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6月）、《與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適文存》（本書所用《胡適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為上海亞東版，以下均作《胡適文存》加集、卷數）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頁。
[20] 然而在吳稚暉眼裏，胡適基本是個純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啓超還可能有事功方麵的貢獻。吳氏曾明確指出，國學書目一類事便「止許胡適之做，不許梁卓如做」。參見《吳稚暉先生來信》，《晨報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頁。
[21] 胡適留學之初，即「反觀國勢」，立誌要「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見胡適日記，1915年5月28日。
[22] 《談話錄》，第156頁。
[23] 如梁啓超也曾自謂其對於晚清思想界「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校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頁。
[24]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68頁；胡適日記，1915年2月20日；《談話錄》，第299頁。
[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三聯書店，1989，插頁。
[26] 《談話錄》，第96頁；《年譜長編》第9冊，第3398頁。
[27] 另一位曾開風氣者嚴復在去世前不久也說：「旦暮入地，睹茲世運，惟有傷心無窮而已。」嚴復：《與熊純如書》（1920年7月10日），王栻編《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第708頁。開拓者的遺憾，或也是共同的？
[28] 《胡適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雲誌《胡適年譜》（以下簡作《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頁。
[29] 朱自清：《動亂時代》（1946年7月），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3），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頁。
[30] 《胡適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以下簡作《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第72頁。
[31] 《談話錄》，第31頁。可參閱梁啓超自己的比較：「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89—90頁。
[32] 參見陳源為胡適的《整理國故與「打鬼」》寫的《西瀅跋語》（1927年3月），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頁。
[33] 魯迅：《故鄉》（1921年1月），《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485頁。
[34] 出自1927年2月26日胡適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該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書中，pp.5-12.
[35] 胡適：《嚐試篇》（1917年），《嚐試集》，《胡適全集》（10），第48頁。
[36]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62頁。
第二章 語境：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
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以一個沒有什麽身世憑藉的二十多歲的青年，回國兩年間，即「暴得大名」，一舉成為士林之首，真是中國近代史上絕無僅有之事。這個極有意思的事例，幾十年來吸引了無數學者。有人或以為，那一定是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其實，那時候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極大的幾位人物如嚴復、康有為、章炳麟、梁啓超等均還健在，其中年齡最小而影響最大的梁啓超不過四十多歲，決不可說是時無英雄。但是，正如餘英時師指出的，「以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進入『功成身退』的階段，不再活躍在第一線了。」故此，餘先生以為，胡適的「暴得大名」，就是因為「中國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1]
胡適自己在回國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寫了一篇《歸國雜感》，以上海大舞台為「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撐場麵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換言之，這麽多年中國並沒有造出什麽「新角色」。[2]但是，1918年前的一二十年是中國變化最大的一段時間：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層出不窮，正是典型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麵；思想界其實也是新人輩出，但新人中確實沒有能像梁啓超那樣一呼百應的時代人物。特別是民國建立之後的那幾年，可以說政治變化的高潮恰伴隨著思想變化的低潮。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政治走到文化前頭去了」。這樣一種政治發展與思想發展的時段錯位，應該引起學人的進一步重視。新人輩出而又不能一呼百應，提示著一種存在問題又尚未解答的時代需要。
過去歐陽竟無讀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後得沈曾植指點，尋找俱舍前後左右之書讀之，三月乃燦然明俱舍之意。蒙文通曾以此為例，強調讀書當「自前後左右之書比較研讀，則異同自見，大義頓顯」。[3]西人近些年也提倡這種讀書方法，且發展出各種係統的理論，專講文本（text）和語境（context）的互動關係。[4]前後左右之書即在一定程度上構成語境；語境一明，文本的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廣義地看，胡適的一生也可視為一文本。要了解胡適，必須將其放入其時代語境之中參照考察。而且，隻有弄明白胡適得名之前中國思想界處於何種狀態，才能了解胡適何以能一舉成為士林之首。故我們要觀察和理解胡適及其時代，又不可不先對產生那些「二十年前的舊角色」的語境認真檢討。
