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筆墨生涯
曹雪芹的文學事業，發端很早，如前所述，遠在他少年放浪、被鑰空房時，就已可能種下了寫作小說（盡管那也許還隻是一種具體而微的雛型）的種子。到幹隆十九年（甲戌·1754），定名為《石頭記》的小說，不但早已成形，而且已然有了"再評"的本子。現今流行於世的"甲戌本"，基本上應該是這個本子的遺蹟（雖然它上麵出現了較晚的批語，如有的晚至甲午，即幹隆三十九年〔1774〕，但這可以是後人從晚出別本的過錄匯抄，也可以是批者就原本歷年陸續有所增添）。甲戌本前麵有《凡例》，《凡例》的最後一則是第一回的"總冒"（此"總冒"在後來坊本中早已混為正文，不再可辨），"總冒"最後是一首"標題詩"（原本每回都應有"標題詩"，詩意切合本回內容；而這第一首詩卻不是切合第一回，而是籠罩全部書的句意，可證這獨屬首回的"總冒"亦即兼屬《凡例》，而為其末·例，並非轉抄誤連），那詩說：
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
（註：這首詩，似即出於脂硯齋之手。我們今天讀古代人的這種題詩，最須細心分析評論，如單看前四句，那就會或者認為這一派虛無、消極的人生觀就是"紅樓夢主題思想--色空論"，或者認為這種思想歪曲了曹雪芹。其實，無論批書者還是作書者，如果他們真是這樣的看法，就不會再去批書、作書了；所以後四句的啼痕、抱恨、字字是血，才是要緊的所在。）
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癡情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由這個本子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按指從此書許多異名中選定此名〕"的話來看，那抄閱再評實際也就是一次整理寫定的工作，因此上引的那首標題詩應即甲戌年所加的。可知到甲戌年為止，曹雪芹為寫這部小說至少已經歷了十年的辛勤勞苦。由甲戌上推十年，約當幹隆九年甲子（1744）。
在我們極端缺乏史料、隻能窺測推斷大概的條件下，不能不注意到這裏有一個現象：幹隆九年是敦誠初入宗學的年頭，而幹隆十九年是敦誠寫詩懷念曾與雪芹宗學相聚、並表明此際雪芹已經移居西郊山村的僅僅前二年，--可見雪芹移居城外的確切年頭相去幹隆十九年必不甚遠，即當在這年的前後。而如果敦誠既入宗學，雪芹也約略同時在宗學做事當差，那麽，雪芹十年辛苦、經營寫作《紅樓夢》的時間，就大部分和他在宗學的時間相吻合。看來，這種吻合併非是一個偶然的現象。
宗學固然絕不是曹雪芹認為最"理想"的地方，他在這裏的經歷也不會是十分愉快的，但這畢竟是一個學校，和其他當差的衙門、侍衛的宮廷等等之類的地方大有不同，它是一種閑冷之地，比起宦場的那些烏煙瘴氣、惡態醜形，在此要算清靜幽雅得多了，而且不管當時師傳弟受的"學業"是些什麽，這裏到底還是和筆墨詩文較為接近的一個"文化"之地；再說職位雖賤，終有一定的薪給，使曹雪芹的貧困生活得有相對的穩定感；他的差事也不是如何繁重，工餘暇豫的時間較多：所有這一切，都給他安排好一個便利寫作的環境。他充分利用了這個對他說來已然是十分難得的條件，決意要完成他蓄誌已久的小說創作事業，--恐怕這可能是當日的實際情況。
