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思想學術之發展，自有其內在理路。有關學術發展演變的一麵，將在後文中專門討論。本章所關心的，是近代幾個大主題中的一個，即中國士人在西潮盪擊之下被迫做出反應的進程。而中西之間的文化競爭又是中外矛盾的關鍵。西方在文化競爭方麵是有備而來，中方則是在競爭過程中才逐步認識到學戰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覺中被西方改變了思想方式。中國士人沿著「西學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學不能為體」的不歸路。在失去立足點後更因多層次的心態緊張步入激進化的軌道。到民國初年，中國思想界已是一種群龍無首、不知所趨的局麵。一場思想革命呼之欲出，時勢造英雄的條件已經形成。以下即對這一大環境略做考察。
一 西潮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約半個世紀之後（1903年），萬裏長城之內的青年魯迅在「自題小像」的詩中以一句「靈台無計逃神矢」沉痛地應和了馬恩的話。王汎森先生說：魯迅的詩「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在西方勢力覆壓之下的困境」。同樣，魯迅在此詩中發出的誓言：「我以我血薦軒轅」，也道出了許多知識人愛國救國和拯救中國文化的共同心願。[5]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視作兩大文化體係之競爭的話，則中國一方正如羅榮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敗仗，發生了大崩潰」。[6]清季中國士人本來是以文野分華夷，自視為世界文化中心，而視洋人為野而不文的「夷狄」的，到後來則主動承認西方為文明。幾十年間，從降節學習「夷狄」之「長技」，到傾慕「泰西」的學問、蜂擁出洋遊學，更進而自認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由此可知中國文化在這場競爭中的失敗有多徹底。
胡適在1914年寫的《非留學篇》中形象地指出：當中國酣睡之時，西人已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勢力，方挾風鼓浪，蔽天而來，叩吾關而窺吾室。以吾數千年之舊文明當之，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敗衄。」很明顯，胡適正是將近代中西之爭視為兩個文明之爭。中國一方既然失敗，就隻有「忍辱蒙恥，派遣學子，留學異邦」。今人早已視留學為正途，但對有血氣的近代中國士人來說，「以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麵受學，稱弟子國。天下之大恥，孰有過於此者乎！」！[7]
有美國漢學家以為，西力東漸以前，中國的發展基本上是遵循了一種「在傳統中變」（插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8]由於西潮的衝擊，這樣一種變化模式在近代中國實已難以維持。因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著它變。盡管西方自身在19、20世紀也充滿變化，有時甚至是劇烈的變化，但對西方來說，即使是與傳統決裂，仍可以是在傳統中變。在中國則反是。對中國而言，僅僅是要生存，用當時人的話說，就是要保存中國的種姓和國粹，也不得不至少學習造成西方強大的那些秘訣。雖然各人的具體理解並不一樣，「向西方學習」的確是清季以來中國士人的共識。在西人的引導之下，中國士人且逐漸認識到，西方之所以強大，並非隻是靠其科技和工藝，在器物之後尚有更重要的觀念和製度。而中國人一旦接受這樣一種西方思維，其所尋求的改變就隻有遵循一個向西走的方向，也就隻能是在傳統之外變（插nge beyond the tradition）了。
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人對中國傳統從全麵肯定到全麵否定的都有，對西方思想主張全麵引進或部分借鑑的也都有，唯獨沒有全麵反對的。他們之間的差距不過在到底接受多少西方思想。錢穆曾觀察到，近現代中國人不論是信仰還是反對孫中山的，都是比附或援據西洋思想來信仰或反對。[9]我們或可說，20世紀中國知識人不論是維護還是反對中國傳統，基本都是以西方觀念為思想武器的。假如我們可以把馬恩話中的「資產階級」換為「西方」的話，從魯迅寫前引一詩之時起，雖然「商品的低廉價格」尚在長城之外徘徊，可以說西方已用其他的方式迫使中國人在文化上按照西方的麵貌來改變中國的世界。
失敗之餘，中國文化思想界就成了外來觀念的天下，給他人作了戰場。我們如果細查當時知識人提出的各種救國救文化的路徑，大多與西方有關。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風行競爭的各種思想體係，即各種「主義」，就極少有不是西來者。[10]中國政治思想言說（discourse）中最具標幟性的關鍵詞語（keywords）如「平等」「民主（民治）」「科學」「自由」等，也幾乎無一不來自西方。從民初的「問題與主義」論戰，到20年代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再到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在在均是西與西戰。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西向知識人攻擊傳統最多的，不外小腳、小老婆、鴉片和人力車。其中後兩樣便是西人帶來的。鴉片是不用說了。人力車雖不是純西洋貨，本由日本人創造。但其流入中國，卻是由先在日本的西方傳教士帶到中國來的。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裏的西洋人。舶來品竟然成了中國傳統——即使是壞傳統——的象徵，最能體現此時西潮已漸成「中國」之一部。而西向知識人把舶來品當作自己的傳統來批判，其實也是受西人的影響。蓋鴉片和人力車曾被晚一點來華的西人視為中國的特徵，並成為西方之「中國形象」的一個負麵組成部分，在轉了數圈之後又由閱讀西方書籍的中國知識人帶回來作攻擊傳統之用。近代中西膠著之複雜早已是「層纍堆積」且循環往復了好幾次了。
