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上海的印象，最多是好壞參半。如果從感情上說，恐怕是壞的部分要多些。胡適後來回憶在上海讀書的經歷時給上海下了一個定義，即「眼界很小的商埠」。這個印象，很可能是一開始就形成的。眼界小則胸襟自然不寬，在洋人勢力最大，因而影響也就最大的上海，對於外來鄉下佬的蔑視，恐怕又超過一般的地方排外意識。上海既不能張開雙臂歡迎績溪來的小鄉下佬，而上海學堂的教育水準後來又證明實不見得比績溪上莊的私塾高多少（詳後），則其不十分熱情歡迎小胡適就隻能表明其「眼界很小」了。同時，胡家雖已實際上成了一個以商業為生的「紳商」之家，但以胡父的遺教和胡母的有意培養，都不僅要與一般鄉人有別，而且也並不認同於「紳商」這個身份。其對商的接受，與社會轉型時期的許多讀書人一樣，大約也隻是維持在「半肯半不肯」的境地。如是，則「眼界很小」與「商埠」連在一起，更別有一層含意。
胡適初到上海，進的是父親的老朋友張煥綸所辦的梅溪學堂。據他自己的敘述，入學之日，穿著極為土氣，「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同學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43]從上莊的「先生」到上海的「鄉下人」，仍然是與眾不同，仍然是眾目之的，卻已從雞群之鶴變為醜小鴨，由雲中跌到池塘；而那睽睽之眾目，也由上莊常見的仰慕變為輕蔑，真是今非昔比啦！這種境遇，對於「見人則麵紅耳赤」的小胡適，想必是難堪之極。此時若有一個熱心的同學來略示關懷，胡適對上海的第一印象必會好得多。可惜沒有。幾年後胡適的信心已大增時，曾在《競業旬報》第二十五期上寫了一篇《楊斯盛傳》，裏麵說楊「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時候，年紀才得十三歲，那一種孤苦伶仃的境況，真箇如同夢境了」。這應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更因胡適不會說上海話，也不曾「開筆」作文，故被編入「差不多是最低的」第五班，的確是到了最底層了。在此情形下，像其他許多初來上海的外地人一樣，胡適心目中的上海形象自不可能好到哪裏去。後來胡適酒醉後罵租界的巡捕為「外國奴才」，也是其真意識之流露，最值得重視。這裏麵暗藏的民族主義情緒，後文還要詳論。此處我所關懷的是，那身為「外國奴才」的巡捕，多半也是胡適以及其他許多來上海的外地人心目中上海形象——特別是「商埠」那個部分——的一個頗具象徵性的成分。不過胡適的「超我」使他將此觀感久藏未露，隻是到了酒後出真言之時，才「偶爾露崢嶸」罷了。
然而天不絕胡適。在胡母教導下決不肯落人後的小胡適，一直在做準備。他父親的朋友辦的雖然是新學堂，重的卻是國文，而不像許多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重國文是小胡適得以絕處逢生的轉折機緣。胡適後來每慶幸自己沒有入教會學校，部分或者也就為此吧。梅溪學堂低級班的《蒙學讀本》，對於「讀了許多古書的」胡適，「自然毫不費力」。胡適一麵下工夫「專讀英文算學」，一麵當然還要學那不會的上海話。終於有一天，「我的機會來了」。這是一個星期四，教國文的老師「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裏麵有人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隨口將書裏《易繫辭傳》的引文說成是《左傳》的。「見人則麵紅耳赤」的小胡適雖然隻是「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也走到先生那裏低聲「駁正他的錯誤」。「先生臉紅」之後，就出題目讓這小外鄉佬開筆作文。胡適「勉強寫了一百多字」，老師看後，對學生說，「儂跟我來」，徑直將胡適帶到第二班的教室。「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坐進新教室，還禁不住在那裏「歡喜」。[44]
「我的機會來了」是傳神之語。那裏麵蘊涵的等待和準備，已是呼之欲出。觀胡適對此事敘述之遣詞用句，前麵處處流露出一種壓抑已久的心態，後麵雖然以婉詞出之，可以想見其寫作時仍不免「麵有得色」的意態。一日而跳四班，是胡適一生第一次享受「飛上枝頭變鳳凰」的佳境，而且是在一度「淪落」之後，想必有一種格士塔式（gestalt）的升華感。那種揚眉吐氣的情形，真是歷久彌新。故差不多三十年之後，胡適還清楚地記得他在梅溪學堂翻身的日子，是入學後的「第四十二天」。而且特意用彼時他還不甚熟練的上海口語記下了「先生臉紅」之後師弟子間的那一段對話，確是胡適不多見的生動文字。
可是歡喜尚未完，愁雲已至。第二班正上作文課，一個題目是「經義」，胡適根本不知是怎麽回事；另一題是作「論說」：「論日本之所由強」，他也不知該「從哪裏說起」。這下輪到胡適臉紅了，此時才有些後悔不該「駁正」先生之錯，也頗怪那先生「不應該把我升的這麽高，這麽快」。若非家中出事，遣人來將他喚回，胡適真不知道怎麽下台。得此機會，趕快抄下題目，「逃出課堂」。原來胡適的三哥病危，幾小時後即死在小弟胡適懷抱之中。趕來奔喪的二哥也將胡適解脫出困境。二哥那時是胡家最諳新學者，他檢出一大籃子「新書」給胡適參考，裏麵有《明治維新三十年史》，而主要是「梁啓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看了這些新書，胡適就湊出了他的論說，不久也學會了做「經義」而升入了頭一班。[45]
