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們都是在小雪芹出生之前就已經不在人世了的，所以關於他們對曹的影響，待下文再提，因為他還有一位現實生活中的老師。
在現實生活中，十二三歲的曹雪芹從師謝濟世，此人官居禦史，人稱謝禦史。他被雪芹的表兄福彭敦聘到平郡王府去教導小世子慶明，因此，雪芹也就有了跟從謝老師，聽他講學的機會。從謝先生學，首先是接受他為人品節德行的薰陶。剛正不阿，不畏強暴，勇揭私弊，敢於冒死堅持真理，不迷信偶像。他對天文地理，動植生物，善於觀察分析，富有科學精神，學識十分豐厚，不隻是書本文字的誇誇其談。
然而，過於剛正的人，是不受同僚歡迎的。謝禦史上書建議改進科舉製度，並多次進呈自己的論著，但是都沒有效果。於是，於1738年，自請外任。從此平郡王府裏也就少了一位良師，曹雪芹的從旁受益，自然也宣告結束了。
那麽，失掉了良師的親授，雪芹的「雜學」，當然也就更離不開各種社會的人群和各種書本了。
在雪芹從各處能借到書的地方找到的書裏麵，詩詞居首，再有就是史書，包括像司馬遷的《史記》，唐太宗主編的《晉書》等所謂「正史」，再有就是「野史」雜記、小說、劇本了。這些書，為雪芹展開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於雪芹而言，不但是學識的源泉，也是教養的爐冶，文化的甄陶。
特別是那些書中的「批點」對曹雪芹的影響更是不可估量。批點是中國獨創的文學形式，十分奇特。它可以說是一舉而有多重的意義：批者對他崇拜的一部名作表述他的讚美，闡釋其價值所在，並且藉此抒發自己的感想，包括政治的、哲學的、社會的見解，還有藝術審美的理論與賞析。他們對曹的最巨大的影響就在於金聖歎提出的「六才子論」。也就是說金把《離騷》、《莊子》、《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這六部古代尊貴的自敘詩、哲理散文、歷史傳記、詩聖杜甫的詩集、民間小說故事、劇本這些本來傳統地位極為懸殊的文學體裁與成果，大膽地「拉平」了，給了同等的高度評價！他的批點的感染力是如此之大，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於清代的一般念書識字的人都為之傾倒，忍不住拍案叫絕。
曹雪芹欣喜若狂地接受了他們的教育與指引。
然而，當年的曹雪芹是不可能像我們今日，自由自在地盡情享讀「六才子」的。
不要說野史閑書，就是比那高貴十倍的古代詩文名著，也都屬於「雜學」、「雜作」之列，一般私塾是不會教給學生的，更不會放任讓學生去看。據考察，在曹雪芹接受教育的十年，本應是八股製藝風氣濃厚，通儒多講正經學問，兼擅詩賦文學的時代，可是從雍正開始，直到幹隆十年（1723-1745），忽又變為專重八股，其餘一概被貶斥了。因而，曹雪芹的「雜學」，都是他冒著風險、犯著眾怒而自己求索以得的。這樣的不守「學規」，還會引起家長和至親長輩對他的氣惱和憤怒，把他當作不求上進的不肖子弟，甚至被當作「下流敗類」。
這些在《紅樓夢》中，曹雪芹也進行了相應的描寫：
「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隻在外頭鬼混，卻又癡癡的。茗煙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想右想，皆是寶玉玩煩了的，隻有這件，寶玉不曾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玉一看，如行珍寶。茗煙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著走呢。」寶玉那裏肯不拿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麵書房內。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摘自《紅樓夢》第二十三回）
清代有一個規矩，就是諸皇子從六歲（實為五歲）就得「就傅」，從師就學，其他宗室「覺羅」是八歲須入宗學（官學）。而內務府包衣人的子弟則是十三歲以上的優秀生，方能選入景山官學或鹹安官學。於是曹雪芹長到十三歲的時候，其家境開始好轉，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聰慧過人的少年雪芹，自然也就被挑入官學。官學的供給相當優越，家長們都巴不得子弟能夠進去。
官學裏分為兩種課程：一是漢文功課，老師稱為教習；一是滿文功課，老師叫做「諳達」——據說是蒙古語，意思是「夥伴」。但那時教滿文滿語，逐步流為形式了，並不認真去教去學，僅僅是「應景」而已，因此諳達更主要的任務是教授騎射等武事方麵的基本功夫。
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決定了曹雪芹不可能像祖父那時代的人一樣去接觸無數的才子詩文家，同時，對於比他生時稍晚才興起的「幹嘉學派」的那種學術研究他更是了無緣分，因為不但年代是不相及的，而且那學派與八旗人的學問之道本來就是分途兩樣的。
作為一名學生，「四書」是必修的基本課，必須熟讀成誦才行——有的人甚至連「硃批」也能一齊背下來！這種訓練對於曹雪芹來說自然也是不能免除或避開的。在後來他寫的《紅樓夢》一書中對此表示了真實的想法，他認為：除了「四書」，古書都該燒掉，但他卻敢說：除「明明德」這句話外，世上根本無「書」可言！