以幹隆九年而計，那時曹雪芹才不過二十歲剛過：這樣年輕的人，會創作出《紅樓夢》這樣深刻巨麗的作品嗎？這個疑問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想到，開始創稿時的《紅樓夢》，當然不會是十分完整和成熟的，實際到雪芹逝世為止，這部小說始終是在經歷著一個慘澹經營的過程。到甲戌年"再評"本出現時，曹雪芹已然是一個成熟的中年人了，何況甲戌年還遠遠不就是他最後寫定的時期。"再評"本首回裏"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自白，就說明了這整整十年都是他在不斷寫作、豐富、提高的歲月。現在所能見到的許多幹隆年間的舊抄本《紅樓夢》，文字章回，種種差異，或巨或細，沒有一個本子是和另一本完全相同的，這也說明了《紅樓夢》隨時都在修訂、潤色，並不是一下子就成為一個完整的定型的。曹雪芹天姿極高，絕頂聰明，而又早慧，二十歲過便開始經營《紅樓夢》，並不是什麽出乎常理之外的事情（註：明清時期特別早慧的文人，有確鑿證據證明並非記載誇誕的，例子甚多，舉不勝舉。袁枚七歲能作律句（十二歲中秀才）；王士禛八歲能詩；吳興幼女嚴靜甫九歲善書，兼工墨竹；陳洪綬四歲即能畫十餘尺巨像。邵二雲五歲能作排律詩，龔自珍二十三歲就作政論文章了。至張岱自狀其亡父張耀芳，雲："少極靈敏，九歲即通人道，病瘵幾死，日服參藥，大父母夾持之同宿，至十六而方就外傅。"（《瑯澴文集》卷四《家傳》）則封建時代之人子豈有捏造此等情事以厚自誣其尊親者乎？故知為實錄無疑。我舉這後一例證，有人甚至頗為驚怪，以為"欠妥"。但這是歷史事實，我們豈能自設清規戒律，連史實都不敢講一講？）。
由於曹雪芹的特殊身世和經歷，他自幼便飽經憂患，閱盡滄桑，從較為切近的人情物態，一直看到了較大範圍的種種世間相，對那個使他不勝其憎惡、憤疾的社會，日益走上叛離的道路。他認識到，在那個社會裏他不可能作出什麽有意義的事業；他看到，要想達到抒寫自己一腔憤慨、發揮個人文學才能的目的，在士大夫所熱中的那些文學形式裏是找不到出路的，於是他就下決心要徹底作個"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的人，發誓要以一生的精力來寫一部為大雅所不齒的"演義閑書""小說稗史"。
曹雪芹的文學事業，發端很早，如前所述，遠在他少年放浪、被鑰空房時，就已可能種下了寫作小說（盡管那也許還隻是一種具體而微的雛型）的種子。到幹隆十九年（甲戌·1754），定名為《石頭記》的小說，不但早已成形，而且已然有了"再評"的本子。現今流行於世的"甲戌本"，基本上應該是這個本子的遺蹟（雖然它上麵出現了較晚的批語，如有的晚至甲午，即幹隆三十九年〔1774〕，但這可以是後人從晚出別本的過錄匯抄，也可以是批者就原本歷年陸續有所增添）。甲戌本前麵有《凡例》，《凡例》的最後一則是第一回的"總冒"（此"總冒"在後來坊本中早已混為正文，不再可辨），"總冒"最後是一首"標題詩"（原本每回都應有"標題詩"，詩意切合本回內容；而這第一首詩卻不是切合第一回，而是籠罩全部書的句意，可證這獨屬首回的"總冒"亦即兼屬《凡例》，而為其末·例，並非轉抄誤連），那詩說：
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
（註：這首詩，似即出於脂硯齋之手。我們今天讀古代人的這種題詩，最須細心分析評論，如單看前四句，那就會或者認為這一派虛無、消極的人生觀就是"紅樓夢主題思想--色空論"，或者認為這種思想歪曲了曹雪芹。其實，無論批書者還是作書者，如果他們真是這樣的看法，就不會再去批書、作書了；所以後四句的啼痕、抱恨、字字是血，才是要緊的所在。）
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癡情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由這個本子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按指從此書許多異名中選定此名〕"的話來看，那抄閱再評實際也就是一次整理寫定的工作，因此上引的那首標題詩應即甲戌年所加的。可知到甲戌年為止，曹雪芹為寫這部小說至少已經歷了十年的辛勤勞苦。由甲戌上推十年，約當幹隆九年甲子（1744）。
