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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詩詞漫話·杜甫心影錄 作者：黃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唐詩無諱
唐詩無諱
開元年間，玄宗在宮中行樂，對高力士說：「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於是命李白入宮賦詩。當時李白已在寧王處喝得爛醉，到了那裏，「取筆抒思，略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峙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孟棨《本事詩》）。這就是現在所見的《宮中行樂詞八首》。代宗大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作了《洞房》等八首詩。這些詩，各自獨立成篇，但前後照應，意實相關。雖然這兩組詩的寫作背景不同（李詩作於開元全盛之時，杜詩作於安史叛亂之後），宗旨不同（李詩是行樂之詞，杜詩是反思之作），但由於它們體裁相同（均為五律），篇目相同（均為八首），所寫內容相同（均為開元宮中情事），因此常被後人相提並論。
有趣的是：李白為取悅玄宗，以清詞麗句極力描寫當時行樂盛況，但後人卻偏說這組詩得《國風》諷諫之體，譏刺玄宗好色而不好德，不聽雅樂而聽鄭聲，希望他能停止宴遊，關心政事，與民同樂。而杜甫這幾首詩，寫玄宗沉湎聲色，狎近倡優，鬥雞舞馬，以此作樂；即使在危機四伏、朝野不安之時，仍沉迷不悟，自以為江山可以永保，歡樂可以常在；直到叛軍攻破洛陽，兵臨潼關，方才如從夢中醒來，心生憂愁。「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洛陽》）。一個「初」字，將玄宗的昏聵、荒淫，極為深刻地表現出來。詩人通過追憶長安的往事、玄宗的淫樂，寓諷刺之意，以見荒樂為喪敗之源，淫蕩為禍亂之本，有故國黍離之思、物是人非之感，並告誡朝中君臣，正視前車之鑑，以圖善後之策。而後來偏有人說這些詩「固無譏刺之意，以為是非具在國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議。至受恩先帝，沒齒不忘，深思慨慕，則時有之」（《杜詩詳註》引黃生語）。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宿昔》）。這首詩前四句寫玄宗遊幸，後四句專寫淫蕩之事。楊貴妃曾為女道士，故詩中王母即指楊妃；日將落而王母依然留在身邊，正是寫楊妃的專寵。少兒為漢武帝衛皇後的姐姐，早先與人私通，生霍去病，詩中用以指楊妃姐姐秦國、虢國夫人；少兒憑倚在微風之中，正以喻楊妃姊妹的得幸。當初玄宗與楊妃姊妹在宮中恣意淫樂，外界誰能知道？即使略有所聞，又有誰敢傳說？清人吳喬說「子美隻《宿昔》一篇，壓倒太白《清平調詞》《宮中行樂詞》諸詩」（《圍爐詩話》）。單就情思旖旎、文詞俊逸而言，這首詩實不能與《清平調》相比，其長處全在揭露的大膽、諷刺的辛辣。雖然玄宗己經去世，但作為一個君王，其「神聖賢明」還是不容臣民置疑的。像這樣將前朝君王的荒淫，毫無顧忌、毫不掩飾地表現在詩中，在過去是罕見的，在後世更難做到。
這樣的詩能在杜甫筆下出現，並非偶然。在唐代，因言語觸犯君王、從而得罪的人不少，但因文字惹禍的似乎還沒有。中唐劉禹錫因參與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革新運動，被貶為朗州司馬，十年後方才應召入京。當時正是春天，劉禹錫作了一首《戲贈看花諸君子》詩：「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詩中以千樹桃花，比喻十年來由於趨炎附勢而官運亨通的朝中新貴。當時有些嫉妒劉禹錫聲名的人，將此事告訴執政，大肆中傷，但結果也隻是以出為連州刺史了事，並未辦罪。唐太宗的雄才大度，帶來了唐王朝前期空前的強盛繁榮；而國家的強盛繁榮，又使唐王朝能有恢宏的氣度，對外吸收各種不同的文化，對內容納各種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亂後，王朝雖已開始衰敗，但此風幸而猶在。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容齋續筆》）這在杜甫詩中表現得格外突出。