在現實生活中，十二三歲的曹雪芹從師謝濟世，此人官居禦史，人稱謝禦史。他被雪芹的表兄福彭敦聘到平郡王府去教導小世子慶明，因此，雪芹也就有了跟從謝老師，聽他講學的機會。從謝先生學，首先是接受他為人品節德行的薰陶。剛正不阿，不畏強暴，勇揭私弊，敢於冒死堅持真理，不迷信偶像。他對天文地理，動植生物，善於觀察分析，富有科學精神，學識十分豐厚，不隻是書本文字的誇誇其談。
然而，過於剛正的人，是不受同僚歡迎的。謝禦史上書建議改進科舉製度，並多次進呈自己的論著，但是都沒有效果。於是，於1738年，自請外任。從此平郡王府裏也就少了一位良師，曹雪芹的從旁受益，自然也宣告結束了。
那麽，失掉了良師的親授，雪芹的「雜學」，當然也就更離不開各種社會的人群和各種書本了。
在雪芹從各處能借到書的地方找到的書裏麵，詩詞居首，再有就是史書，包括像司馬遷的《史記》，唐太宗主編的《晉書》等所謂「正史」，再有就是「野史」雜記、小說、劇本了。這些書，為雪芹展開了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於雪芹而言，不但是學識的源泉，也是教養的爐冶，文化的甄陶。
特別是那些書中的「批點」對曹雪芹的影響更是不可估量。批點是中國獨創的文學形式，十分奇特。它可以說是一舉而有多重的意義：批者對他崇拜的一部名作表述他的讚美，闡釋其價值所在，並且藉此抒發自己的感想，包括政治的、哲學的、社會的見解，還有藝術審美的理論與賞析。他們對曹的最巨大的影響就在於金聖歎提出的「六才子論」。也就是說金把《離騷》、《莊子》、《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這六部古代尊貴的自敘詩、哲理散文、歷史傳記、詩聖杜甫的詩集、民間小說故事、劇本這些本來傳統地位極為懸殊的文學體裁與成果，大膽地「拉平」了，給了同等的高度評價！他的批點的感染力是如此之大，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於清代的一般念書識字的人都為之傾倒，忍不住拍案叫絕。
曹雪芹欣喜若狂地接受了他們的教育與指引。
然而，當年的曹雪芹是不可能像我們今日，自由自在地盡情享讀「六才子」的。
不要說野史閑書，就是比那高貴十倍的古代詩文名著，也都屬於「雜學」、「雜作」之列，一般私塾是不會教給學生的，更不會放任讓學生去看。據考察，在曹雪芹接受教育的十年，本應是八股製藝風氣濃厚，通儒多講正經學問，兼擅詩賦文學的時代，可是從雍正開始，直到幹隆十年（1723-1745），忽又變為專重八股，其餘一概被貶斥了。因而，曹雪芹的「雜學」，都是他冒著風險、犯著眾怒而自己求索以得的。這樣的不守「學規」，還會引起家長和至親長輩對他的氣惱和憤怒，把他當作不求上進的不肖子弟，甚至被當作「下流敗類」。
這些在《紅樓夢》中，曹雪芹也進行了相應的描寫：
「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隻在外頭鬼混，卻又癡癡的。茗煙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想右想，皆是寶玉玩煩了的，隻有這件，寶玉不曾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玉一看，如行珍寶。茗煙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著走呢。」寶玉那裏肯不拿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麵書房內。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摘自《紅樓夢》第二十三回）
清代有一個規矩，就是諸皇子從六歲（實為五歲）就得「就傅」，從師就學，其他宗室「覺羅」是八歲須入宗學（官學）。而內務府包衣人的子弟則是十三歲以上的優秀生，方能選入景山官學或鹹安官學。於是曹雪芹長到十三歲的時候，其家境開始好轉，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聰慧過人的少年雪芹，自然也就被挑入官學。官學的供給相當優越，家長們都巴不得子弟能夠進去。
官學裏分為兩種課程：一是漢文功課，老師稱為教習；一是滿文功課，老師叫做「諳達」——據說是蒙古語，意思是「夥伴」。但那時教滿文滿語，逐步流為形式了，並不認真去教去學，僅僅是「應景」而已，因此諳達更主要的任務是教授騎射等武事方麵的基本功夫。
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決定了曹雪芹不可能像祖父那時代的人一樣去接觸無數的才子詩文家，同時，對於比他生時稍晚才興起的「幹嘉學派」的那種學術研究他更是了無緣分，因為不但年代是不相及的，而且那學派與八旗人的學問之道本來就是分途兩樣的。
作為一名學生，「四書」是必修的基本課，必須熟讀成誦才行——有的人甚至連「硃批」也能一齊背下來！這種訓練對於曹雪芹來說自然也是不能免除或避開的。在後來他寫的《紅樓夢》一書中對此表示了真實的想法，他認為：除了「四書」，古書都該燒掉，但他卻敢說：除「明明德」這句話外，世上根本無「書」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