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二八抗戰前，按照何煒的記憶，因為許多軍校教官和中高級軍官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留學生，而且當時總管部隊訓練工作的訓練總監部中也有相當數量的日本軍校留學生。
所以國內軍隊使用的步兵操典幾乎都是日本步兵操典的翻譯版，而騎兵，炮兵，工兵，通信兵乃至於輜重兵所使用的的操典，也都是訓練總監部翻譯的日本操典。
隨著德國顧問的進入，國內也開始翻譯德國步兵操典，中央軍部隊逐漸向德國戰術靠攏，由此還引發了一係列矛盾和鬧劇。
在德國顧問進入中國後，首當其衝的任職單位就是中央軍校，也就是搬遷後的黃埔軍校，進入軍校後，為了實行德國教育，第一步就是要改用德國的操典來進行教育，
當時的德國操典共分五部：第一部為步兵戰鬥原則；第二部自單人教練至連教練；第三部為重機關槍操典；第四部為迫擊炮操典；第五部為步兵營團教練。
當時隻將這五部德國操典中的第二、第五這兩部翻譯出來，簡稱“二五操典”。於1932年頒布，定名為《德譯步兵操典草案》，在中央軍校和教導總隊施行。
然而，這一德國操典的推廣並不順利，很快就搞出了亂子，首先是操典在推廣使用後，就遭到了主管訓練的訓練總監部以及陸軍步兵學校的反對（陸軍步兵學校簡稱步校，屬於南京政府軍校體係內的專科軍校，主要業務是培訓現職軍官），理由也很簡單，那就是德國味兒太重，不符合中國實際。
反對者們舉出的一個理由就是按照操典內的編製，一個步兵連編製有十五個班，每個班都配備一挺輕機槍，那麽一個步兵連配備的輕機槍就是十五挺，一個步兵連要十五挺，那一個營三個連就至少四十五挺，一個團三個營就是一百三十五挺起步，當時一挺進口的捷克zb26輕機槍就要一千大洋！
於當時的中國而言，未免太不現實，以當時的國力，要完成這樣龐大的編製裝備屬實是力有未逮。
還有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就是二五操典的翻譯質量實在堪憂，鬧出了不少笑話，真正德國原本之二五冊操典，其內容與在中國的德國顧向所稱之內容差別甚大，誤錯極多。
其最顯明之點，乃顧問所稱文本中有:軍人行列正步時，雙手均固定附著於兩腿而不準播動，此種姿態為世界各國軍人所未有者，令人哭笑不得。
與反對者相比，二五操典的支持者更為強勢，中央軍校就是德國操典的狂熱支持者，而最高領袖常凱申，也願意為二五操典背書，一時間爭執不斷，最後的結果還是反對者占了上風。
這套二五操典印發各部隊研究，不作正式頒行，不作為部隊的製式教材，但部隊的戰術也必須要革新，最終決定，另起爐灶，幹脆自己編操典，因此經報主管部門核準在步兵學校內成立操典研究委員會，由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中央軍校、步兵總監、德國顧問等組成，由陸軍步兵學校籌備處長王俊中將為召集人，進行辯論研究，經過編纂，最終推出了中國第一部自己起草的步兵操典。
該步兵操典吸納了最新式的散兵群戰術，並依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修改與調整，將輕機槍下到步兵班的同時，確定了新的步兵連隊為九班製。
在步兵操典的綱領精神部分中，特別說明了中國建軍目的是為了貫徹三民主義，還把何煒的那位校長，同時也是最高領袖微操大師常凱申所倡導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軍紀及“三信心”（信仰長官、信任部下、自信為效忠黨國的革命軍人）等精神信條寫入了操典之內。
