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這樣一所大宅院裏，敦氏弟兄度過了他們的求學的日子，曹雪芹度過了他當差的歲月。當差做事的曹雪芹，是要住在學裏照料的，而當時學生們也按規矩要住宿學中，每隔若幹日才許回家看望一次：因此，他們每逢日裏課畢，教師退憩，晚間多暇，便聚在一起，剪燭快談。我們可以想見，尤其當每年金風乍起，暑氣日消，夕事漸長，秋燈有味，他們的夜話是多麽大的享受！——這恐怕也就是少年敦誠的學校生活中是最大的快樂，所以他在若幹年後，還總忘不了這種真正的樂趣，見於吟詠，印象永難磨滅。
按「理」說，曹雪芹是包衣、是職事人，而敦氏是宗室、是學員，所以雪芹見了他們應該恭敬侍立、謹慎答應的（註：可參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二引某書：「凡各項包衣並小五處旗人，或奴籍，或重台，例不得與宗室、覺羅抗禮；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請曰：『求賞一坐。』然後坐，方合於禮。」）——當時旗人最講究的是場麵禮數。但他們由於氣味相投，道義為交，文章知重，隻有互相傾倒的份兒，誠、敏弟兄也是頗為豪爽熱烈的青年人，思想也比較自由清新，因此彼此便脫略故常，不拘俗禮；雪芹又是放達磊落，最恨世故的人，也便不和他們客氣；加以夜話必然不免弄些小食，佐以杯勺，用助談興，那雪芹隻要被了酒，狂情愈顯，談鋒越健——這就是因何敦誠後來寫出「接■倒著容君傲」的實情。詩人的語言常常別有妙趣：他們的所謂「容」，其實正是樂之的意義，因為隻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才得盡情充分地享受到了雪芹的那種迷人的奇談娓娓和高談雄辯。
敦誠他們的耳福是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給我們作下紀錄，以致咳唾珠玉，隨風散盡！雪芹到底怎樣談，談什麽？我們竟絲毫無從揣其影響。
敦誠後來寫過一篇《閑慵子傳》用以自況，其中有雲：「常經旬不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樂與其人談，又朵頤其餔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縱談。然談不及岩廊，不為月旦，亦不說鬼。」這是他立的「談約」三章：一不談朝廷政治，二不談人物短長，——這裏我們嗅出那專製時代的「莫談國事」「金人三緘其口」的恐怖氣味，容易理解。倒是最後一章有點令人意外。「強人說鬼」，是蘇東坡的故事，向來以為才人佳話，解釋者以為東坡愛聽人講故事，可以增強文學上的想像力。可是敦誠卻特別提出來「亦不說鬼」，有意翻案。這是何故呢？——難道是他因在「凶宅」裏上過學而被嚇怕了嗎？
我們當然知道，這和「凶宅」「狐魅」等等全然風馬牛。他所說的鬼，仍舊不過是借鬼指人，指那些「如鬼如蜮」的陰森險惡和卑鄙齷齪的人罷了。對這種人，他們不屑去談，因為早已把這些鬼蜮置於不齒之列了。
看來，他們的話題是有範圍、有分寸的，並不是胡談亂道。不過我們也不要忘了，文人好弄狡獪，說話寫文，往往是半真半假，有反有正。凡是他們特別指明所不願去談論的，實際往往也就是他們所特別關注的。岩廊、月旦、鬼蜮，雖然不是他們的話題的表麵，卻是他們心目中的譏評的對象。晉代高賢，放浪形骸，以酒為命，佯狂自全，口不臧否人物，——這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同所景慕仰止的，他們幾乎是在有意無意地和嵇、阮一輩古人走著一模一樣的路子，思想、行徑、氣味、作風，無不相似；但是晉賢「口不臧否人物」的實質，也正是深度的憤世嫉俗，是和他們對當時政治、社會的叛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實際上，他們的「談約」並不能完全約束他們的具體行動，敦氏兄弟在詩文中的表現可以證明這點，而曹雪芹（他的詩文不幸無從得見了！）卻是在他的故事、小說裏麵進行了他的更深刻的臧否。
十九 詩膽
曹雪芹這三個字，自從幹隆四十年前後開始較為普遍地為人所知起，直到今天，是作為極受歡迎的一位小說家的名字而流傳眾口的；可是在曹雪芹生時，情形不如此。還並不是說他的朋友們對他的小說天才完全不能賞識，——除非是他的小說寫得還不夠十足地好、或是朋友們的鑑賞能力還不如一般人高。顯然兩種假定都不合乎事實。那麽究竟原因安在呢？
這有三點可說。第一，在當時，小說這種文學還遠遠沒有取得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過是把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過是把它當作為「閑書」，最多也隻是看了欣賞，思想上絕不以為它是可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朋友們愛重曹雪芹，不會把他這一方麵的才能擺在第一位。第二，曹雪芹的小說，寓意甚深，牽涉頗廣，由於當時的種種政治、社會的原因，大家不敢明白地提起它。和曹雪芹約略同時的人，如宗室弘旿，就曾表示：「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餘聞之久矣，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就是個絕好的例子，因此，像近人歷史家所指出的：「康熙三十五年嚴禁小說，書估不敢私刻販賣；明季以來盛行之風自此頓衰。又四五是十年，始有《紅樓夢》之作，然隻抄閱而已，作者閱者俱有避忌。」這是一點不錯的。敦誠等詩中實在不無暗指《紅樓夢》的地方，但是始終未曾有一字的正麵明文，其原因也在於此。第三，雪芹多才多藝，除了作小說，他還有其他方麵的文學才能，更值得朋友們重視和讚嘆。
