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在幾千萬生命中，有兩人得以倖存！這個想法能給人多少慰藉？
[1]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後文的貝當元帥擔任政府元首。
第十三章 白鳥之歌
白鳥曾喑，一朝齊鳴。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生活在戰爭中，自從西班牙內戰爆發以來，幾乎已經過了十年，當和平終於降臨歐洲時，真像是一場夢。法國舉國歡慶，大家陶醉在勝利和自由的氣氛裏。一夕之間，我的處境有了很大的改變！仿佛人人都恨不得多為我做點兒什麽，行程排滿了訪問、接待、各種機構贈予的學位、豪華的盛宴。在那些宴席上，有時我會想到，就在幾個月前，為了此時桌上吃剩的半條麵包，我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走在祝福我的群眾中，不管我去到哪兒，那兒都飄揚著加泰隆尼亞的旗幟。法國政府頒給我榮譽軍團大軍官勳章，好幾個法國城鎮封我為榮譽市民，其中之一就是佩皮尼昂。當地報紙以大標題歡迎我，之前我敲響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鍾時，汙衊我是惡棍和刺客的也是這份報紙！
我固然深深感激這些殷勤的關懷和友好的表示，但我的心裏卻被別的事情占滿。我那些流亡在外的同胞迫切需要幫助，他們或是從集中營獲釋，或是從德國的奴工營歸來，沒有幾個人有能力維持生計。許多人或病或殘，處於半飢餓狀態。成千上萬的法國人的處境也很悲慘，衣食無著、無家可歸。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舉行慈善演奏會，為了救援西班牙難民，也為了紅十字會和其他類似機構。我去一些城鎮拜訪為西班牙孤兒設立的孤兒院，那些幼小的身影，每一個都代表著一齣悲劇。看著他們憂傷的眼神，誰能夠為了自己的幸運感到安慰？祖國那些囚滿了我的同胞的監獄也常縈繞在我心頭。為了戰勝法西斯主義，幾百萬人奮戰、犧牲，如今我最渴望的是看見我的同胞掙脫法西斯的暴政，重獲自由。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受邀前去英國訪問。距離我上一次造訪這個可親的國家，似乎已經過了一整個時代。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多麽期待見到我那些老友！當我去法國的英國航空公司購買機票時，對方說：「什麽？你打算付錢嗎？這絕對不成！你是我們的貴賓！」在倫敦機場，當我把行李提交海關檢查時，海關人員露出微笑，搖搖頭。他們不打算檢查我的東西。
雖然我知道納粹轟炸過倫敦，但此刻所見的慘況仍令我難受。建築物的殘垣斷壁，巨大的彈坑和成堆的瓦礫，整片街區蕩然無存。這一切都讓我想起我在巴塞隆納目睹的轟炸。然而，又一次，就在英國的廢墟之間，我發現再多的轟炸也毀不掉人類的精神。從英國人的談話中，你絕對想不到他們經受的嚴酷考驗，他們根本不提做出的犧牲和遭受痛苦。事實上，他們似乎煥發出樂觀的精神和愉快的心情。我知道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贏得了一場重大的勝利，也是因為任何事都無法擊倒這樣的人民。
在《倫敦愛樂新聞》的一次訪談中，我說了一段話，表達我對英國人民的尊敬與愛。我提到在納粹占領區時，我們是如何依賴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字一句，而倫敦對我們來說就是自由之都。「今天，」我說，「倫敦是希望之都。」我說到另一件我所關切的事，即英國音樂家在戰爭期間扮演的光榮角色。我對倫敦愛樂管弦樂團的成員說：
「我在庇裏牛斯山小小的避難所，時時刻刻關注著偉大的英國所經歷的一切，我認為你們這個頂尖交響樂團和獨奏家創造的無數成就，就跟貴國政治與軍事領袖的行動一樣重要。我知道各位在敵軍轟炸之下，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演奏，維持偉大的音樂於不墜，我也知道，戰時的苦難歲月為那些音樂大師的作品培養出幾百萬名新聽眾。