肅宗幹元二年（759）春，杜甫為慶賀唐朝軍隊收復長安，作《洗兵馬》，在抒寫收京喜悅的同時，直指當時扈從諸臣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攀龍附鳳，竊踞高位。肅宗在返京之後，理應勵精圖治，建中興之業，卻重用李輔國，專寵張良娣，聽任二人幹預朝政，敗壞紀綱，致使叛軍未能及時殲滅，留下無窮後患。對此，詩人也在詩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李輔國）壞紀綱，張後不樂上為忙。」（《憶昔二首》其一）最後一句，竟將當今皇帝怕老婆的隱私，也明明白白地點了出來。這種大不敬的言語，對後世作家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秦始皇在焚書坑儒的同時，又定誹謗妖言之罪。但秦王朝壽命極短，沒等到大興文字獄，就已滅亡了。漢宣帝時，楊惲因過免為平民，居家大治產業，接待賓客。友人孫會宗作書勸誡，楊惲在答書中有怨懟之詞，並作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以喻朝廷荒亂，自己雖盡忠效節，反被棄逐。宣帝看了，十分惱火，以大逆不道之罪，將楊惲腰斬了。這大概要算是中國最早的文字獄了。不過宣帝殺楊惲之時，尚無因文字起獄的想法。有意識地通過文字羅織罪名，似乎始於北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春，罷呂夷簡、夏竦，進用杜衍、範仲淹、韓琦諸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贊道：「舉擢俊良，掃除妖魃。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即指夏竦。其師孫復一見此詩，即道：「子禍始於此矣。」後夏竦借事誣其詐死，投降契丹，請開棺驗屍，賴杜衍等人力保始罷。但累及妻子，二十年後才得昭雪。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以不滿新法，作詩「譏訕朝政」，被捕入獄，險遭不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台詩案」。另外像餘靖因作蕃語詩被貶，蔡確由《車蓋亭詩》得禍，王觀以賦《清平樂》落職，均以文字獲罪，載之史冊，班班可考。到明、清以後，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統治者氣量的日益狹小，文字獄也愈演愈烈了。
唐詩無諱
開元年間，玄宗在宮中行樂，對高力士說：「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於是命李白入宮賦詩。當時李白已在寧王處喝得爛醉，到了那裏，「取筆抒思，略不停輟，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峙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孟棨《本事詩》）。這就是現在所見的《宮中行樂詞八首》。代宗大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作了《洞房》等八首詩。這些詩，各自獨立成篇，但前後照應，意實相關。雖然這兩組詩的寫作背景不同（李詩作於開元全盛之時，杜詩作於安史叛亂之後），宗旨不同（李詩是行樂之詞，杜詩是反思之作），但由於它們體裁相同（均為五律），篇目相同（均為八首），所寫內容相同（均為開元宮中情事），因此常被後人相提並論。
有趣的是：李白為取悅玄宗，以清詞麗句極力描寫當時行樂盛況，但後人卻偏說這組詩得《國風》諷諫之體，譏刺玄宗好色而不好德，不聽雅樂而聽鄭聲，希望他能停止宴遊，關心政事，與民同樂。而杜甫這幾首詩，寫玄宗沉湎聲色，狎近倡優，鬥雞舞馬，以此作樂；即使在危機四伏、朝野不安之時，仍沉迷不悟，自以為江山可以永保，歡樂可以常在；直到叛軍攻破洛陽，兵臨潼關，方才如從夢中醒來，心生憂愁。「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洛陽》）。一個「初」字，將玄宗的昏聵、荒淫，極為深刻地表現出來。詩人通過追憶長安的往事、玄宗的淫樂，寓諷刺之意，以見荒樂為喪敗之源，淫蕩為禍亂之本，有故國黍離之思、物是人非之感，並告誡朝中君臣，正視前車之鑑，以圖善後之策。而後來偏有人說這些詩「固無譏刺之意，以為是非具在國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議。至受恩先帝，沒齒不忘，深思慨慕，則時有之」（《杜詩詳註》引黃生語）。