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不完全重國文、其教學內容或更接近教會學校的澄衷學堂恐怕才是真正對胡適的「新學」（來自小說報紙雜誌的除外）大有裨益之所在。入澄衷學堂後，胡適有了在梅溪學堂的經驗，又拿出不肯落人後的拚命精神，一心致力於英文算學，在此方麵用力最多而收穫也最大，更因常考第一而一年又跳四班。胡母的培養再次見了成效，胡適的自信更大增。而在這裏打下的英文算學基礎，恐怕是胡適後來考庚款留學不致名落孫山的重要因素。同時，胡適亦因二哥的指點，開始接觸宋人的理學，已在為今後的治學打基礎了。
胡適對澄衷學堂的印象似乎是以正麵為主，不僅「英文和算學的基礎都是在這裏打下的」，而且開始「稍得朋友之樂」，逐步從「前此少時所受婦人之影響」解脫出來。到澄衷的第二年，在梅溪時一向被動的小胡適「已敢結會演說，是為投身社會之始」。他在澄衷學堂裏竟然主動發起組織學生的自治會，這在胡適不能不說是一個飛躍性的進步。在升到該校的次高班「西一齋」時，胡適還做了班長。他在自治會裏的某次演說，曾「很受同學的歡迎，我也很得意」。這個筆調，與他記述梅溪學堂的壓抑筆調已大不一樣。但或許是因為在梅溪時太少「得朋友之樂」，胡適很快即因太重「朋友之樂」，為一個同學被開除之事與學校當局發生了衝突，結果帶著「頗感不平」的心情離開了澄衷學堂，轉考入開辦不久的中國公學。[48]
胡適在澄衷學堂養成的參與意識，後來證明在中國公學是很有用的。因為中國公學本是由從日本因抗議而回國的留學生為自己辦的，其間革命黨人占的比例，恐怕還大於真正讀書者。這些人的參與意識，又比胡適強得多。公學是真正自治的，胡適曾在學校的評議會外聽評議員們辯論，印象頗深，「不禁感覺我們在澄衷學堂的自治會真是兒戲」。他深有感觸地說：「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裏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如果沒有在澄衷學堂的歷練，胡適到此大概會很不習慣。[49]
但如果是來求學問，胡適到中國公學後恐怕就知道——雖然他沒有說出來——這一次轉學是大錯了。胡適不久就發現「公學的英文和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裏很不費氣力」。一句話，中國公學的教學水準還不如澄衷學堂。而且，一向以國文見長的胡適居然成了校中英文的佼佼者。[50]這當然又有助於增強胡適的自信心，但公學的水平可以想見。胡適沒有一下子就進入完全新式的學校，而是一步步轉入更新一等的學堂，對他大概是一大好事。因為每一步都為下一步打下了基礎，便不覺突然。若一下子就接觸「全新」的教育方式，小胡適可能根本接受不了，極有可能打擊他的自信心。
另一方麵，胡適的經歷提示我們對當時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認識。首先是上海梅溪學堂的國文不如績溪上莊的私塾。胡適晚年自稱：「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著作，及比較近代的宋明諸儒的論述，我在幼年時，差不多都已讀過。」這裏的「幼年」是從英文譯過來的，不知究竟指的哪一段。但從他讀書的內容看，應是包括出國以前的全部學習時間（若以胡適後來自開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為標準，這裏的幼年實包括初到北大的那幾年）。胡適除了在中國公學時外，一向是以國文占優勢的。但他的「國學」，在那時其實並不很高明。他對「經義」，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麽回事。對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小學」，他的工夫也相當差。胡適後來說：「我在家鄉時，《十三經》還沒有讀完，《周禮》也未讀，就到上海去了。所以對小學的工夫不深。」他小時候讀《詩經》，隻背朱熹的注，而老一輩的人則要背漢代的注，有時甚至不許背朱注（這裏有所謂漢宋之爭）。故胡適一生小學都是個弱項。他曾自謂：「我對金文甲骨文全不懂。你看我的文章裏有沒有引過甲骨文字？」[51]但這樣的胡適在上海卻一向以國文吃香，可知那時十裏洋場的國文已大衰；而在所謂國學係統內部，漢學也已不太時興了。
更重要的是，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的知識水準實際上遠不如上海私立中學校的學生。後來有人據中國公學的自稱（因設有高等科）而將其許為中國的第一所私立大學，實在有些顧名不顧實。按實際的學術水準來說，如果中國公學可以算大學，則澄衷學堂豈不是要算早期的研究生院了麽！在中國公學的經歷大約也是胡適後來不時表露出對留日學生看不起的根源。胡適一生與留日生交往始終不能密切，私交最好的或算周作人，也終是有些隔膜。所以後來周寫信關懷胡適時自謂不知是否「交淺言深」，亦良有以也。或者正如胡適在中國公學學到的主要是生活的閱歷和革命的行動一樣，在日本的許多留學生大概也就是長於此吧。
從胡適的自述看，他在中國公學裏學到的東西，多半都屬於「功夫在詩外」的範圍。但可以想見，公學教學水平的低下，是把少年胡適驅趕出學校教育範圍的重要潛在因素。胡適對算學的興趣就是在公學裏失去的。他自己認為這是由於因病休學期間受桐城派吳汝綸的影響喜歡上了中國古詩，又「發見了一個新世界」。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的大朋友傅君劍在贈別的詩中為他寫下了「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的詩句。這給一向為「超我」所製約的胡適增加了一層新的壓力。胡適看了傅詩句即「嚇了一跳」。他「真是受寵若驚」之餘，將詩「趕快藏了，不敢給人看」。但胡適「從此發憤讀詩，想要做個詩人」，連上算學課時也在練習寫詩。胡適後來說，此事「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史學的路。後來幾次想矯正回來，想走到自然科學的路上去，但興趣已深，習慣已成，終無法挽回了」。[52]但這決定一生命運的究竟是做詩的「興趣」呢，還是「英雄」頭銜下那份「超我」的壓力？換言之，胡適究竟是在「率其性」還是要想「作聖」？胡適自認是前者，竊以為後者的成分要重得多。