按「理」說，曹雪芹是包衣、是職事人，而敦氏是宗室、是學員，所以雪芹見了他們應該恭敬侍立、謹慎答應的（註：可參看《清朝野史大觀》卷二引某書：「凡各項包衣並小五處旗人，或奴籍，或重台，例不得與宗室、覺羅抗禮；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請曰：『求賞一坐。』然後坐，方合於禮。」）——當時旗人最講究的是場麵禮數。但他們由於氣味相投，道義為交，文章知重，隻有互相傾倒的份兒，誠、敏弟兄也是頗為豪爽熱烈的青年人，思想也比較自由清新，因此彼此便脫略故常，不拘俗禮；雪芹又是放達磊落，最恨世故的人，也便不和他們客氣；加以夜話必然不免弄些小食，佐以杯勺，用助談興，那雪芹隻要被了酒，狂情愈顯，談鋒越健——這就是因何敦誠後來寫出「接■倒著容君傲」的實情。詩人的語言常常別有妙趣：他們的所謂「容」，其實正是樂之的意義，因為隻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才得盡情充分地享受到了雪芹的那種迷人的奇談娓娓和高談雄辯。
敦誠他們的耳福是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給我們作下紀錄，以致咳唾珠玉，隨風散盡！雪芹到底怎樣談，談什麽？我們竟絲毫無從揣其影響。
敦誠後來寫過一篇《閑慵子傳》用以自況，其中有雲：「常經旬不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樂與其人談，又朵頤其餔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縱談。然談不及岩廊，不為月旦，亦不說鬼。」這是他立的「談約」三章：一不談朝廷政治，二不談人物短長，——這裏我們嗅出那專製時代的「莫談國事」「金人三緘其口」的恐怖氣味，容易理解。倒是最後一章有點令人意外。「強人說鬼」，是蘇東坡的故事，向來以為才人佳話，解釋者以為東坡愛聽人講故事，可以增強文學上的想像力。可是敦誠卻特別提出來「亦不說鬼」，有意翻案。這是何故呢？——難道是他因在「凶宅」裏上過學而被嚇怕了嗎？
我們當然知道，這和「凶宅」「狐魅」等等全然風馬牛。他所說的鬼，仍舊不過是借鬼指人，指那些「如鬼如蜮」的陰森險惡和卑鄙齷齪的人罷了。對這種人，他們不屑去談，因為早已把這些鬼蜮置於不齒之列了。
看來，他們的話題是有範圍、有分寸的，並不是胡談亂道。不過我們也不要忘了，文人好弄狡獪，說話寫文，往往是半真半假，有反有正。凡是他們特別指明所不願去談論的，實際往往也就是他們所特別關注的。岩廊、月旦、鬼蜮，雖然不是他們的話題的表麵，卻是他們心目中的譏評的對象。晉代高賢，放浪形骸，以酒為命，佯狂自全，口不臧否人物，——這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同所景慕仰止的，他們幾乎是在有意無意地和嵇、阮一輩古人走著一模一樣的路子，思想、行徑、氣味、作風，無不相似；但是晉賢「口不臧否人物」的實質，也正是深度的憤世嫉俗，是和他們對當時政治、社會的叛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實際上，他們的「談約」並不能完全約束他們的具體行動，敦氏兄弟在詩文中的表現可以證明這點，而曹雪芹（他的詩文不幸無從得見了！）卻是在他的故事、小說裏麵進行了他的更深刻的臧否。
十九 詩膽
曹雪芹這三個字，自從幹隆四十年前後開始較為普遍地為人所知起，直到今天，是作為極受歡迎的一位小說家的名字而流傳眾口的；可是在曹雪芹生時，情形不如此。還並不是說他的朋友們對他的小說天才完全不能賞識，——除非是他的小說寫得還不夠十足地好、或是朋友們的鑑賞能力還不如一般人高。顯然兩種假定都不合乎事實。那麽究竟原因安在呢？
這有三點可說。第一，在當時，小說這種文學還遠遠沒有取得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過是把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過是把它當作為「閑書」，最多也隻是看了欣賞，思想上絕不以為它是可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朋友們愛重曹雪芹，不會把他這一方麵的才能擺在第一位。第二，曹雪芹的小說，寓意甚深，牽涉頗廣，由於當時的種種政治、社會的原因，大家不敢明白地提起它。和曹雪芹約略同時的人，如宗室弘旿，就曾表示：「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餘聞之久矣，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就是個絕好的例子，因此，像近人歷史家所指出的：「康熙三十五年嚴禁小說，書估不敢私刻販賣；明季以來盛行之風自此頓衰。又四五是十年，始有《紅樓夢》之作，然隻抄閱而已，作者閱者俱有避忌。」這是一點不錯的。敦誠等詩中實在不無暗指《紅樓夢》的地方，但是始終未曾有一字的正麵明文，其原因也在於此。第三，雪芹多才多藝，除了作小說，他還有其他方麵的文學才能，更值得朋友們重視和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