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宿昔》）。這首詩前四句寫玄宗遊幸，後四句專寫淫蕩之事。楊貴妃曾為女道士，故詩中王母即指楊妃；日將落而王母依然留在身邊，正是寫楊妃的專寵。少兒為漢武帝衛皇後的姐姐，早先與人私通，生霍去病，詩中用以指楊妃姐姐秦國、虢國夫人；少兒憑倚在微風之中，正以喻楊妃姊妹的得幸。當初玄宗與楊妃姊妹在宮中恣意淫樂，外界誰能知道？即使略有所聞，又有誰敢傳說？清人吳喬說「子美隻《宿昔》一篇，壓倒太白《清平調詞》《宮中行樂詞》諸詩」（《圍爐詩話》）。單就情思旖旎、文詞俊逸而言，這首詩實不能與《清平調》相比，其長處全在揭露的大膽、諷刺的辛辣。雖然玄宗己經去世，但作為一個君王，其「神聖賢明」還是不容臣民置疑的。像這樣將前朝君王的荒淫，毫無顧忌、毫不掩飾地表現在詩中，在過去是罕見的，在後世更難做到。
這樣的詩能在杜甫筆下出現，並非偶然。在唐代，因言語觸犯君王、從而得罪的人不少，但因文字惹禍的似乎還沒有。中唐劉禹錫因參與以王叔文為首的政治革新運動，被貶為朗州司馬，十年後方才應召入京。當時正是春天，劉禹錫作了一首《戲贈看花諸君子》詩：「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詩中以千樹桃花，比喻十年來由於趨炎附勢而官運亨通的朝中新貴。當時有些嫉妒劉禹錫聲名的人，將此事告訴執政，大肆中傷，但結果也隻是以出為連州刺史了事，並未辦罪。唐太宗的雄才大度，帶來了唐王朝前期空前的強盛繁榮；而國家的強盛繁榮，又使唐王朝能有恢宏的氣度，對外吸收各種不同的文化，對內容納各種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亂後，王朝雖已開始衰敗，但此風幸而猶在。洪邁說：「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容齋續筆》）這在杜甫詩中表現得格外突出。肅宗幹元二年（759）春，杜甫為慶賀唐朝軍隊收復長安，作《洗兵馬》，在抒寫收京喜悅的同時，直指當時扈從諸臣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攀龍附鳳，竊踞高位。肅宗在返京之後，理應勵精圖治，建中興之業，卻重用李輔國，專寵張良娣，聽任二人幹預朝政，敗壞紀綱，致使叛軍未能及時殲滅，留下無窮後患。對此，詩人也在詩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李輔國）壞紀綱，張後不樂上為忙。」（《憶昔二首》其一）最後一句，竟將當今皇帝怕老婆的隱私，也明明白白地點了出來。這種大不敬的言語，對後世作家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秦始皇在焚書坑儒的同時，又定誹謗妖言之罪。但秦王朝壽命極短，沒等到大興文字獄，就已滅亡了。漢宣帝時，楊惲因過免為平民，居家大治產業，接待賓客。友人孫會宗作書勸誡，楊惲在答書中有怨懟之詞，並作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以喻朝廷荒亂，自己雖盡忠效節，反被棄逐。宣帝看了，十分惱火，以大逆不道之罪，將楊惲腰斬了。這大概要算是中國最早的文字獄了。不過宣帝殺楊惲之時，尚無因文字起獄的想法。有意識地通過文字羅織罪名，似乎始於北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春，罷呂夷簡、夏竦，進用杜衍、範仲淹、韓琦諸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贊道：「舉擢俊良，掃除妖魃。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即指夏竦。其師孫復一見此詩，即道：「子禍始於此矣。」後夏竦借事誣其詐死，投降契丹，請開棺驗屍，賴杜衍等人力保始罷。但累及妻子，二十年後才得昭雪。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以不滿新法，作詩「譏訕朝政」，被捕入獄，險遭不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台詩案」。另外像餘靖因作蕃語詩被貶，蔡確由《車蓋亭詩》得禍，王觀以賦《清平樂》落職，均以文字獲罪，載之史冊，班班可考。到明、清以後，隨著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統治者氣量的日益狹小，文字獄也愈演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