一 西潮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裏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約半個世紀之後（1903年），萬裏長城之內的青年魯迅在「自題小像」的詩中以一句「靈台無計逃神矢」沉痛地應和了馬恩的話。王汎森先生說：魯迅的詩「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在西方勢力覆壓之下的困境」。同樣，魯迅在此詩中發出的誓言：「我以我血薦軒轅」，也道出了許多知識人愛國救國和拯救中國文化的共同心願。[5]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視作兩大文化體係之競爭的話，則中國一方正如羅榮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敗仗，發生了大崩潰」。[6]清季中國士人本來是以文野分華夷，自視為世界文化中心，而視洋人為野而不文的「夷狄」的，到後來則主動承認西方為文明。幾十年間，從降節學習「夷狄」之「長技」，到傾慕「泰西」的學問、蜂擁出洋遊學，更進而自認野蠻，退居世界文化的邊緣。由此可知中國文化在這場競爭中的失敗有多徹底。
胡適在1914年寫的《非留學篇》中形象地指出：當中國酣睡之時，西人已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勢力，方挾風鼓浪，蔽天而來，叩吾關而窺吾室。以吾數千年之舊文明當之，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敗衄。」很明顯，胡適正是將近代中西之爭視為兩個文明之爭。中國一方既然失敗，就隻有「忍辱蒙恥，派遣學子，留學異邦」。今人早已視留學為正途，但對有血氣的近代中國士人來說，「以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麵受學，稱弟子國。天下之大恥，孰有過於此者乎！」！[7]
有美國漢學家以為，西力東漸以前，中國的發展基本上是遵循了一種「在傳統中變」（插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的模式。[8]由於西潮的衝擊，這樣一種變化模式在近代中國實已難以維持。因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著它變。盡管西方自身在19、20世紀也充滿變化，有時甚至是劇烈的變化，但對西方來說，即使是與傳統決裂，仍可以是在傳統中變。在中國則反是。對中國而言，僅僅是要生存，用當時人的話說，就是要保存中國的種姓和國粹，也不得不至少學習造成西方強大的那些秘訣。雖然各人的具體理解並不一樣，「向西方學習」的確是清季以來中國士人的共識。在西人的引導之下，中國士人且逐漸認識到，西方之所以強大，並非隻是靠其科技和工藝，在器物之後尚有更重要的觀念和製度。而中國人一旦接受這樣一種西方思維，其所尋求的改變就隻有遵循一個向西走的方向，也就隻能是在傳統之外變（插nge beyond the tradition）了。
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人對中國傳統從全麵肯定到全麵否定的都有，對西方思想主張全麵引進或部分借鑑的也都有，唯獨沒有全麵反對的。他們之間的差距不過在到底接受多少西方思想。錢穆曾觀察到，近現代中國人不論是信仰還是反對孫中山的，都是比附或援據西洋思想來信仰或反對。[9]我們或可說，20世紀中國知識人不論是維護還是反對中國傳統，基本都是以西方觀念為思想武器的。假如我們可以把馬恩話中的「資產階級」換為「西方」的話，從魯迅寫前引一詩之時起，雖然「商品的低廉價格」尚在長城之外徘徊，可以說西方已用其他的方式迫使中國人在文化上按照西方的麵貌來改變中國的世界。
失敗之餘，中國文化思想界就成了外來觀念的天下，給他人作了戰場。我們如果細查當時知識人提出的各種救國救文化的路徑，大多與西方有關。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風行競爭的各種思想體係，即各種「主義」，就極少有不是西來者。[10]中國政治思想言說（discourse）中最具標幟性的關鍵詞語（keywords）如「平等」「民主（民治）」「科學」「自由」等，也幾乎無一不來自西方。從民初的「問題與主義」論戰，到20年代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再到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在在均是西與西戰。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西向知識人攻擊傳統最多的，不外小腳、小老婆、鴉片和人力車。其中後兩樣便是西人帶來的。鴉片是不用說了。人力車雖不是純西洋貨，本由日本人創造。但其流入中國，卻是由先在日本的西方傳教士帶到中國來的。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裏的西洋人。舶來品竟然成了中國傳統——即使是壞傳統——的象徵，最能體現此時西潮已漸成「中國」之一部。而西向知識人把舶來品當作自己的傳統來批判，其實也是受西人的影響。蓋鴉片和人力車曾被晚一點來華的西人視為中國的特徵，並成為西方之「中國形象」的一個負麵組成部分，在轉了數圈之後又由閱讀西方書籍的中國知識人帶回來作攻擊傳統之用。近代中西膠著之複雜早已是「層纍堆積」且循環往復了好幾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