至1933年，為了提高全國軍官的戰術水平，微操大師在廬山開設軍官戰術訓練班，步兵學校遂將新操典呈於微操大師，微操大師見之大喜，立刻下令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中使用，於是這本經多年編纂前成之步兵操典，經1933年至1935年廬山軍官訓練團戰術與實兵指揮教育實施，都認為成績良好，適合於中國之需要。
因此，中國步兵操典第一部於1935年8月4日由國民政府正式頒布實施，曆史上在八年抗戰中全國軍事學校教育部隊訓練，均以此部操典為依據，而何煒於1934年考入南京的中央軍校後，所學的就是這本操典。
前世那部著名的抗戰影片血戰台兒莊中，有這樣一段經典橋段：時任國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常凱申為整肅軍紀，在河南開封召開一、五戰區高將領軍事會議，在會議上，
常公發問道：“今天，參加軍事會議的，有誰帶了這本小冊子，《步兵操典》？
與會眾人皆沉默不語。
唯有湯恩伯起身回答：“委員長，學生恩伯帶了。”
常公則麵帶不滿的對眾人訓話道：“曉得嘛，日本部隊，不僅軍官，就連士兵，他們都隨身攜帶這本小冊子，實時學習，處處規範行動……”
這一橋段中的步兵操典，也還是這本步兵操典，此事也的確真實存在。
曆史上，常凱申曾經集合第一、第五2個戰區團長以上官長開抗戰檢討會，發現在場的眾多官長中，帶步兵操典的隻有兩位；帶指揮綱要的，竟沒有一人。
微操大師見此，嚴厲指出：“像這樣統兵作戰所必須的基本書籍，大家都不隨身攜帶，隨時研究運用，還憑什麽來作戰，還憑什麽來抵抗擁有新式武器的敵人？！各位要知道，我們這幾個月戰場上的挫失，並不是倭寇的軍隊怎麽多，實力怎麽強，也不是我們一般下級官兵不勇敢，不犧牲，而是由於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在平時既缺乏研究，沒有實學長技拿來教育部下，到了戰時，對於一切戰術戰略，又不能根據基本的典範綱領和戰陣實際情況隨時隨地研究改進，以致指揮失當，雖有很多部隊，也不能發生相當效力，所以要被敵人打敗！”
據聞會議第一天散會後，為應第二天再查驗，官長們急忙派人四處尋找《步兵操典草案》，一時洛陽紙貴，得書者來個秉燭夜讀，無書者則輾轉反側，成為茶餘飯後之笑談。
所以國內軍隊使用的步兵操典幾乎都是日本步兵操典的翻譯版，而騎兵，炮兵，工兵，通信兵乃至於輜重兵所使用的的操典，也都是訓練總監部翻譯的日本操典。
隨著德國顧問的進入，國內也開始翻譯德國步兵操典，中央軍部隊逐漸向德國戰術靠攏，由此還引發了一係列矛盾和鬧劇。
在德國顧問進入中國後，首當其衝的任職單位就是中央軍校，也就是搬遷後的黃埔軍校，進入軍校後，為了實行德國教育，第一步就是要改用德國的操典來進行教育，
當時的德國操典共分五部：第一部為步兵戰鬥原則；第二部自單人教練至連教練；第三部為重機關槍操典；第四部為迫擊炮操典；第五部為步兵營團教練。
當時隻將這五部德國操典中的第二、第五這兩部翻譯出來，簡稱“二五操典”。於1932年頒布，定名為《德譯步兵操典草案》，在中央軍校和教導總隊施行。
然而，這一德國操典的推廣並不順利，很快就搞出了亂子，首先是操典在推廣使用後，就遭到了主管訓練的訓練總監部以及陸軍步兵學校的反對（陸軍步兵學校簡稱步校，屬於南京政府軍校體係內的專科軍校，主要業務是培訓現職軍官），理由也很簡單，那就是德國味兒太重，不符合中國實際。
反對者們舉出的一個理由就是按照操典內的編製，一個步兵連編製有十五個班，每個班都配備一挺輕機槍，那麽一個步兵連配備的輕機槍就是十五挺，一個步兵連要十五挺，那一個營三個連就至少四十五挺，一個團三個營就是一百三十五挺起步，當時一挺進口的捷克zb26輕機槍就要一千大洋！
於當時的中國而言，未免太不現實，以當時的國力，要完成這樣龐大的編製裝備屬實是力有未逮。
還有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就是二五操典的翻譯質量實在堪憂，鬧出了不少笑話，真正德國原本之二五冊操典，其內容與在中國的德國顧向所稱之內容差別甚大，誤錯極多。