胡適對澄衷學堂的印象似乎是以正麵為主，不僅「英文和算學的基礎都是在這裏打下的」，而且開始「稍得朋友之樂」，逐步從「前此少時所受婦人之影響」解脫出來。到澄衷的第二年，在梅溪時一向被動的小胡適「已敢結會演說，是為投身社會之始」。他在澄衷學堂裏竟然主動發起組織學生的自治會，這在胡適不能不說是一個飛躍性的進步。在升到該校的次高班「西一齋」時，胡適還做了班長。他在自治會裏的某次演說，曾「很受同學的歡迎，我也很得意」。這個筆調，與他記述梅溪學堂的壓抑筆調已大不一樣。但或許是因為在梅溪時太少「得朋友之樂」，胡適很快即因太重「朋友之樂」，為一個同學被開除之事與學校當局發生了衝突，結果帶著「頗感不平」的心情離開了澄衷學堂，轉考入開辦不久的中國公學。[48]
胡適在澄衷學堂養成的參與意識，後來證明在中國公學是很有用的。因為中國公學本是由從日本因抗議而回國的留學生為自己辦的，其間革命黨人占的比例，恐怕還大於真正讀書者。這些人的參與意識，又比胡適強得多。公學是真正自治的，胡適曾在學校的評議會外聽評議員們辯論，印象頗深，「不禁感覺我們在澄衷學堂的自治會真是兒戲」。他深有感觸地說：「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裏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如果沒有在澄衷學堂的歷練，胡適到此大概會很不習慣。[49]
但如果是來求學問，胡適到中國公學後恐怕就知道——雖然他沒有說出來——這一次轉學是大錯了。胡適不久就發現「公學的英文和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裏很不費氣力」。一句話，中國公學的教學水準還不如澄衷學堂。而且，一向以國文見長的胡適居然成了校中英文的佼佼者。[50]這當然又有助於增強胡適的自信心，但公學的水平可以想見。胡適沒有一下子就進入完全新式的學校，而是一步步轉入更新一等的學堂，對他大概是一大好事。因為每一步都為下一步打下了基礎，便不覺突然。若一下子就接觸「全新」的教育方式，小胡適可能根本接受不了，極有可能打擊他的自信心。
另一方麵，胡適的經歷提示我們對當時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認識。首先是上海梅溪學堂的國文不如績溪上莊的私塾。胡適晚年自稱：「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著作，及比較近代的宋明諸儒的論述，我在幼年時，差不多都已讀過。」這裏的「幼年」是從英文譯過來的，不知究竟指的哪一段。但從他讀書的內容看，應是包括出國以前的全部學習時間（若以胡適後來自開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為標準，這裏的幼年實包括初到北大的那幾年）。胡適除了在中國公學時外，一向是以國文占優勢的。但他的「國學」，在那時其實並不很高明。他對「經義」，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麽回事。對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小學」，他的工夫也相當差。胡適後來說：「我在家鄉時，《十三經》還沒有讀完，《周禮》也未讀，就到上海去了。所以對小學的工夫不深。」他小時候讀《詩經》，隻背朱熹的注，而老一輩的人則要背漢代的注，有時甚至不許背朱注（這裏有所謂漢宋之爭）。故胡適一生小學都是個弱項。他曾自謂：「我對金文甲骨文全不懂。你看我的文章裏有沒有引過甲骨文字？」[51]但這樣的胡適在上海卻一向以國文吃香，可知那時十裏洋場的國文已大衰；而在所謂國學係統內部，漢學也已不太時興了。
更重要的是，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的知識水準實際上遠不如上海私立中學校的學生。後來有人據中國公學的自稱（因設有高等科）而將其許為中國的第一所私立大學，實在有些顧名不顧實。按實際的學術水準來說，如果中國公學可以算大學，則澄衷學堂豈不是要算早期的研究生院了麽！在中國公學的經歷大約也是胡適後來不時表露出對留日學生看不起的根源。胡適一生與留日生交往始終不能密切，私交最好的或算周作人，也終是有些隔膜。所以後來周寫信關懷胡適時自謂不知是否「交淺言深」，亦良有以也。或者正如胡適在中國公學學到的主要是生活的閱歷和革命的行動一樣，在日本的許多留學生大概也就是長於此吧。
從胡適的自述看，他在中國公學裏學到的東西，多半都屬於「功夫在詩外」的範圍。但可以想見，公學教學水平的低下，是把少年胡適驅趕出學校教育範圍的重要潛在因素。胡適對算學的興趣就是在公學裏失去的。他自己認為這是由於因病休學期間受桐城派吳汝綸的影響喜歡上了中國古詩，又「發見了一個新世界」。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的大朋友傅君劍在贈別的詩中為他寫下了「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的詩句。這給一向為「超我」所製約的胡適增加了一層新的壓力。胡適看了傅詩句即「嚇了一跳」。他「真是受寵若驚」之餘，將詩「趕快藏了，不敢給人看」。但胡適「從此發憤讀詩，想要做個詩人」，連上算學課時也在練習寫詩。胡適後來說，此事「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史學的路。後來幾次想矯正回來，想走到自然科學的路上去，但興趣已深，習慣已成，終無法挽回了」。[52]但這決定一生命運的究竟是做詩的「興趣」呢，還是「英雄」頭銜下那份「超我」的壓力？換言之，胡適究竟是在「率其性」還是要想「作聖」？胡適自認是前者，竊以為後者的成分要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