[20] 然而在吳稚暉眼裏，胡適基本是個純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啓超還可能有事功方麵的貢獻。吳氏曾明確指出，國學書目一類事便「止許胡適之做，不許梁卓如做」。參見《吳稚暉先生來信》，《晨報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頁。
[21] 胡適留學之初，即「反觀國勢」，立誌要「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見胡適日記，1915年5月28日。
[22] 《談話錄》，第156頁。
[23] 如梁啓超也曾自謂其對於晚清思想界「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校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頁。
[24]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68頁；胡適日記，1915年2月20日；《談話錄》，第299頁。
[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三聯書店，1989，插頁。
[26] 《談話錄》，第96頁；《年譜長編》第9冊，第3398頁。
[27] 另一位曾開風氣者嚴復在去世前不久也說：「旦暮入地，睹茲世運，惟有傷心無窮而已。」嚴復：《與熊純如書》（1920年7月10日），王栻編《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第708頁。開拓者的遺憾，或也是共同的？
[28] 《胡適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雲誌《胡適年譜》（以下簡作《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頁。
[29] 朱自清：《動亂時代》（1946年7月），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3），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頁。
[30] 《胡適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以下簡作《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第72頁。
[31] 《談話錄》，第31頁。可參閱梁啓超自己的比較：「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89—90頁。
[32] 參見陳源為胡適的《整理國故與「打鬼」》寫的《西瀅跋語》（1927年3月），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頁。
[33] 魯迅：《故鄉》（1921年1月），《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485頁。
[34] 出自1927年2月26日胡適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由peking leader社刊在該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一書中，pp.5-12.
[35] 胡適：《嚐試篇》（1917年），《嚐試集》，《胡適全集》（10），第48頁。
[36]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62頁。
第二章 語境：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
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以一個沒有什麽身世憑藉的二十多歲的青年，回國兩年間，即「暴得大名」，一舉成為士林之首，真是中國近代史上絕無僅有之事。這個極有意思的事例，幾十年來吸引了無數學者。有人或以為，那一定是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其實，那時候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極大的幾位人物如嚴復、康有為、章炳麟、梁啓超等均還健在，其中年齡最小而影響最大的梁啓超不過四十多歲，決不可說是時無英雄。但是，正如餘英時師指出的，「以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進入『功成身退』的階段，不再活躍在第一線了。」故此，餘先生以為，胡適的「暴得大名」，就是因為「中國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1]
胡適自己在回國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寫了一篇《歸國雜感》，以上海大舞台為「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撐場麵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換言之，這麽多年中國並沒有造出什麽「新角色」。[2]但是，1918年前的一二十年是中國變化最大的一段時間：政治舞台上的新角色層出不窮，正是典型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麵；思想界其實也是新人輩出，但新人中確實沒有能像梁啓超那樣一呼百應的時代人物。特別是民國建立之後的那幾年，可以說政治變化的高潮恰伴隨著思想變化的低潮。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政治走到文化前頭去了」。這樣一種政治發展與思想發展的時段錯位，應該引起學人的進一步重視。新人輩出而又不能一呼百應，提示著一種存在問題又尚未解答的時代需要。
過去歐陽竟無讀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後得沈曾植指點，尋找俱舍前後左右之書讀之，三月乃燦然明俱舍之意。蒙文通曾以此為例，強調讀書當「自前後左右之書比較研讀，則異同自見，大義頓顯」。[3]西人近些年也提倡這種讀書方法，且發展出各種係統的理論，專講文本（text）和語境（context）的互動關係。[4]前後左右之書即在一定程度上構成語境；語境一明，文本的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廣義地看，胡適的一生也可視為一文本。要了解胡適，必須將其放入其時代語境之中參照考察。而且，隻有弄明白胡適得名之前中國思想界處於何種狀態，才能了解胡適何以能一舉成為士林之首。故我們要觀察和理解胡適及其時代，又不可不先對產生那些「二十年前的舊角色」的語境認真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