其最顯明之點，乃顧問所稱文本中有:軍人行列正步時，雙手均固定附著於兩腿而不準播動，此種姿態為世界各國軍人所未有者，令人哭笑不得。
與反對者相比，二五操典的支持者更為強勢，中央軍校就是德國操典的狂熱支持者，而最高領袖常凱申，也願意為二五操典背書，一時間爭執不斷，最後的結果還是反對者占了上風。
這套二五操典印發各部隊研究，不作正式頒行，不作為部隊的製式教材，但部隊的戰術也必須要革新，最終決定，另起爐灶，幹脆自己編操典，因此經報主管部門核準在步兵學校內成立操典研究委員會，由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中央軍校、步兵總監、德國顧問等組成，由陸軍步兵學校籌備處長王俊中將為召集人，進行辯論研究，經過編纂，最終推出了中國第一部自己起草的步兵操典。
該步兵操典吸納了最新式的散兵群戰術，並依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了修改與調整，將輕機槍下到步兵班的同時，確定了新的步兵連隊為九班製。
在步兵操典的綱領精神部分中，特別說明了中國建軍目的是為了貫徹三民主義，還把何煒的那位校長，同時也是最高領袖微操大師常凱申所倡導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軍紀及“三信心”（信仰長官、信任部下、自信為效忠黨國的革命軍人）等精神信條寫入了操典之內。
至1933年，為了提高全國軍官的戰術水平，微操大師在廬山開設軍官戰術訓練班，步兵學校遂將新操典呈於微操大師，微操大師見之大喜，立刻下令在廬山軍官訓練團中使用，於是這本經多年編纂前成之步兵操典，經1933年至1935年廬山軍官訓練團戰術與實兵指揮教育實施，都認為成績良好，適合於中國之需要。
因此，中國步兵操典第一部於1935年8月4日由國民政府正式頒布實施，曆史上在八年抗戰中全國軍事學校教育部隊訓練，均以此部操典為依據，而何煒於1934年考入南京的中央軍校後，所學的就是這本操典。
前世那部著名的抗戰影片血戰台兒莊中，有這樣一段經典橋段：時任國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常凱申為整肅軍紀，在河南開封召開一、五戰區高將領軍事會議，在會議上，
常公發問道：“今天，參加軍事會議的，有誰帶了這本小冊子，《步兵操典》？
與會眾人皆沉默不語。
唯有湯恩伯起身回答：“委員長，學生恩伯帶了。”
常公則麵帶不滿的對眾人訓話道：“曉得嘛，日本部隊，不僅軍官，就連士兵，他們都隨身攜帶這本小冊子，實時學習，處處規範行動……”
這一橋段中的步兵操典，也還是這本步兵操典，此事也的確真實存在。
曆史上，常凱申曾經集合第一、第五2個戰區團長以上官長開抗戰檢討會，發現在場的眾多官長中，帶步兵操典的隻有兩位；帶指揮綱要的，竟沒有一人。
微操大師見此，嚴厲指出：“像這樣統兵作戰所必須的基本書籍，大家都不隨身攜帶，隨時研究運用，還憑什麽來作戰，還憑什麽來抵抗擁有新式武器的敵人？！各位要知道，我們這幾個月戰場上的挫失，並不是倭寇的軍隊怎麽多，實力怎麽強，也不是我們一般下級官兵不勇敢，不犧牲，而是由於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在平時既缺乏研究，沒有實學長技拿來教育部下，到了戰時，對於一切戰術戰略，又不能根據基本的典範綱領和戰陣實際情況隨時隨地研究改進，以致指揮失當，雖有很多部隊，也不能發生相當效力，所以要被敵人打敗！”
據聞會議第一天散會後，為應第二天再查驗，官長們急忙派人四處尋找《步兵操典草案》，一時洛陽紙貴，得書者來個秉燭夜讀，無書者則輾轉反側，成為茶餘飯後之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