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時，國內旅行社還不斷發郵件給我，熱情地介紹安排，我說，不需要太多的參觀，我們主要想坐在沙灘上、池邊多聊聊天。有一首歌唱到：「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不能幫媽媽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圖兒女為家作多大貢獻，隻圖個團團圓圓，聊聊家常。」結果，8日圓滿結束對伊朗的訪問，我們剛把胡副主席送上飛機，就接到紀平的電話，說我母親上午10時左右，從菜市場出來，提著兩小包菜，被汽車撞成重傷，孫總已前往昆明組織搶救。由於相隔千萬裏，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飛機要多次中轉才能回來，在巴林轉機要呆6.5小時，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飛機又延誤兩個小時，到曼穀時又再晚了10分鍾，沒有及時趕上回昆明的飛機，直到深夜才趕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媽媽不行了，她的頭部全部給撞壞了，當時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藥物和機器維持，之所以在電話上不告訴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見媽媽一聲不響地安詳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勞、煩心，好像她一生也沒有這麽休息過。
我真後悔沒有在伊朗給母親一個電話。7日胡副主席接見我們8個隨行的企業負責人，我匯報了兩三分鍾，說到我是華為公司的時候，胡副主席伸出4個指頭，說4個公司之一。我本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說中央首長還知道我們華為。但我沒有打，因為以前不管我在國內、國外給我母親電話時，她都嘮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你這麽年紀輕輕就這麽多病」，「非非，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壞得更快呢，你心髒又不好」。我想伊朗條件這麽差，我一打電話，媽媽又嘮叨，反正過不了幾天就見麵了，就沒有打。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於時差，我隻能在中國時間8日上午一早打，告訴她這個喜訊，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兩分鍾出門，也許就躲過了這場災難。這種悔恨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這次去昆明給媽媽說了11月份我隨吳邦國副總理訪問非洲時，吳邦國副總理在科威特與我談了半小時話的內容。首長說了這次我隨訪是他親自點的名，目的有三個：1.鼓勵和肯定華為，並讓隨行的各部部長也正麵的認識和了解華為；2.了解一下我們公司的運行與管理機製，看看對別的企業有無幫助；3.看看政府對我們開拓國際市場是否能給予一些幫助。媽媽聽了十分高興，說：「政府信任就好，隻要企業幹得好，其他都會隨時間的證實而過去的。」最近這兩年，網上、媒體中對華為有一些內容，也是毀譽參半，媽媽是經過「文革」痛苦煎熬的，對譽不感興趣，對一些不了解我們真實情況的文章卻十分憂心。我說了，我們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會，主要是對政府負責，對企業的有效運行負責。我們今年要交稅20多億，明年（2001年）要交40多億的稅。各級政府對我們都信任。我們不能在媒體上去辯論，這樣會引起爭論，國家紙太貴，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爭論太浪費。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去幹擾國家的宣傳重點，我們也承擔不了這麽大責任。他們主要是不了解，我們也沒有介紹，了解就好了。媽媽舒了一口氣，理解我的沉默。也許她能安息。
我看了媽媽最後一眼後，媽媽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吃後，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不是飲料有什麽問題，而是這麽長時間的運輸，多次的批發，小攤又無保鮮設備，老人抵抗力又差。這次媽媽反過來要陪我去郊區七彩雲南轉轉，散散步，回來的路上要在路邊買些果園摘下來的梨子，她不讓我下車，後來我問妹夫為什麽不讓我下車，他說媽媽怕你大手大腳、不講價。4元一公斤的梨子買了一大包。父、母一生勤儉，而且不斷以身作則來教育我，讓我不要大手大腳。其實我一生都是非常節儉的，她隻不過用過去過過的苦日子作坐標來度量。
歷史回顧
爸爸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爸爸是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的，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紮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麽位卑言微。
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由於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於爸爸的執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於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時日，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作會計員。由於戰爭的進逼，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後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餘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進步書籍，又組織一個「七·七」讀書會，後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粉碎「四人幫」後，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
回到昆明，就知道媽媽不行了，她的頭部全部給撞壞了，當時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藥物和機器維持，之所以在電話上不告訴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見媽媽一聲不響地安詳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勞、煩心，好像她一生也沒有這麽休息過。
我真後悔沒有在伊朗給母親一個電話。7日胡副主席接見我們8個隨行的企業負責人，我匯報了兩三分鍾，說到我是華為公司的時候，胡副主席伸出4個指頭，說4個公司之一。我本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媽媽，說中央首長還知道我們華為。但我沒有打，因為以前不管我在國內、國外給我母親電話時，她都嘮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你這麽年紀輕輕就這麽多病」，「非非，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壞得更快呢，你心髒又不好」。我想伊朗條件這麽差，我一打電話，媽媽又嘮叨，反正過不了幾天就見麵了，就沒有打。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於時差，我隻能在中國時間8日上午一早打，告訴她這個喜訊，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兩分鍾出門，也許就躲過了這場災難。這種悔恨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這次去昆明給媽媽說了11月份我隨吳邦國副總理訪問非洲時，吳邦國副總理在科威特與我談了半小時話的內容。首長說了這次我隨訪是他親自點的名，目的有三個：1.鼓勵和肯定華為，並讓隨行的各部部長也正麵的認識和了解華為；2.了解一下我們公司的運行與管理機製，看看對別的企業有無幫助；3.看看政府對我們開拓國際市場是否能給予一些幫助。媽媽聽了十分高興，說：「政府信任就好，隻要企業幹得好，其他都會隨時間的證實而過去的。」最近這兩年，網上、媒體中對華為有一些內容，也是毀譽參半，媽媽是經過「文革」痛苦煎熬的，對譽不感興趣，對一些不了解我們真實情況的文章卻十分憂心。我說了，我們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會，主要是對政府負責，對企業的有效運行負責。我們今年要交稅20多億，明年（2001年）要交40多億的稅。各級政府對我們都信任。我們不能在媒體上去辯論，這樣會引起爭論，國家紙太貴，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爭論太浪費。為我們這樣一個小公司，去幹擾國家的宣傳重點，我們也承擔不了這麽大責任。他們主要是不了解，我們也沒有介紹，了解就好了。媽媽舒了一口氣，理解我的沉默。也許她能安息。
我看了媽媽最後一眼後，媽媽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吃後，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不是飲料有什麽問題，而是這麽長時間的運輸，多次的批發，小攤又無保鮮設備，老人抵抗力又差。這次媽媽反過來要陪我去郊區七彩雲南轉轉，散散步，回來的路上要在路邊買些果園摘下來的梨子，她不讓我下車，後來我問妹夫為什麽不讓我下車，他說媽媽怕你大手大腳、不講價。4元一公斤的梨子買了一大包。父、母一生勤儉，而且不斷以身作則來教育我，讓我不要大手大腳。其實我一生都是非常節儉的，她隻不過用過去過過的苦日子作坐標來度量。
歷史回顧
爸爸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爸爸是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的，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紮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麽位卑言微。
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由於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於爸爸的執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於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時日，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作會計員。由於戰爭的進逼，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後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餘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進步書籍，又組織一個「七·七」讀書會，後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粉碎「四人幫」後，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