣文及胡適時常外出演講都對他的功課有所耽誤。觀胡適轉係後的家信，裏麵常常說到要賣文和有「外事」，甚忙，則學習多少要受耽擱，自不言而喻。胡適1914年7月給母親的信中說：「兒在此演說頗有名，故不時有人招請演說，演說愈多，工夫愈有長進，兒故樂此不疲也。」但下麵接著說暑假中已演說兩次，「當不再有他約矣」，是或已有所覺，並非真的樂此不疲。他同時收到好朋友許怡蓀來信，非常擔心他「一身常羈數事，奔走外務」，恐怕沒有多少時間讀書。因對胡適有「發心造因」的厚望，許氏囑咐他「宜多讀書」。不知是否因胡適去信時提到學位不足慮一類的客氣話，許特意指出：「於學位亦宜留意圖之。」[17]胡適一向說唯有許怡蓀是他的諍友，信然。
胡適的大量外出講演，終致耽誤功課，一個直接的後果便是他在給母親的信中提到他所得的「榮譽津貼」，即今天所說的獎學金，不久就被中止。胡適入研究院繼續學哲學時，本拿到獎學金，大約每年要覆審一次。1915年初，胡適申請續領，卻被拒絕。主管教授「坦白相告，說我在講演上荒時廢業太多，所以哲學係不讓我繼續領取該項獎金」。此事顯然對胡適轉學有影響。因他既然先申請續領獎學金，當然是打算繼續念下去，而且很可能是同時申請續讀（許多常春藤盟校通常每年要走一次辦續讀手續的過場）。當年秋，胡適卻轉入了哥倫比亞大學。他自述的轉學原因之一，便是「經過一係列的公開講演之後……使我在該校弄得盡人皆知……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胡適本是最重人緣的，怎麽會因人緣好而不舒服？但其轉學顯然是因為有什麽地方不舒服，卻是無疑的。而這不舒服，正在講演這造成熟人太多的起因之上。熟人太多而知其獎學金被中止，自非美事。因此而「頗思舍此他適，擇一大城如紐約，如芝加哥，居民數百萬，可以藏吾身」。這希望「不受別人注意」的「心境」，據胡適自述，就是「促成我轉學的原因之一」。[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