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胡適竟然再次「轉學」了。這一次是中國公學的「內亂」，許多學生和學校的幹事會起了衝突，結果分裂出一個「中國新公學」。胡適果然又在新的一邊。他初因生病，捲入不多，後來卻成了主角之一，「被舉為大會書記，許多記錄和宣言都是我做的」。這再次從一個側麵證明少年胡適在同學裏仍以能做文章見長。學校分裂的結果，胡適竟然成為新公學低級班的英文教員，在公學裏也漸漸「出人頭地」了。這樣，胡適除在教書時得以將英文文法弄熟以外，學業上就不能有較大進步了。到了新老公學各自妥協復歸合併時，捲入太深的胡適再次率其反叛之性，懷著「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的心情成了少數幾個拒絕回校的人之一。其結果，胡適在上海就讀的學校一個也未能畢業。[53]
中國公學對胡適的學業增長雖然不如澄衷學堂，但他到上海後才形成的參與意識，卻在這裏得到較充分的發展。以後到講究參與的美國讀書，這種比一般中國人強得多的參與意識，就很受用了。而且，對於曾經傳抄《革命軍》的少年胡適來說，中國公學是他真正接觸到許多「新人物」的地方，他自己也從「自命為『新人物』」的階段進而成為一個真正的新人物。實際上，在這革命黨人眾多的地方，胡適也在不知不覺之中成了「民國前革命報人」（馮自由語）之一。
三 成了「新人物」
新人物是新教育的產物。胡適在其英文的自傳中說到了在上海讀書時所受的「新教育」，包括學校的功課、林譯小說、理學書和諸子書、梁啓超的著作以及嚴復的著譯。在大致列舉了學校功課的科目後，胡適首先就說到因讀林譯小說而知道了歐西小說名家。有意思的是他在幾乎同時寫的《四十自述》裏，卻全不提此事。周明之先生說胡適「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此即典型一例。直到晚年，他才說起1915年他二十歲時寫《康南耳君傳》，「我那時還寫古文……那時敘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響。林琴南的翻譯小說我總看了上百部。」[54]如果以量計，林譯小說對胡適的影響當數第一（他讀梁、嚴二人的作品可以肯定是不到百部的），這或者就是他將此首先提出的一個原因吧。有意思的是，林紓對胡適的影響也包括古文的寫作，而且他在這方麵至少到1915年時還頗受林紓的影響。
胡適把理學書和諸子書列入「新教育」是頗有提示性的。今日即使是史學研究者，恐怕也已少有人將這些著作視為當時「新」的一個組成部分了。胡適的教育經歷再次表明了中國傳統自身的演變。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固然有為實現「經學即理學」的意思，但到幹嘉考據學壟斷中國學術界時，理學早已退到較邊緣的地位。隻是到了鹹同之時，理學才略有復甦。胡家是個理學家庭，他小時候讀經書即學的是官方採用的朱注而非漢儒之注。但讀真正的理學書籍，卻是這時候在二哥的指點下才開始的。清季漢學雖已在衰落，但宋學仍非主流。故除應試外，讀理學書多少具有些求變即「新」的意思在。同樣，諸子學也是到清中葉才開始逐漸引起學術界一些主流學者的注意。在辛亥革命之前，用心讀諸子學也還是屬於趨新求變的傾向。完全以「平等的眼光」來對待諸子學，要到後來胡適執學術界牛耳之時了。在那時，這都是胡適所謂「『正統』的崩壞，『異軍』的復活」。[55]胡適「新教育」的這一個側麵，大約正是使他與許多受開放口岸新教育的同齡人的不同之處。那時受新教育者，大概沒有不受梁啓超、嚴復以至林紓影響的；但同時也認真讀理學書和諸子書的，或者就不那麽普遍了。
當然，那些年對胡適影響最大的還是梁啓超。正如胡適指出的，梁是那一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胡適承認，「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這是從梅溪學堂就開始的。而對他影響最顯著者，據胡適後來回憶，是梁氏的《新民說》和《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他以為，《新民說》是梁「全副心思貫注」之所在。作為該文的早期讀者，胡適知道新民的「新」字是動詞（後輩人則常將「新民」二字聯讀為名詞），其意義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的活潑的民族」。這正是胡適終生坐而言起而行想要實現的目標。但是那時胡在梁書中所讀出的主要內容則不是改造，而是「布新」之前的「除舊」、改造之前的破壞，即梁所明白提出的革命口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胡適知道這是梁「主張最激烈」的時期，「後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度了，而許多少年人衝上前去，可不肯縮回來了。」胡適自己就是這許多少年人中的一個。他的傳抄《革命軍》，就是在梁的思想影響之下。[56]
但梁啓超同時也打開了胡適的眼界。胡是通過梁才約略知道了從霍布斯到達爾文這些西方思想家。在胡的眼中，梁對西方現代文明大為景仰（a great admirer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胡適在1931年說：《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但中國人到底缺乏哪些美德，胡適在約略同時寫的中英文本中所述不是很一樣。中文本中大約多用梁氏原字，字意較泛；英文本則常加以明確的界定。同時，還有一些是中文本中有而英文本中無的。這些不一致處或較能看出胡適在說到某些概念時的真意。以下凡中英文本不甚一致處則將英文本意思附在方括號裏。胡適從梁的文章中讀出梁所特別強調中國人缺乏的是：公德、國家思想［民族主義］、進取冒險、權利思想［個人權利觀念及對此的奮力捍衛］、自由、自治［自我控製的能力］、進步［對進步之無限可能性的信念］、合群與政治能力（有組織的集團協作之努力的能力）及私德［注重軀體文化（bodily culture）和衛生］。中文本中有而未入英文本的西方「美德」，還有生利的能力、自尊、毅力、義務的思想及尚武等。