「我在英國好幾個城市舉行過演奏會。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行的那一場。我上一次跟管弦樂團合奏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的琉森音樂節，當時的指揮是阿德裏安·博爾特爵士。如今時隔六年，他再度指揮。音樂廳裏坐滿幾千名觀眾，而擠在外頭的人似乎還要多。我演奏舒曼和埃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返場曲，我還演奏了一首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當我演出結束離開音樂廳時，街上的群眾是那般擁擠，警察費了好些時間才得以讓我乘坐的車通行。我不急，我可以在那些神采煥發的人群中待上幾個鍾頭！
「那愉快的一晚有件事尤其讓我記憶深刻。音樂會結束後，一位老先生在舞台門邊等我，他蓄著白鬍子，身披飄垂的鬥篷。『你還認得我嗎？』他說。那不是別人，正是我的老友，大提琴家魯維奧！我跟他初次見麵是在將近六十年前，我那時還是個十一歲男孩，在巴塞隆納的托斯特咖啡館演奏。『對，』他說，『那一夜我告訴阿爾貝尼茨，總有一天，這個小傢夥會造成轟動！』
「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那場音樂會之後幾天，我受邀去英國廣播公司的播音室演奏，並通過廣播向我那些在加泰隆尼亞的同胞說幾句話。演奏完畢，我湊近麥克風，起初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一刻令我難以承受。我點燃了菸鬥，稍微平復了心情，幫我找回心中的聲音。『我的思緒飛向你們，我親愛的同胞，不管你們是流亡在外，還是在我們所愛的故國。』我說，『我從卡尼古山下的隱居之處——在庇裏牛斯山的另一邊——來到此地。首先我想要謝謝殷勤接待我的英國主人，他們麵對戰爭的殘酷考驗，展現出如此的英雄氣概，凡是珍惜自由與正義之人都應該感謝他們。如今我們期望他們能維持和平，重建歐洲的道德。』」
[1]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占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後文的貝當元帥擔任政府元首。
第十三章 白鳥之歌
白鳥曾喑，一朝齊鳴。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生活在戰爭中，自從西班牙內戰爆發以來，幾乎已經過了十年，當和平終於降臨歐洲時，真像是一場夢。法國舉國歡慶，大家陶醉在勝利和自由的氣氛裏。一夕之間，我的處境有了很大的改變！仿佛人人都恨不得多為我做點兒什麽，行程排滿了訪問、接待、各種機構贈予的學位、豪華的盛宴。在那些宴席上，有時我會想到，就在幾個月前，為了此時桌上吃剩的半條麵包，我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走在祝福我的群眾中，不管我去到哪兒，那兒都飄揚著加泰隆尼亞的旗幟。法國政府頒給我榮譽軍團大軍官勳章，好幾個法國城鎮封我為榮譽市民，其中之一就是佩皮尼昂。當地報紙以大標題歡迎我，之前我敲響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鍾時，汙衊我是惡棍和刺客的也是這份報紙！
我固然深深感激這些殷勤的關懷和友好的表示，但我的心裏卻被別的事情占滿。我那些流亡在外的同胞迫切需要幫助，他們或是從集中營獲釋，或是從德國的奴工營歸來，沒有幾個人有能力維持生計。許多人或病或殘，處於半飢餓狀態。成千上萬的法國人的處境也很悲慘，衣食無著、無家可歸。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舉行慈善演奏會，為了救援西班牙難民，也為了紅十字會和其他類似機構。我去一些城鎮拜訪為西班牙孤兒設立的孤兒院，那些幼小的身影，每一個都代表著一齣悲劇。看著他們憂傷的眼神，誰能夠為了自己的幸運感到安慰？祖國那些囚滿了我的同胞的監獄也常縈繞在我心頭。為了戰勝法西斯主義，幾百萬人奮戰、犧牲，如今我最渴望的是看見我的同胞掙脫法西斯的暴政，重獲自由。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受邀前去英國訪問。距離我上一次造訪這個可親的國家，似乎已經過了一整個時代。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多麽期待見到我那些老友！當我去法國的英國航空公司購買機票時，對方說：「什麽？你打算付錢嗎？這絕對不成！你是我們的貴賓！」在倫敦機場，當我把行李提交海關檢查時，海關人員露出微笑，搖搖頭。他們不打算檢查我的東西。