從讀古書和舊小說到接觸《新民叢報》一類「梁啓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李敖先生以為是胡適「一生中的重要轉捩」，[46]信然。胡適因此而「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不久就「自命為『新人物』了」；再不久，更進而成了「傳鈔《革命軍》的少年」，走向激進之途。新人物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與舊事物劃清界限。胡適本已成梅溪學堂的佼佼者，卻因拒絕應官廳的考試，很快離開梅溪學堂，旋因二哥的關係而進入更加有名的私立澄衷學堂。[47]
胡適初到上海，進的是父親的老朋友張煥綸所辦的梅溪學堂。據他自己的敘述，入學之日，穿著極為土氣，「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同學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43]從上莊的「先生」到上海的「鄉下人」，仍然是與眾不同，仍然是眾目之的，卻已從雞群之鶴變為醜小鴨，由雲中跌到池塘；而那睽睽之眾目，也由上莊常見的仰慕變為輕蔑，真是今非昔比啦！這種境遇，對於「見人則麵紅耳赤」的小胡適，想必是難堪之極。此時若有一個熱心的同學來略示關懷，胡適對上海的第一印象必會好得多。可惜沒有。幾年後胡適的信心已大增時，曾在《競業旬報》第二十五期上寫了一篇《楊斯盛傳》，裏麵說楊「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時候，年紀才得十三歲，那一種孤苦伶仃的境況，真箇如同夢境了」。這應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更因胡適不會說上海話，也不曾「開筆」作文，故被編入「差不多是最低的」第五班，的確是到了最底層了。在此情形下，像其他許多初來上海的外地人一樣，胡適心目中的上海形象自不可能好到哪裏去。後來胡適酒醉後罵租界的巡捕為「外國奴才」，也是其真意識之流露，最值得重視。這裏麵暗藏的民族主義情緒，後文還要詳論。此處我所關懷的是，那身為「外國奴才」的巡捕，多半也是胡適以及其他許多來上海的外地人心目中上海形象——特別是「商埠」那個部分——的一個頗具象徵性的成分。不過胡適的「超我」使他將此觀感久藏未露，隻是到了酒後出真言之時，才「偶爾露崢嶸」罷了。
然而天不絕胡適。在胡母教導下決不肯落人後的小胡適，一直在做準備。他父親的朋友辦的雖然是新學堂，重的卻是國文，而不像許多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重國文是小胡適得以絕處逢生的轉折機緣。胡適後來每慶幸自己沒有入教會學校，部分或者也就為此吧。梅溪學堂低級班的《蒙學讀本》，對於「讀了許多古書的」胡適，「自然毫不費力」。胡適一麵下工夫「專讀英文算學」，一麵當然還要學那不會的上海話。終於有一天，「我的機會來了」。這是一個星期四，教國文的老師「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裏麵有人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隨口將書裏《易繫辭傳》的引文說成是《左傳》的。「見人則麵紅耳赤」的小胡適雖然隻是「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也走到先生那裏低聲「駁正他的錯誤」。「先生臉紅」之後，就出題目讓這小外鄉佬開筆作文。胡適「勉強寫了一百多字」，老師看後，對學生說，「儂跟我來」，徑直將胡適帶到第二班的教室。「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坐進新教室，還禁不住在那裏「歡喜」。[44]
「我的機會來了」是傳神之語。那裏麵蘊涵的等待和準備，已是呼之欲出。觀胡適對此事敘述之遣詞用句，前麵處處流露出一種壓抑已久的心態，後麵雖然以婉詞出之，可以想見其寫作時仍不免「麵有得色」的意態。一日而跳四班，是胡適一生第一次享受「飛上枝頭變鳳凰」的佳境，而且是在一度「淪落」之後，想必有一種格士塔式（gestalt）的升華感。那種揚眉吐氣的情形，真是歷久彌新。故差不多三十年之後，胡適還清楚地記得他在梅溪學堂翻身的日子，是入學後的「第四十二天」。而且特意用彼時他還不甚熟練的上海口語記下了「先生臉紅」之後師弟子間的那一段對話，確是胡適不多見的生動文字。
可是歡喜尚未完，愁雲已至。第二班正上作文課，一個題目是「經義」，胡適根本不知是怎麽回事；另一題是作「論說」：「論日本之所由強」，他也不知該「從哪裏說起」。這下輪到胡適臉紅了，此時才有些後悔不該「駁正」先生之錯，也頗怪那先生「不應該把我升的這麽高，這麽快」。若非家中出事，遣人來將他喚回，胡適真不知道怎麽下台。得此機會，趕快抄下題目，「逃出課堂」。原來胡適的三哥病危，幾小時後即死在小弟胡適懷抱之中。趕來奔喪的二哥也將胡適解脫出困境。二哥那時是胡家最諳新學者，他檢出一大籃子「新書」給胡適參考，裏麵有《明治維新三十年史》，而主要是「梁啓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看了這些新書，胡適就湊出了他的論說，不久也學會了做「經義」而升入了頭一班。[45]
從讀古書和舊小說到接觸《新民叢報》一類「梁啓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李敖先生以為是胡適「一生中的重要轉捩」，[46]信然。胡適因此而「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不久就「自命為『新人物』了」；再不久，更進而成了「傳鈔《革命軍》的少年」，走向激進之途。新人物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與舊事物劃清界限。胡適本已成梅溪學堂的佼佼者，卻因拒絕應官廳的考試，很快離開梅溪學堂，旋因二哥的關係而進入更加有名的私立澄衷學堂。[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