中國公學對胡適的學業增長雖然不如澄衷學堂，但他到上海後才形成的參與意識，卻在這裏得到較充分的發展。以後到講究參與的美國讀書，這種比一般中國人強得多的參與意識，就很受用了。而且，對於曾經傳抄《革命軍》的少年胡適來說，中國公學是他真正接觸到許多「新人物」的地方，他自己也從「自命為『新人物』」的階段進而成為一個真正的新人物。實際上，在這革命黨人眾多的地方，胡適也在不知不覺之中成了「民國前革命報人」（馮自由語）之一。
三 成了「新人物」
新人物是新教育的產物。胡適在其英文的自傳中說到了在上海讀書時所受的「新教育」，包括學校的功課、林譯小說、理學書和諸子書、梁啓超的著作以及嚴復的著譯。在大致列舉了學校功課的科目後，胡適首先就說到因讀林譯小說而知道了歐西小說名家。有意思的是他在幾乎同時寫的《四十自述》裏，卻全不提此事。周明之先生說胡適「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此即典型一例。直到晚年，他才說起1915年他二十歲時寫《康南耳君傳》，「我那時還寫古文……那時敘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響。林琴南的翻譯小說我總看了上百部。」[54]如果以量計，林譯小說對胡適的影響當數第一（他讀梁、嚴二人的作品可以肯定是不到百部的），這或者就是他將此首先提出的一個原因吧。有意思的是，林紓對胡適的影響也包括古文的寫作，而且他在這方麵至少到1915年時還頗受林紓的影響。
胡適把理學書和諸子書列入「新教育」是頗有提示性的。今日即使是史學研究者，恐怕也已少有人將這些著作視為當時「新」的一個組成部分了。胡適的教育經歷再次表明了中國傳統自身的演變。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固然有為實現「經學即理學」的意思，但到幹嘉考據學壟斷中國學術界時，理學早已退到較邊緣的地位。隻是到了鹹同之時，理學才略有復甦。胡家是個理學家庭，他小時候讀經書即學的是官方採用的朱注而非漢儒之注。但讀真正的理學書籍，卻是這時候在二哥的指點下才開始的。清季漢學雖已在衰落，但宋學仍非主流。故除應試外，讀理學書多少具有些求變即「新」的意思在。同樣，諸子學也是到清中葉才開始逐漸引起學術界一些主流學者的注意。在辛亥革命之前，用心讀諸子學也還是屬於趨新求變的傾向。完全以「平等的眼光」來對待諸子學，要到後來胡適執學術界牛耳之時了。在那時，這都是胡適所謂「『正統』的崩壞，『異軍』的復活」。[55]胡適「新教育」的這一個側麵，大約正是使他與許多受開放口岸新教育的同齡人的不同之處。那時受新教育者，大概沒有不受梁啓超、嚴復以至林紓影響的；但同時也認真讀理學書和諸子書的，或者就不那麽普遍了。
當然，那些年對胡適影響最大的還是梁啓超。正如胡適指出的，梁是那一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胡適承認，「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這是從梅溪學堂就開始的。而對他影響最顯著者，據胡適後來回憶，是梁氏的《新民說》和《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他以為，《新民說》是梁「全副心思貫注」之所在。作為該文的早期讀者，胡適知道新民的「新」字是動詞（後輩人則常將「新民」二字聯讀為名詞），其意義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的活潑的民族」。這正是胡適終生坐而言起而行想要實現的目標。但是那時胡在梁書中所讀出的主要內容則不是改造，而是「布新」之前的「除舊」、改造之前的破壞，即梁所明白提出的革命口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胡適知道這是梁「主張最激烈」的時期，「後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度了，而許多少年人衝上前去，可不肯縮回來了。」胡適自己就是這許多少年人中的一個。他的傳抄《革命軍》，就是在梁的思想影響之下。[56]
但梁啓超同時也打開了胡適的眼界。胡是通過梁才約略知道了從霍布斯到達爾文這些西方思想家。在胡的眼中，梁對西方現代文明大為景仰（a great admirer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胡適在1931年說：《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但中國人到底缺乏哪些美德，胡適在約略同時寫的中英文本中所述不是很一樣。中文本中大約多用梁氏原字，字意較泛；英文本則常加以明確的界定。同時，還有一些是中文本中有而英文本中無的。這些不一致處或較能看出胡適在說到某些概念時的真意。以下凡中英文本不甚一致處則將英文本意思附在方括號裏。胡適從梁的文章中讀出梁所特別強調中國人缺乏的是：公德、國家思想［民族主義］、進取冒險、權利思想［個人權利觀念及對此的奮力捍衛］、自由、自治［自我控製的能力］、進步［對進步之無限可能性的信念］、合群與政治能力（有組織的集團協作之努力的能力）及私德［注重軀體文化（bodily culture）和衛生］。中文本中有而未入英文本的西方「美德」，還有生利的能力、自尊、毅力、義務的思想及尚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