雖然我知道納粹轟炸過倫敦，但此刻所見的慘況仍令我難受。建築物的殘垣斷壁，巨大的彈坑和成堆的瓦礫，整片街區蕩然無存。這一切都讓我想起我在巴塞隆納目睹的轟炸。然而，又一次，就在英國的廢墟之間，我發現再多的轟炸也毀不掉人類的精神。從英國人的談話中，你絕對想不到他們經受的嚴酷考驗，他們根本不提做出的犧牲和遭受痛苦。事實上，他們似乎煥發出樂觀的精神和愉快的心情。我知道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贏得了一場重大的勝利，也是因為任何事都無法擊倒這樣的人民。
在《倫敦愛樂新聞》的一次訪談中，我說了一段話，表達我對英國人民的尊敬與愛。我提到在納粹占領區時，我們是如何依賴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字一句，而倫敦對我們來說就是自由之都。「今天，」我說，「倫敦是希望之都。」我說到另一件我所關切的事，即英國音樂家在戰爭期間扮演的光榮角色。我對倫敦愛樂管弦樂團的成員說：
「我在庇裏牛斯山小小的避難所，時時刻刻關注著偉大的英國所經歷的一切，我認為你們這個頂尖交響樂團和獨奏家創造的無數成就，就跟貴國政治與軍事領袖的行動一樣重要。我知道各位在敵軍轟炸之下，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演奏，維持偉大的音樂於不墜，我也知道，戰時的苦難歲月為那些音樂大師的作品培養出幾百萬名新聽眾。
「我在英國好幾個城市舉行過演奏會。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行的那一場。我上一次跟管弦樂團合奏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的琉森音樂節，當時的指揮是阿德裏安·博爾特爵士。如今時隔六年，他再度指揮。音樂廳裏坐滿幾千名觀眾，而擠在外頭的人似乎還要多。我演奏舒曼和埃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返場曲，我還演奏了一首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當我演出結束離開音樂廳時，街上的群眾是那般擁擠，警察費了好些時間才得以讓我乘坐的車通行。我不急，我可以在那些神采煥發的人群中待上幾個鍾頭！
「那愉快的一晚有件事尤其讓我記憶深刻。音樂會結束後，一位老先生在舞台門邊等我，他蓄著白鬍子，身披飄垂的鬥篷。『你還認得我嗎？』他說。那不是別人，正是我的老友，大提琴家魯維奧！我跟他初次見麵是在將近六十年前，我那時還是個十一歲男孩，在巴塞隆納的托斯特咖啡館演奏。『對，』他說，『那一夜我告訴阿爾貝尼茨，總有一天，這個小傢夥會造成轟動！』
「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那場音樂會之後幾天，我受邀去英國廣播公司的播音室演奏，並通過廣播向我那些在加泰隆尼亞的同胞說幾句話。演奏完畢，我湊近麥克風，起初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一刻令我難以承受。我點燃了菸鬥，稍微平復了心情，幫我找回心中的聲音。『我的思緒飛向你們，我親愛的同胞，不管你們是流亡在外，還是在我們所愛的故國。』我說，『我從卡尼古山下的隱居之處——在庇裏牛斯山的另一邊——來到此地。首先我想要謝謝殷勤接待我的英國主人，他們麵對戰爭的殘酷考驗，展現出如此的英雄氣概，凡是珍惜自由與正義之人都應該感謝他們。如今我們期望他們能維持和平，重建歐洲的道德。』」