在我們極端缺乏史料、隻能窺測推斷大概的條件下，不能不注意到這裏有一個現象：幹隆九年是敦誠初入宗學的年頭，而幹隆十九年是敦誠寫詩懷念曾與雪芹宗學相聚、並表明此際雪芹已經移居西郊山村的僅僅前二年，--可見雪芹移居城外的確切年頭相去幹隆十九年必不甚遠，即當在這年的前後。而如果敦誠既入宗學，雪芹也約略同時在宗學做事當差，那麽，雪芹十年辛苦、經營寫作《紅樓夢》的時間，就大部分和他在宗學的時間相吻合。看來，這種吻合併非是一個偶然的現象。
宗學固然絕不是曹雪芹認為最"理想"的地方，他在這裏的經歷也不會是十分愉快的，但這畢竟是一個學校，和其他當差的衙門、侍衛的宮廷等等之類的地方大有不同，它是一種閑冷之地，比起宦場的那些烏煙瘴氣、惡態醜形，在此要算清靜幽雅得多了，而且不管當時師傳弟受的"學業"是些什麽，這裏到底還是和筆墨詩文較為接近的一個"文化"之地；再說職位雖賤，終有一定的薪給，使曹雪芹的貧困生活得有相對的穩定感；他的差事也不是如何繁重，工餘暇豫的時間較多：所有這一切，都給他安排好一個便利寫作的環境。他充分利用了這個對他說來已然是十分難得的條件，決意要完成他蓄誌已久的小說創作事業，--恐怕這可能是當日的實際情況。
以幹隆九年而計，那時曹雪芹才不過二十歲剛過：這樣年輕的人，會創作出《紅樓夢》這樣深刻巨麗的作品嗎？這個疑問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想到，開始創稿時的《紅樓夢》，當然不會是十分完整和成熟的，實際到雪芹逝世為止，這部小說始終是在經歷著一個慘澹經營的過程。到甲戌年"再評"本出現時，曹雪芹已然是一個成熟的中年人了，何況甲戌年還遠遠不就是他最後寫定的時期。"再評"本首回裏"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自白，就說明了這整整十年都是他在不斷寫作、豐富、提高的歲月。現在所能見到的許多幹隆年間的舊抄本《紅樓夢》，文字章回，種種差異，或巨或細，沒有一個本子是和另一本完全相同的，這也說明了《紅樓夢》隨時都在修訂、潤色，並不是一下子就成為一個完整的定型的。曹雪芹天姿極高，絕頂聰明，而又早慧，二十歲過便開始經營《紅樓夢》，並不是什麽出乎常理之外的事情（註：明清時期特別早慧的文人，有確鑿證據證明並非記載誇誕的，例子甚多，舉不勝舉。袁枚七歲能作律句（十二歲中秀才）；王士禛八歲能詩；吳興幼女嚴靜甫九歲善書，兼工墨竹；陳洪綬四歲即能畫十餘尺巨像。邵二雲五歲能作排律詩，龔自珍二十三歲就作政論文章了。至張岱自狀其亡父張耀芳，雲："少極靈敏，九歲即通人道，病瘵幾死，日服參藥，大父母夾持之同宿，至十六而方就外傅。"（《瑯澴文集》卷四《家傳》）則封建時代之人子豈有捏造此等情事以厚自誣其尊親者乎？故知為實錄無疑。我舉這後一例證，有人甚至頗為驚怪，以為"欠妥"。但這是歷史事實，我們豈能自設清規戒律，連史實都不敢講一講？）。
由於曹雪芹的特殊身世和經歷，他自幼便飽經憂患，閱盡滄桑，從較為切近的人情物態，一直看到了較大範圍的種種世間相，對那個使他不勝其憎惡、憤疾的社會，日益走上叛離的道路。他認識到，在那個社會裏他不可能作出什麽有意義的事業；他看到，要想達到抒寫自己一腔憤慨、發揮個人文學才能的目的，在士大夫所熱中的那些文學形式裏是找不到出路的，於是他就下決心要徹底作個"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的人，發誓要以一生的精力來寫一部為大雅所不齒的"演義閑書""小說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